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扬弃之后的社会形态

【摘 要】坚持抽象人性的马尔库塞在对异化扬弃后的社会形态上最终不得不与马克思分道扬镳，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乌托邦”在马尔库塞异化扬弃的归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是马尔库塞异化论最终结局表现，用马尔库塞自己的话说就是：“你可以说我为一个乌托邦人”，“我是一个绝对不可救药的感伤的浪漫主义者”。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是对人类社会现实运动一种历史趋向的科学洞见。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狀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1

【关键词】马尔库塞；马克思；乌托邦；社会形态

一、马尔库塞论异化扬弃后的社会形态

莫尔《关于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一书中提出“乌托邦”以来，就被空想社会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者及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广泛的使用。“乌托邦”大体上有两种意思，一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乌有之乡；二是理想的完美境界。对于乌托邦理论来说，有近代与现代的区别。早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一大批社会主义改革家，尤其是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通过乌托邦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对人的摧残，对资本主义采取一种批判的立场。而现代的乌托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状况下，尤其是在社会一体化，无产阶级消失情况下，现代乌托邦并不象近代乌托邦一样强烈带有批判意识。现代乌托邦理论本质上陷入一种普遍悲观主义的情调之中，找不到未来的出路，而马尔库塞乌托邦终结论是现代乌托邦理论的突出代表。

首先，马尔库塞从“乌托邦”的历史界限来论证乌托邦的可实现性及其应当终结的问题。马尔库塞指出：“乌托邦是一个历史概念”，它原指“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变革的纲领”2。其原因有两种，一是现存社会的种种主客观因素妨碍了这一社会变革的纲领的实现；另一是，这种社会变革的纲领与真正的自然规律相矛盾。可是，就前一个原因来说，“不可实现的标准”本来就是不充分的，因为主客观上不利变革的因素能在革命过程中克服；后一个原因虽然是超出历史范围的原因，但“就是这种‘非历史性也有一个历史的界限”3。所以马尔库塞说：“我相信今天我们确实能够谈及乌托邦的终结。”4

其次，马尔库塞以精神分析学为依据，论证了乌托邦的可能是现行与其应当终结的问题。他认为，“工业文明已经达到这么一个阶段，以前大多数被称为乌托邦的东西都能在文明中提供的可能性和潜力中实现。”5马尔库塞对乌托邦分析的理论基础是根据他爱欲理论得出这个结论的。他认为“行为原则”作为“现实原则”特定的历史形态，本身就有其“历史局限性”，一旦“超出这个范围，生产率就有了另外一种内容，与快乐原则建立一种关系”6，从而“使生的本能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7，原先弗洛伊德所坚持的文明即压抑，非压抑性文明不可能的理论在马尔库塞这里得到了修正，因为在马尔库塞看来“现行的本能压抑主要不是产生于劳动之必要，而是导源于由统治利益实行的特定的社会劳动组织，就是说，压抑基本上是剩余压抑”8；只要建立了“非压抑性的现实原则”，就将改变而不是破坏劳动组织，因为“爱欲的解放”可以创造新的、持久的工作关系。所以，在马尔库塞看来，“揭示自由社会与非自由社会之间的质的差别的新的可能性之一，就是让自由王国出现在必然王国之中（在劳动中的而不是在劳动之外）的可能性”9。这种可能性最主要根源于“控制技术削弱了控制的基础”10。表现在，第一，由于资本主义赖以控制社会的技术得到高度发展，为社会变革提供了物质力量和精神基础，使得用技术上已存在的生产力来取消贫困和解除成为可能；第二，由于体力劳动日益被脑力劳动所代替，使社会的必要劳动集中在技术员、科学家、工程师的阶层，现实出现了消除异化劳动的可能性。而且，马尔库塞还认为，异化的增强，反而有助于向自由社会转变。因为在行为原则支配下，尽管异化劳动越来越加剧，但是，行为原则的发展成果最终将会阻碍生产率的发展方向，使人愈加不屈服于异化劳动，因此，“劳动的异化愈充分，自由的潜能就愈大。”11总之，这一切都使得“想象的乌托邦要求已经充满了历史的现实性”1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认为乌托邦应走向终结，甚至乌托邦这个概念本身在今天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人类历史似乎正走向本能变迁的另一转折点”。从马尔库塞论“乌托邦”的终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三点意思：第一，“乌托邦”的终结是一种旧式乌托邦的终结，即是“空想”、“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的终结；第二，它从严格意义上说是“历史的终结”，即“新的可能性不再被认为是旧的历史和环境的延续，更不能被认为存在于与旧的历史和环境相一致的同样的历史统一体中”13；第三，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并不是一种真正乌托邦的终结，而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开始。

