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本课程体系构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摘 要：学校课程体系的构建，既是课程理论的组合创新，又是课程实践的开拓发展。“三级课程”之一的校本课程是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有效补充与完善，也是一所学校特色文化的核心竞争力量。我校校本课程《儒学书包》，立足素质教育和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在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等方面，凸显“书包文化”体系构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原创性。

关键词：校本课程；体系构建；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儒学书包》

一、问题的提出

在课程改革潮流日益成为教育推动力的今天，学校的竞争生命力，在于具有丰富内涵的学校文化。将学校文化核心的构建作为校本课程的重要途径，无疑可以促进“素质教育为全面发展学生个性”的张扬。我校以校本课程《儒学书包》为例，在构建学校课程文化体系方面，取得了一些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成果。我们觉得，衡量一所学校是否有鲜明的办学个性，是否有厚实的文化底蕴，越来越看重学校的课程文化。而课程文化的个性，主要体现在学校校本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上，以及这种课程开发所产生的效应中。我校始终以《儒学书包》“论语元素”为底色，把“立德立人、志学成才、德才兼备”作为办学目标。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層、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基于深刻的文化国情认识，我们按照新课程“三维目标”理念和我校实际，构建了学校“书包课程文化体系”。现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做法。

二、校本课程体系构建的理论思考

“现代学校课程文化，集中表现为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课程文化观和课程活动观，并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实施三个层面上展示其主要内涵及特点。”我校在实施好国家义务教育课程的同时，结合地方课程要求和校本特色，我们参阅刘万福老师的观点：“讲求平衡、协调、相互作用的儒家课程智慧，探求坚守自然主义的超验精神状态的道家课程哲学，致力于领悟心性以揭示内在自然、符号的佛家课程智慧”，组建了我们的“国学书包文化”系列：

（1）“儒释道三大书包文化”系列：以“《论语》元素”为主题的《儒学书包》；以《道德经》为主题的《道学书包》和以《心经》等为主旨的《佛学书包》等。（2）“中国故事书包”系列：《童话故事书包》《神话故事书包》《寓言故事书包》《传奇故事书包》《成语故事书包》等。（3）“中国诗词歌赋书包”系列：《乐府故事书包》《唐诗故事书包》《宋词故事书包》《民歌故事书包》《戏曲故事书包》等。（4）“中国百家百科故事书包”系列：《历史故事书包》《地理故事书包》《天文历法故事书包》《医学故事书包》《科技故事书包》《书画故事书包》《对联楹联故事书包》《茶酒陶瓷故事书包》《中国传统节日书包》等。（5）“国史党史书包”系列：《国史演义书包》《红军故事书包》《党史知识书包》《中国英烈功勋谱书包》等。（6）“新时代最美故事书包”系列：《最美少年故事书包》《最美环保小卫士故事书包》《最美乡村教师故事书包》《最美大学生村官故事书包》《最美航天英雄故事书包》《最美极地科考故事书包》《最美探海勇士故事书包》《最美登山勇士故事书包》《最美体育健儿故事书包》等。（7）“CCTV影视教育书包”系列：《汉字听写大会书包》《诗词大会书包》《改革先锋风采书包》《黄河长江故事书包》等。我们的校本课程，开发无限，分门别类，按需分配，有效利用。

在王德如老师看来，扎根文化本土的自觉之路主要有三条：传统课程文化寻根；国际课程文化理解；本土课程文化生成。我们循着这样的思考，走自己的校本课程开发之路。我们就是想让“《儒学书包》系列校本课程”沿着“最民族、最本土、最特色”的道路与时俱进。我们不能“刻舟求剑”，而要注视天下，紧跟时代。

（一）“书包”是“教育化”的代名词

背什么书包、读什么书，是关系到培养什么人的大问题。我们可以把“三级课程”转化为讲“书包故事”的办法，既讲科学故事又讲人文故事，如我们可以把数学学科讲成“祖冲之圆周率的故事”，也可以讲成“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我们可以把地理学讲成“郭守敬环形山”的故事或“南仁东星”的故事，等等。这样，每一门学科都是有“故事”可讲的。我们以“书包故事”的形式建构课程体系，进行教育教学活动，以人为本，化难为易，化冰冷说教为有热度的人文关怀，施教于乐。

