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镣铐与链舞

策划前言

从爱迪生在实验室研制电灯泡，到终以低成本量产、让投资者获得回报，总共花了31年。瓦特从提出设想到成功改良蒸汽机，27年的时间先后让两位投资家因投资过巨而濒临破产。

再看今天的案例——优酷从创业到扭亏为盈花了10年光阴，邓亚萍执掌“即时搜索”在两年里花光20亿公帑后血本无归。类似的故事，不断发生在各大高新技术领域——互联网、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海洋勘探、机器人……

人们不禁要问：高科技产业的投资风险究竟有多大？科研，离真正的经济效益有多远？地方政府寄予厚望的“科技城”要产生丰厚税收，需等待多长时间？

无论如何，高科技产业的魅力，仍令全国几乎所有一二线城市趋之若鹜，充满企盼。

2012年，青岛市提出“蓝色引领”战略，誓要营造出一片高科技产业新天地。这一决策不仅是对2009年时任国家领导人考察山东时发出指示的呼应，还立足于一个基本判断——全国1/3的“涉海”院士与高层次科技人才皆聚集在青岛，科研机构遍布城市各个角落，凭借人才优势，青岛理应捷足先登、占据产业制高点、拔得蓝色经济头筹。

然而，经过3年摸索，地方政府已经逐渐意识到：科研与GDP相隔着遥远的距离，二者并非呈现纯粹的正比例关系，对于蓝色经济的培育，绝不是单凭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等几家国字号院所就能“扭转乾坤”的。

如果国家科研体制改革不启动、产学研合作进展仍然停滞、金融配套依旧未能跟上，那么青岛市所谓的“海洋科研优势”可以说是似有实无，至少，微弱的优势不足以支撑“蓝色引领”战略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宏图伟业。

科研与产业的脱节乃是一个全国难题，只不过，由于青岛市有意借力国家科研机构达成经济发展目标，才使这个本就存在的难题，愈加浮出水面，变得近在眼前。

本刊记者通过多方走访，收集专家学者、企业与政府相关机构的观点，力求深入剖析青岛市发展“蓝色经济”所面临的难题，试图见微知著，反映全国“产学研一体化”的困境根源。

科研与产业——本应是合作无间的两个方面，目前在我国仍是泾渭分明，截然分流。

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早早被逼人市场竞争，放逐于优胜劣汰的大海之中浮沉，养成了忧患意识。相形之下，国字号、省市属科研机构要舒适得多，它们一直由政府拨款维持，因而始终处于宁静的象牙塔中，与外界市场环境有所剥离。

时时刻刻处在残酷竞争中的企业家，考虑更多的是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在技术创新上，则难免偶尔急功近利甚至鼠目寸光。反之，“国”字号科研大院大所的教授们更擅长于基石出性科学研究，对过于浓郁的“铜臭味”敬而远之。而且，由于绝大多数科研机构的经费来源是政府拨款，因此科研人员亦无需看企业眼色。

正所谓“无欲则刚”，产、学、研三方谈判中，各有底气，互不妥协，最后，三方的合作究竟由谁来主导？风险由谁来承担？利益应当如何分配？诸多博弈的难题无法解决，终是应了那句古语——“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分道扬镳。

现实中产学研合作破裂的案例，可谓比比皆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世界首屈一指的创新大国美国，它的科研形态是怎样的？实际上，人们耳熟能详的美国著名高等学府——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绝大部分属私立。私立大学相比公立大学，更具自由度、灵活性，能更独立地开展产学研合作，最典型的当属“硅谷”——这个引领半个世纪全世界高科技潮流的园区，源起正是私立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手笔。

当然，美国也会设立国立科研机构，最典型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每年从联邦政府获得数额巨大的经费，航空、军事、教育等公共领域也驻有国立研究部门，但是从总体而言，美国70%-80%的科研资金和人才均流向私人部门。尤其是大名鼎鼎的贝尔实验室，出了N个获得诺贝尔奖科学家的科研机构，也属私营企业旗下。回看我国的国情，人们很难想象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会诞生在私营部门。

再观日本。20年前的日本也与中国一样，有数量众多的国立科研机构，怎样调动它们的积极性、令科研人员更有意愿与企业开展合作成为当时日本政府十分头疼的问题，“产学研”合作的研究最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轫于日本，后来才影响到中国学界。最终，日本解决难题的思路是依然沿袭美国的方式——放松管制，赋予独立性，其中最关键的一条经验，是让几十家科研机构脱离政府部门的直接管辖，赋予“独立法人”的地位，由此获得在市场经济中自由翱翔的资格。

“中国最适宜的海洋科研要区”

青岛，自近代以来，就是科学界公认的“中国最适宜的海洋科研要区”。

1928年初，北大教授宋春舫偶至青岛休憩，惊呼“吾国海岸沿长数千里，青岛居其中心，气候温和，海产丰富，实为研究海洋学最适宜之区！”说服时任青岛观象台台长的蒋丙然开设“海洋科”，由此，青岛观象台成了当时国内最早的综合性海洋科研机构。

青岛的魅力惊动了当时知识界领袖蔡元培，蔡元培认为，青岛不仅环境好，而且是国内少有的直接滨海城市，不像上海、天津、广州等要经过一段江河才抵海，于是振臂一呼，青岛水族馆于1934年落成。