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尔库塞乌托邦终结论，不是要真正终结乌托邦，而是恰恰是弘扬乌托邦精神，他所要构建的是要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变成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他说： “乌托邦的终结的概念在今天意味着至少必须讨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定义”14，“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到科学”15。原因有二，其一，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生产力”崇拜的想法已经失效，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自动的走向社会主义，于此相反的是社会主义来源于人的本性和人的需求之中，也就是他所说的人的本质：爱欲。所以，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动力结果系统已经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人的本能结构是社会主义实现的真正动力所在。其二，必须重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实质，马尔库塞根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一段对共产主义的论说，把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说成是对人性本质复归，是对人爱欲本质再次确证，马克思异化劳动批判是一种人道主义批判，真正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种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而是人的本能、心理革命。在这种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下，马尔库塞对社会主义有了一种新的理解。

马尔库塞认为有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自由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是“现存的社会主义”，两种社会主义有着“质的差别”16：“现存的社会主义”作为与当代资本主义不同的工业文明的另一个体制，虽然由于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扩大与满足了人的现有需要，大大减轻了劳动时间和强度，增加了生活的乐趣。但是，它并没有带来人的“自动的”解放，技术的进步被作为支配的工具而得以持续，人们受着有组织的控制、压抑以至奴役。因此，从资本主义向现存的社会主义过渡，“尽管是革命的，也任然表现为量的变化。由劳动工具造成的对人的奴役，在高度合理化的、极有效率的而且寄与希望的形式之中，也依然继续着。”17总之“现存的社会主义”不能消除人的被压抑、奴役的状态，任然是不自由的社会，它“不再表示对资本主义的明确否定”18。而“自由的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是从“美学——性欲方面”来考虑的，特点是“工艺与艺术相结合”，或“劳动和娱乐相结合”也就是“社会的必要劳动能被组织成与人的解放了的正真需要相和谐”19，消除对人的一切约束和压抑。“自由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既不是单纯地扩大满足现有范围内的需要，也不是把需要从一个较低的水平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是要同这种范围决裂，是质的飞跃”20，这一革命意味着文化和物质的需要与追求的剧烈转变，而“这一转变体现为反对劳动的分工、反对无聊乏味的表演和商品的必要性，反对想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个人，反对污染环境的生活方式”这样自由的社会主义就能将人的“道德的和美学的需要”变成人的基本需要，并是值得到满足。

所以，马尔库塞所向往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就不是当代的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而是“自由的社会主义”。在这样社会主义里，无劳动分工、无商品、我剥削、无异化、无环境污染的“自由社会”。它之所以是“自由的”，全在于它能使人达到“感官的、伦理的和合理的需要的满足”，具有美感的、道德的性质，它虽具有最抽象、最遥远的可能性，诗歌乌托邦，但它毕竟具有历史的可能实现性。所以，现在我们就能正真理解马尔库塞所的“从科学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到科学”21这句化的真正含义了。马尔库塞扬弃异化的历史归宿最终陷入乌托邦的窠臼之中，这是他坚持抽象爱欲异化论的必然逻辑。这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二、异化与共产主义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是人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人类第二大社会形态普遍表现形式；是人类社会权力以物的方式存在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作为异化扬弃的历史归宿，这种共产主义就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財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人类第三大社会形态。马克思所关注的不是抽象人性的异化，而是现实的异化，马克思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而根本不是马尔库塞说的人性本质爱欲的恢复。