（二）“书包”是“课程化”的代名词

书包里装什么书、装多少书，关系着背包者的年龄特点、年级认知规律、学习负担和学习成效的大问题。我们在开发、研制课程的时候，既要序列化（知识结构、整体印象）又要梯度化（自由选择、自然生成），既要理性（敬畏、陶冶、灵魂、自由等）又要感性（爱心、理解、尊重、信任等），表现为，在“国家课程的学科核心不动摇，地方课程的学科要求不降低，校本课程的特色不减弱”的前提下，按年龄、年级讲“书包系列故事”。因为“故事”是有温度的。无论讲故事，还是听故事，是孩子最容易接受的方式。

（三）“书包”是“儿童化”的代名词

全世界孩子都有自己的书包和课本。我们在给我们的孩子“量身定做”“有用书包”的时候，既考虑了“中国特色”，是“中国式书包”，装的是“中国故事”书，传授的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又考虑了国际视野，让世界儿童能听得懂“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我们既要培育会讲“中国故事”的世界公民素质，又要培育代表中国、懂得“全球通识”的“地球村村民”。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会说中国话，能讲好中国故事，是龙的传人。走向全球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孔子讲座”就是这样的例子。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

（四）“书包”是学校文化的“大揽包”

我们构建的包括“三级课程”在内的“一揽子课程标准”，既要站在“立德树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強综合素质”等方面的高度上，下工夫培养可靠人才这个根本任务；又要破解为乡村振兴战略培养“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土人才这个时代命题。我们是乡村学校，在“周末讲堂”《三篇做不完的文章》课题里关于“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与“三家”（家庭·家园·家乡）系列的校本课程教育，使孩子们知情了解乡土文化的昨天、今天以及对明天的美好期待。我们就这样为基础教育、素质教育、国民教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努力谋划着、竭诚服务着。

三、校本课程文化体系构建的实践探索

我们认识到，在课程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如果失去了理论的支撑，课程将沦为纯机械化教学过程。失去了实践的耕作，课程理论研究出的一切成果将成为纸上谈兵。有鉴于此，我们校本课程研发组与教学实验组反复磨合，从课程目标、主题思想、问题导向等诸方面研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破了说透了，解开了明白了，大家就达成了教育教学效果的预期。我们都是“孔夫子门前站过的人”，儒学是我们的本宗，脚下的路——我们就从校本课程《论语方圆》和《儒学书包》的实验教学开始。

（一）教室课堂是教学主阵地。主讲老师夹着讲义本，走进各级实验班的综合实践课堂，一节课一个专题，周日不变，三年五年，久久为功。

（二）图书阅览室是阅读者的天堂。图书管理员是阅读辅导老师。任务型阅读（如校本课程）由“野菊花读书会”会员来完成。

（三）语文、历史和道德与法制等课上，也有校本课程文化的一席之地。任科教师课前或课后，总是打开《儒学书包》，“论语方圆”一会儿。

（四）空堂、自习和早、晚读时间，都有“好之者”与“乐之者”。总会把“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学用合一”做到极致。

（五）家庭阅读是最后一堂课。同学们把《儒学书包》系列课程背到了家里，和亲人同读共享。农村是一片希望的田野。这是何等的温馨，书香溢满了校园、家园和心田。

我们感到，校本课程就是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连环画本”，是一所学校、一个地域的名片和亮点，更是学校文化的门面和软实力。我们想方设法从理论上构架校本课程体系，千方百计从实践上多渠道组织落实，层层把关。但这还不够，我们把综合评估和评价机制也引入到课程管理当中，以确保课程学习不走样、不偏离、不落空。

（一）以学生演讲竞赛的形式，表彰优胜者，以观其效。

（二）以主讲老师的说课形式（包括口头和书面），反映效果。

（三）以询问班级代表的形式，抽查学情。

（四）以访问家长的形式，听取结果。

（五）以定期考试的形式，评估成效。

（六）以聘请专业机构人员的形式，评价成果。我们通过定性与定量、内部与外部、全员与全面相结合的评论与反馈，达到了“更上一层楼”的目的。

我们构建校本课程文化的眼光，既是站在明天看今天，又是站在今天看昨天，也是站在国际看自己。中国5000年文明就在那儿，我们只需“拿来主义”；世界文明就在那儿，我们只需“拿来主义”；地域课程资源就在这儿，我们只需“拿来主义”；课程校本文化就在这儿，我们只需“拿来主义”。实践证明，课程文化只有民族化、地域化、校本化，才能彰显特色、个性和张力，才能走入“生命灵魂”、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1]余清臣，卢元锴.学校文化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03.

[2]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91.

[3]李守成.论语方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06

注：本文系2017年度甘肃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校本课程体系构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编号：GS[2017]GHB00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宋福君（1961.3—），男，甘肃省会宁县土门岘镇，汉族，大专文化，二级教师。

编辑 王彦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