随着政局变化、人才流失，这一支科研“势力”渐趋衰落，另一支科研“势力”却在山东大学崛起，代表人物是著名科学家童第周。

1949年，中国社科院成立之际，童第周写信给竺可桢：“中国海岸线长达1万8千余公里，迄今尚无一较有规模可作之所……青岛地点适合，气候宜人，为太平洋西岸最适于研究海洋之处。”这封信起了效用，随后，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在青岛设立“海洋生物研究室”，即今天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前身。

吸虹效应显现，不断有别的城市的海洋研究机构迁到青岛。1951年，黄海水产研究所从上海搬到青岛；1952年，颇具实力的厦门大学海洋系全体师生并入山东大学；1958年，山东大学从青岛迁往济南，但海洋、水产、地质系保留下来，单独成立山东海洋学院，即今天的中国海洋大学。随后数十年，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质研究所、蛟龙号、国家深海基地……纷纷往青岛靠拢。至此，群贤毕至，人才济济，青岛市俨然中国的“海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endprint

科技优势能否转化为真金白银？

历史的沉淀，似乎要在今天爆发。2011年，青岛市提出“蓝色跨越”战略，开启了大规模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创业热潮，似乎要将百年积淀下来的海洋科研优势，悉数转化为产业，换成“真金白银”。

近3年，青岛市倾全市之力、重金打造的“蓝色硅谷”、西海岸经济新区、红岛经济区均精确定位蓝色经济、海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分别在东、西、北三个方位崛地而起。

按理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既然青岛人才济济、院士毕至，理该不难成就一个中国式“硅谷”。

但是，现实却仍有落差。

总体而言，青岛市仍然未能摆脱20多年来产学研分裂、科技成果转化受阻的“老大难”困局，即使在近年来大规模高科技产业投资带动下，老问题的未解决亦使得投资回报率降低、高新产业GDP增长乏力。在本轮采访中，记者走访为数众多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发现他们对青岛市发展“蓝色经济”所面临问题的反映，多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虽然青岛市的海洋科研机构云集，但其中大多数在行政关系上不隶属于青岛市，亦不“听命”于山东省，而是为部委和国务院直接服务，因此对地方政府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之配合与支持并非理所当然。

其二，“科学”与“技术”有所区别，研究又分“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青岛的名牌海洋科研机构擅长于基础性科学研究，不擅长实用技术与产业应用性研究，而后者与GDP的关联度更大。

第三，早期科研投入与最终商品化之间，横亘着一个极为复杂的领域——金融，如果没有融资支持，凝聚10多年心血的研究成果就找不到投资者，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四，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科研系统与产业系统更像两条平行线，互不相交，各行其是，不仅仅在青岛，就连北京中关村亦不能免俗，地方政府往往是拼命为两个互不理睬的体系尽力“拉郎配”，尽可能寻找交集，其中之勉强可想而知。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不久前在青岛发表演讲称，2001年，他曾参加北京市委的一次讨论，市长直接发问：为什么中关村搞了那么多年了，GDP上不去，财政收入也上不去？后来北京的解决方法是引进现代和奔驰，结论是要靠制造业，不能靠高新技术产业。连中关村这个围绕中国一流高等学府而发展起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都遇上这种程度的障碍，可见“产学研一体化”阻力之大。

回到山东省与青岛市的语境，在上述四个问题尚未获得较好解决思路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如想完全依靠“国”字号海洋科研单位来培育高科技产业、为区域GDP目标服务，难度颇大。毕竟，科学精英不等于创业精英，科研优势不同于产业优势，要将科学元素悉数转化为商业元素，仍有漫漫征程，需要长途跋涉。“硅谷”不是一夜炼成的。

镣铐中，如何舞蹈？

由于体制使然，在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很难通过单兵突进的改革取得突破。

例如，单纯“招商引智”，依托“千人计划”，只能暂时缓解人才匮乏的问题。一旦招徕的创业者发现体制束缚不少、融资支持没有兑现，便可能毅然“飞走”。

又如，虽然地方政府搭建了第三方技术交易平台，又牵线投资方和技术方，举办各类论坛与展贸会，力图促成“姻缘”，但在国家科研机构的体制改革无动于衷、始终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研发人员走向市场的动力问题的前提下，“拉郎配”始终成效不佳。

当然，地方政府仍非全无可为。

在本刊记者走访青岛专家、学者与企业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与具体建议。有人提出，青岛市应顺势而为，做强做大传统海洋产业，向其注入附加值，而不应试图“从无到有”地开拓出一片本无基础的新兴产业。有人认为，“海洋经济”是陆地经济触碰到瓶颈后被“逼”下海的结果，是水到渠成的过程，如果时机不成熟而勉力为之，反欲速不达。有人提议，与其搞“产学研合作”，不如鼓励“技术创业”，前者涉及三个体制之间的磨合，甚难成事，后者则是让研发人员跳出体制、流动创业，成功率比较高。有人设想，能否架构由政府、海洋科研机构、投资商三方共同入股的“混合所有制”？亦有人以“高铁”为模范，认为它是“政产学研资介用”全链条合作的典型，当然亦深知那是以国务院之力强势主导的结果，在地方难以复制。

总之，青岛就像一艘已经起航、遥望着高新技术产业的灯塔破浪行驶的大船，船员们摩拳擦掌，风帆已张满，能否到达彼岸，我们拭目以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