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2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我们已经经过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人类正处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物化或异化的社会形态之中，包括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在此特别的指出，在这个第二大形态之中，异化或物化才成为了人类普遍的存在状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每个人以物化或异化的方式存在着，获得社会权力，人的生命活动即劳动以交换价值、货币、商品这样物的形态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取代。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关系下的异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可摆脱的命运，即使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异化与人类历史的真实的关系，但是异化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异化作为第二大社会形态的普遍的现象，“是即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23，我们只能通过对异化深刻的理解把握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缩短和减轻异化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痛苦。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为进入“自由个人的联体”的社会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是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4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这句话可以说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解的基本观点。共产主义不仅仅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而且更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真正原因，所以简单的废除私有财产是不可能的，并不能消除人的异化状态，根本的是消除异化劳动仅仅是因为私有财产只是异化劳动作为主体本质的一个表现而已。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真实关系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做出了三个基本的规定：一、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正真占有；二、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三、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

第一点，“通过人”，就是说，共产主义不是单纯的通过物（私有财产这样异化了的物的形态）的扬弃可以获得的，而是要通过对异化了的人本身所具有的异化性质的扬弃才能最终扬弃异化。“为了人”，就是说，不是单纯为了占有物，占有对象形态的财富，而是为了人本身的解放。“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扬弃异化的关键。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统治下和支配下，人不仅失去了他自身，失去了自由，失去自己的本质，这一切只是因为人自身从事着异化的劳动，才导致人同自己所创造的物相异化。所以共产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使人的本质得到重建，真正占有作为人的本质。

第二点，同时，共产主义也是“向社会的人的复归”，只有向社会的人的复归才是向人自身的复归。这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进一步的规定。马克思眼里的社会、与共产主义、劳动及人是处于共同层次的概念，是在存在论的角度上说的。“社会”以此主要专指扬弃了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条件下的人的关系和本质。而在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关系中，人的关系和本质是与人相异化的。“复归”是指在扬弃异化劳动下的社会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私有财产、商品、货币来交换的社会，这是一个异化了的社会，人丧失他的本质，社会属性，人变成了孤立的利己的同他人相互对立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人从根本上是又人的劳动所创生的社会的人，就是人的社会或社会的人。这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本质规定一样，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如果人处在异化的社会之中，人也就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地位、意义、价值、和尊严。所以人的异化就是人的社会的异化或社会的人的异化。

