我的家族和中国

戴维·洛克菲勒

1973 年 6月29 日深夜，也就是大通的莫斯科代表处成立刚刚过了一个月以后，我和佩吉坐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也是历史性的一次访问，因为我是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美国银行家。那天下午，我签署了一份协议，从而使大通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家美国代理行。

在 1973 年，到中国旅行简直就是空想，因为中国人对资本主义还怀有难以消除的敌意。这个国家还在开展“文化大革命”，使人无法判断将来掌权的会是“文化大革命”中起家的造反派，还是周恩来总理小心谨慎地保护起来的改革派。对于他们为什么同意邀请我访华，我只能揣测。其中的一个可能是，继尼克松访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寻找扩大与美国接触的范围。

我想象的是，要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关系的过程，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因为两国之间的积怨太深了。因此，當尼克松把与苏联缓和关系的进程延伸到采取一种同样强有力的动作，以便促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归于好”时，我感到既吃惊又备受鼓舞。尼克松在 1972 年 2 月对北京的访问，以及几个月以后在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的峰会，打破了控制着国际关系整整一代人的冷战的僵局，改变了全球的力量平衡。

我把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看做大通的一个潜在商机，类似我们曾经追寻并于后来获得的在苏联以及东欧的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机会。此外，我希望我能有机会与这个国家重新建立起联系，因为我的家族曾经在那里拥有过多年的重要利益。

慈善重点

祖父跟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企业家一样，一直急于挖掘“中国市场”的潜力。

“为中国灯加油”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第一批广告口号之一，反映了在 19 世纪最后的那些年期间，那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到处出现的对煤油的巨大需求。事实上，到了20 世纪20 年代中期，标准石油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已经建立了广泛的市场营销网络。

自从祖父从自己的第一张工资支票中拿出几个便士捐献给在那里已经颇具规模的浸礼会传教士以来，中国一直是我们家族慈善捐献的重点。到了20 世纪20 年代，这种早期的、以宗教为主的利益，已经被更大规模的慈善支出所取代，我父亲和与洛克菲勒家族有关的基金会的直接捐献，涉及范围广泛的各个项目，包括长江流域的综合经济开发、南京附近的明陵的修复、大众健康和医疗教育，甚至还有改革中国海关制度的项目。

但是，从持久影响力的角度说，最显著的例子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援助。从 1915 年开始，基金会的官员就创建了一个一流的研究院，重点研究寄生物学、传染病和营养不良——这些问题当时在中国很普遍。协和医科大学还培训了一代医生和护士，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建立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1年夏天，我父母到北京旅行——那是他们唯一一次访问亚洲——参加协和医科大学的正式成立。时间过去了 75 年，我还清晰地记得他们离家3个月走访日本、朝鲜和中国期间，我是多么想念他们。那次旅行对于他们两人来说都受益匪浅：他们对亚洲艺术的兴趣更浓厚了，并且开始收集来自那三种文化的陶瓷、纺织、版画、绘画和雕塑。

更重要的是，父亲相信了： 虽然美国的慈善事业在中国的现代化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传统的美国传教士的工作已经过时，与这个国家的需求已经不吻合。我父母由此各自得出的经验不仅对他们自己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了我和我哥哥们的生活。

重返中国

从我父母的中国之行到我自己的访华，间隔了半个世纪。尼克松的中国战略变得明朗，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开始改善，我便开始考虑亲自访问中国的可能性。197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后，访华的前景变得更加现实可行。这一件事意味着中国大陆多年来被孤立的局势已经结束，意味着中国开始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负责任的角色。

1972 年，尼克松从北京回国后不久，我就争取获准进入中国的最佳方式问题征求了亨利 . 基辛格的意见。他叫我联络黄华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常驻美国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基辛格告诫我要有耐心。基辛格是对的。安排一次邀请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基辛格的支持显然是关键。当负责与联合国的公共关系的大通副总裁利奥.皮埃尔（Leo Pierre）听说黄华一行将来纽约的时候，利奥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在罗斯福饭店（Roosevelt Hotel）的大堂里等候中国代表团的来临。当他们终于露面的时候，他主动走到大使的跟前，解释了自己的来意。

利奥的姿态给黄华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以后，中国使团就在大通开了一个账户。有了这一积极的背景，1973年1月，我让利奥转交了我和佩吉写给大使和大使夫人的一封信，邀请他们到我们家一起喝茶。我们的邀请很快被接受了。

在他们即将离开的时候，我才提起了我对访华的兴趣。大使只是说，他将短暂回北京，希望回来的时候与我们再次见面。那天晚上，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邀请我们参加乔治.布什的告别宴会——他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即将卸任。总共只有 16 位客人，其中就有我们下午“喝茶”的同伴。见到我和佩吉出席这种在他看来只有外交官参加的活动，黄大使很吃惊。这是一次愉快的巧合，也许向他暗示了，我的兴趣和关系不仅仅是在金融界，而这一点也许加大了我再次与他会面的概率。

几个月以后，大使写信告诉我说，他已经回到纽约。我邀请他参观现代艺术博物馆——他还没有来过这个博物馆——然后在我们家共进午餐。在我们喝着开胃酒的时候，黄大使不经意地提到，我和佩吉已经被列入受邀参加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从拉瓦尔品第飞往北京的首航名单上。他说，他曾经想到，我们也许喜欢自己直接抵达中国。我对这种相当婉转的邀请感到欣喜，立刻表示接受。

我在取得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出的正式邀请之后，立刻着手更多地学习中国的历史及其当代政治经济形势。我们约见了美国外交协会的专家们——他们在几年前曾建议美国政府施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以及两位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米歇尔 .奥克 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

我与黄大使第一次见面后没过多久，商业部部长弗雷德里克.登特邀请我加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U.S.-China Trade）。1973 年年初，尼克松政府成立了这个委员会，作为争取公众支持其对中国政策的战略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政府与私营部门混合的团体，致力于增加与中国的贸易机会。我成了该委员会的副主席，参加了 1973 年 5月——在我动身前往中国之前仅仅几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在那个时候，真正进入中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们首先飞到香港，然后在第二天乘坐两个小时的火车从九龙到达广东省的一个边境小村庄罗湖。我们走下火车，迎着中国夏季潮湿的热气，自己提着行李走过横跨在一条小河上的铁路桥，高音喇叭里传出“东方红”以及其他的爱国歌曲。正当我们进入大陆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正往境外走 的 W.迈克尔.布卢门撒尔（W. Michael Blumenthal）——本蒂克斯公司（Bendix Corporation）總裁，后来成了财政部部长。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从中国往回返，我们心里踏实了下来。

在我们乘车进入北京的路上，挤满了骑自行车的人们，以及各种马车、牛车。我们当时以及在中国逗留的整个期间，都没有看到多少汽车。最后，我们到了市中心一处十分优雅的北京饭店。这家古老的大饭店是在20世纪初为接待欧洲游客而修建的（我的父母和露西姨妈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经住在这里），如今已经失修多年。尽管如此，这已经是市里最好的下榻处，饭店职员彬彬有礼，对我们有求必应。

在我 35 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为大通而出差的时候，几乎每次都要在动身前确认事先安排的会议日程。这次的旅行则不同。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日程安排，也不知道我们会见到什么人，直到我们到了北京。我们打开行李后不久，我们那位来自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东道主——中国的一位退休的外交官——给我们打来电话，问我们希望去什么地方、打算见什么人。我们告诉他，我们希望在北京待四五天，渴望见到高级政府官员——特别提到了周恩来总理——并且参观长城、十三陵和故宫。我们还请求允许我们到西安、上海和广州旅游。他说，这些要求大部分能够安排，但是与高级官员的会晤——尤其是周恩来，要到我们在京逗留期间的最后才能确定。

在离开纽约之前，我们就听说，在中国旅行十分困难，因此我曾经问过黄大使，我们是否可以使用大通的飞机旅行。黄大使没有同意，声称还没有为私人飞机服务的设施，但是政府将安排一架飞机供我们使用。他们的确做到了：一架四引擎 24 座苏联制图波列夫飞机，机组人员 4 人，足够我们 6个人外加 4 名翻译使用了。鉴于当时中国极其有限的航空服务，这一姿态明确暗示了中国对我们的访问的重视。