第三点，“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复归并不是消灭私有财产，抛弃现代的生存方式，倒退到卢梭说的“原始自然状态”之下，对私有财产不是简单的消极的抛弃，而是对私有财产充分的吸收，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即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25的深刻意义了。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6这句话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存在论的澄明，马克思想表达的意思是共产主义有它存在论的基础和高度的。马克思在这里深刻的阐述了“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本来含义，以及共产主义对人类历史之谜的解答。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主义就是把人化的自然界看作世界唯一真正的本体和基础，而人本主义，强调人是世界的真正主人，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同时人还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切创造物的本质和基础。因此，在劳动创生人类历史的角度上来看，自然主义和人本主義本质上一回事，人是在自然界和对象中实现自己的，而自然界也要成为人化的自然，通过人的活动使自然界自身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而共产主义就是要扬弃把人与人、人和自然对立起来的异化，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统一。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之所是人类历史之谜的解答，主要是因为共产主义解决了异化劳动所产生的一切的矛盾：1.解决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表现为资本，形成对人的统治。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废除了私有财产，扬弃了异化劳动，人与自然界分离状态不存在了，人改造自然活动，就是人自身实现过程。2.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种共产主义，由于扬弃了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因而完全消除了使一部分人成为非人而使另一部分人成为超人的人类生存中的矛盾和斗争，于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了正常的关系。3.解决了存在与本质之间的矛盾。共产主义扬弃了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因而人作为存在，而作为本质，就表现为自己的存在，所以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相脱离的现象不存在，在这里，根本不是马尔库塞说的人的爱欲本质与人的爱欲异化存在分离。在马克思眼里，本质即存在，存在即本质，本质与存在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4.解决了对象化和自我确证之间的矛盾，即在劳动所产生的物的世界中的对象化同它的真正的、人类本性的需要获得保证之间的矛盾。这种共产主义，由于扬弃了私有财产，人的活动的对象化，再也不表现为对象的自我的丧失、自我异化，而直接地成为人自身的确证、人自身存在的确证、人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因而劳动的对象化和人自身需要获得保证之间的矛盾解决了。5.解决了自由与必然之间的矛盾，即一切创造性的才能的自由发挥同必然束缚于社会生产的规律之间的矛盾。这种共产主义，由于扬弃了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人的自觉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掌握了社会生产发展客观规律，于是人的活动的目的性和过程性、手段和目标成为同一的东西，因而必然的东西就表现为自由的东西，而自由的东西也作为必然的。现实的东西来实现自己。6.解决了个体和类之间的矛盾。这种共产主义，由于扬弃了私有财产的人的自我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的现象消失了，于是就建立起真正人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人才会有同自己的类的真正关系，因为这种共同体是为了所有的个体的存在，而个体也只有在这种类生活中才能实现自己，所以个体与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解决了。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绝对不是象马尔库塞一样，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历史理论。因为，历史是共产主义的生成运动，既是实现运动的生产，又是认识运动的生成。因此，这种共产主义是人类以往历史运动的结果，确切的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矛盾运动的结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自我异化达到了顶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就为人类的解放和自身的复归创在条件，从而就达到了扬弃的自我异化的阶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 ，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7共产主义的劳动状态是 “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8

三、异化与东方社会形态

我们认为，社会形态理论及其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根据西欧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得出的，扬弃异化的一种历史道路；而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为象中国这样的非西欧国家，提供了一种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扬弃异化的历史道路。我们绝对不是在这里沽名钓誉，否认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世界性。因为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可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还能实现一样。”29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运动的态度是：“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30”那么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原则下的异化现象以及异化的扬弃也应当限于西欧各国。

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对《资本论》的曲解，尤其是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欧社会发展道路套用于俄罗斯等东方社会的做法，讲了这样一段话：“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1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中的第三手稿中同样说道：“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我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32所以，从这两段马克思论述中， 得出一个结论：尽管马克思所论述的人类社会第二大社会形态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在这第二大社会形态的物化或异化现象也具有普遍意义。但是，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的提出，说明马克思对人类异化现象的唯物史观的态度。人类社会的异化理论在象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中，异化的产生、表现、扬弃以及最后的历史归属是与西欧的异化理论有所不同的。

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理论绝对不是心血来潮，标新立异，而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理论的理由有如下两个主要的原因：

1.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论证人性自私，资本永恒的论调。

马克思通过对东方社会的人类社会原形态和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的考察，明确的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是从来都有的，同时也说明了资本主义异化的历史性。早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自发分工的历史演进考察中说明了在人类社会中“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洞见。到后来，随着考古学，人类学的重大发展，进一步的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的科学性。特别是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为马克思研究人类古代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实证的材料和历史事实，以铁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基础。

2.反对“西欧中心”论，尊重人类社会多样性的发展文明。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像传统所认为的“社会五形态”线性的发展，还是呈现出一种多样态的文明发展模式呢？马克思绝对不是像西欧中心论者那样，把人类社会“五形态”理论不加辨别的应用到东方国家的社会形态的分析上，马克思对东方理论的研究充分的说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持一种开放、多样文明的心态。