会见周总理

尽管遭遇了一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但我们在北京与中国官员的会谈进行得很好。其中最重要的是与管理着国家对外财经和金融关系的国有中国人民银行主任进行的会谈。该主任似乎怀疑最基本的西方金融措施，没有把握是否应当采用这种措施。

问题已经很清楚，即便我们与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关系，这种关系也将非常有限。然而，令我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在用了一个多小时时间列举了所有理由、说明中国为什么不能向外贸或外国投资敞开大门之后，那位主任突然宣称，中国人民银行有兴趣与大通建立一种有限的代理关系。我不失时机地接受了他的提议。

即便是如此保守的安排，执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拖拖拉拉。代理关系一般要求外国银行在纽约开设一个美元账户。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存款却会导致灾难性后果：自共产党掌权以后，美国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索赔被没收的资产总额预计为 2.5 亿美元，而美国政府作为报复所冻结的中国在美国资产的总额为7500万美元。在有关这些冻结资产差额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在我们这里存了款，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金就会被美国政府没收。因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我们采取了非常规做法，即在中国人民银行存入美元，这样我们就能满足他们的建议，跟我们开展小规模信贷和汇款业务。

虽然许多人批评大通又跟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做生意，但我相信作为在中国的第一家美国银行是有巨大潜力的——尽管在这种关系产生利润之前还需要一段时间。我感觉我们的新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更大范围的美国利益。尼克松和基辛格打开的外交渠道具有巨大意义，但如果想全面实现中美关系重归于好的硕果，就有必要在民间层次和政府层次进行交往，只能通过个人交往、通过逐步建立越来越密切关系的过程才能实现。我感到满意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作用。

我们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就要到了，而周恩来总理会不会接见我们，却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们开始担心愿望可能会落空。但是，那天下午，我们被告知晚饭后不要离开饭店，等候进一步通知。至于等着我们的可能是什么，没有更多的解释。

晚上 9 点过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一个官员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们：总理将于 10 点 45 分准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折腾了一天，又吃了一顿丰盛的中餐，我们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见周恩来的希望，转而考虑睡觉以及第二天离开的事情。那位官员的话立刻让我们振奋起来。

10 点 30 分，我们离开饭店，乘车穿过灯光昏暗的街道，来到不远处的天安门广场。紫禁城的红墙、天安门城楼上巨大的毛泽东画像在夜色中影影绰绰。我们缓慢地绕过广场，准时在指定的时间停在了人民大会堂南边的一个入口旁。

周恩来总理亲自站在台阶上面迎接我们。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基辛格历史性的中国之行期间的助手之一、后来成了驻华大使——后来告诉我，这对于周恩来来说是一种不寻常的姿态。无论是对尼克松还是基辛格，他都没有这么做。总理本人比照片中更加瘦小。他身穿标准的深灰色中山装，别着红像章。他跟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握手，然后站在一幅巨大的绘画“迎客松”前拍照。接着，我们走进铺满地毯的宽敞的台湾厅。我们坐在厚厚的沙发椅上，围着周恩来形成一个正规的方形。

周恩来似乎最感兴趣的是讨论国际经济和货币形势。他向我问及了美元的疲软——在过去的两年里，美元实际的贬值幅度达到了 20%，以及美国的高通胀率和国际汇率的波动问题。他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经历的灾难性贬值，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失控的通货膨胀——那使他回忆起了 20 世纪 20 年代初他在巴黎和柏林当学生的日子。他询问类似那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美国。周恩来指出，他跟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谈过以后确信，他们两人“对经济学似乎都不十分感兴趣，也不是很懂”。

对于美国的经济问题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总理似乎十分担忧，并让我解释一下国际货币体制——在夜已经那么深的时候，事先又没有准备，这可实在是个难题！我说我会试试，但可能要说一阵子。虽然我肯定我的同事们对这种午夜讲课一定会退避三舍，可周恩来只是点了点头，示意我继续。

我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讲到马歇尔计划、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世界贸易的迅猛增长，以及欧元市场的出现。我谈到了 60 年代中期因約翰逊总统“大炮及奶油”财政和预算政策而造成的美国通货膨胀恶性循环。我说，那些政策导致了收支逆差，而收支逆差又导致了尼克松于 1971 年决定放弃金本位，控制工资和价格。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回到了话题上，归纳说，给美元带来麻烦的是美国的错误经济政策，而不是经济的根本痼疾。我觉得，如果我们实施更加审慎的经济政策，美元还会再次坚挺起来。

周恩来听得十分认真，等我说完以后，他问了我刚刚谈到的贸易和货币方面的几个问题。 周恩来承认，贸易对中国的增长和发展可能会十分有益。会谈在将近凌晨一点结束。周恩来礼节性地送我们到门口，和我们每人道别。这是一次让人欢欣鼓舞的会谈。周恩来很友好，而我对他在探讨严肃问题时的浓厚兴趣感到十分惊讶。

邓小平印象

在后来的 15 年里，我又访问了中国 5 次，并多次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班人们交谈。这些访问让我有机会观察到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变化。

1978 年 12 月，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家们终于就棘手的台湾问题达成了共识，并由此全面恢复了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随着“冻结资产”问题的解决，大通与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全面的代理关系。中国人民银行终于在我们的纽约总部开设了一个数额可观的美元账户。此外，财政部批准大通在北京设立一个代表处，不久我们就放出了第一笔贷款——贷给中国的冶金部。大通世界信息公司（Chase World Information Corporation）——那是我们在1972 年创建的信息服务子公司——开始将中国的投资机会介绍给美国商人。

大通在许多方面成了中国进入美国的入口。1979 年，我们在纽约为中国的财政部部长举行商务午餐会，又在第二年的 6 月组织了一次中国研讨会，参加该研讨会的有来自 200 多家美国公司的高级代表。同年的秋天，我在波坎蒂克为副总理薄一波举办了一个小型私人午餐会，作陪的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荣毅仁。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邓小平任命荣毅仁负责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邓小平知道中国亟须外国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发展，便找来了荣毅仁——他是具备必要知识、在西方拥有关系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荣毅仁是位精明能干、高瞻远瞩的商人，很快就成了在中国的大量外国投资商的首选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他成了好朋友。

通往中国的大门敞开了，而在美国各公司鱼贯而入的时候，大通正在大门里面恭候。

1981 年 5 月，我再次访问中国——那时我刚刚从大通退休不久——看到了变革的更多迹象。中国呈现了一种新的开放，而这些是我前几次访问中国时所没有看到的。这种变化的一个迹象是中国领导人愿意与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会面。三边委员会的东京会议结束后，我们一个代表团赶到北京，与十几位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讨论中国与三边委员会各国经济合作的机会。那次访问的高潮是我们与中国的3位副总理会面，包括邓小平本人。

邓小平个子不高，看起来饱经风霜。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 77 岁，邓小平非常愿意讨论任何问题。在整个会面期间，他全神贯注，似乎急切地要我们放心，他已下决心继续推进改革。

1988 年 5 月，我与大通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到北京进行了 4 天的访问。在我过去的访问中，我曾经与中国官员在人民大会堂里他们的办公室会面。这一次，我们的会见地点在故宫旁边的中南海里面的紫光阁，那里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官员自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开始居住的地方。这个地区非常精致；环绕着两个美丽的湖泊，里面坐落着一所所传统的中国式住宅。邓小平更加瘦弱了，但他的头脑跟过去一样敏锐。邓小平表示，他已经属于半退休状态，因为他希望给年轻的领导人腾位置。他很高兴地注意到亨利.基辛格也来了——他是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与邓小平曾经多次见面——并高度评价他在 7 年前与我的三边委员会举行的会谈。

邓小平骄傲地介绍了中国在过去的 10 年里取得的成就，也坦率地评估了一下中国的当前形势。由于科技水平低，加上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国家在经济上还很薄弱。解决的办法在于经济增长和限制人口增长的计划。但是，中国还需要外国投资和引进先进科技。邓小平对此非常乐观，并期望中国到 20 世纪末将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在会谈结束时，他说中国别无选择，只有走改革的道路，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他正敦促他的接班人们加快步伐。邓小平承认，错误不可避免， 但觉得它不会影响改革的努力。“中国不应当害怕犯错误，”他说，“但应当避免重复犯错误。”

我们必须记住，是邓小平下令摈弃了人民公社体制，开展对外贸易和接受外国投资，并且启动了民主化的进程。21 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变得更加开放，思想更加解放，远远超过了我 30年前所认识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