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特指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处于非资本主义文明的东方国家，最为典型的是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有如下特点：

1.土地公有制，非个人私有制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社会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生活和宗教史的基础”33。马克思认为由于东方社会特有的地理环境使得东方社会没有土地私有制。在东方社会农村生产的第一条件就是人工灌溉。马克思说：“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用私人企業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34所在，马克思有理由说：“在亚细亚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35，即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2.村社制度是东方社会的基础

马克思通过对印度的分析说明村社在东方社会的基础作用。马克思说：“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民也像所有东方各国的人民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36也正是这种“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使得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生产仅限于自给自足，从而成为阻碍东方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而东方社会的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导致自身内部无法从根本上瓦解农村公社，而且农村公社成为了东方社会的基本单位。

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的这两个基本特点是东方社会形成亚细亚生产的基础所在；同时也是东方社会君主专制制度和社会结构超稳定性所在的基础；还是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所在，这两大基本特点为东方社会寻求不同于西欧社会对异化的扬弃及其归属提供了一种新可能性。

跨越“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在对东方社会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俄国社会的研究基础上得出的又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命题。马克思在致信查苏里奇的复信中提出了这个历史命题：“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37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同样这样说道：“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形式占有制，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38

马克思根据俄国的特点，具体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

首先，从内部条件来看，俄国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定，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作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39这种二重性是俄国农村公社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土地公有制构成了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基础，同时，俄国的历史传统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说明，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便于他们从小块土地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

其次，从外部条件看，“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公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于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产生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40这就是说，当时西方资本主义有了充分的发展，俄国可以借助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为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做好准备。同时马克思还看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结束”41。在这个意义上说，俄国公社有必要“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

最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现实性。俄国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只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马克思认为要在西欧和俄国同时发生革命才有可能变成现实。所以，“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42；同时，在西欧也要经历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俄国革命的外部必要条件的补充，所以马克思这样说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43

总之，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东方社会理论都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异化扬弃的历史归宿。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唯物史观的态度与马尔库塞社会主义乌托邦来表达异化扬弃的历史归宿，形成了天壤之别，我们认为唯有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才是异化扬弃的历史归宿的真理所在，而并非马尔库塞社会主义乌托邦。

项目名称：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學规划培育项目“实现中国梦的资本哲学研究”（项目编号：2013PYZX02）；重庆市委党校校级课题“中国梦的哲学价值研究”（批准号：CQDX2014A—007）。

作者简介：黄顺君（1984.1-），汉族，重庆忠县人，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讲师，哲学博士，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经济哲学。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页。

2.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第五篇讲演》，波士顿1970年英文版，第63页。

3.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第五篇讲演》，波士顿1970年英文版，第63页。

4.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第五篇讲演》，波士顿1970年英文版，第64页。

5.Herbert Marcuse，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p.203

6.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伦敦1956年英文版，第156页。

7.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伦敦1956年英文版，第154页。

8.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伦敦1956年英文版，第156页。

9.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第五篇讲演》，波士顿1970年英文版，第63页。

10.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第五篇讲演》，波士顿1970年英文版，第66页。

11.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伦敦1956年英文版，第156页。

12.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伦敦1956年英文版，第150页。

13.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第五篇讲演》，波士顿1970年英文版，第62页。

14.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第五篇讲演》，波士顿1970年英文版，第62页。

15.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第五篇讲演》，波士顿1970年英文版，第63页。

16.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第五篇讲演》，波士顿1970年英文版，第68页。

17.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波士顿164年英文版，第42页。

18.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第五篇讲演》，波士顿1970年英文版，第62页。

19.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第五篇讲演》，波士顿1970年英文版，第68页。

20.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波士顿1972英文版年，第16页 。

21.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第五篇讲演》，波士顿1970年英文版，第6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23.《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121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9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1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1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6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4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4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7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1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