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什么在阻碍思想

外部反思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依然盛行，甚至比那时有过之无不及。只是先前的教条大多来自于苏联，而今天的教条来自西方。只要一谈论我们的发展，我们的道路时，往往会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而完全遗忘中国社会本身的实体J陛内容。我认为。这是当今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

我这次演讲的主旨可概括为两句话：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哲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它的含义包括在什么是哲学当中。哲学，西方人叫做philosophy，即爱一智慧。智慧与一般所谓知识或学问不同，如《基督山恩仇记》中法利亚长老所说，“博学不等于智慧”。中国的哲学家也很早把握了这种差别。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和思被区别开来。学就是知识或学问，思就是智慧或思想。这两者相当不同，但可以彼此补益。

因此，我们把哲学叫做“智慧之学”或“思想之事”。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一提起哲学，人们就觉得很悬很高深莫测，离我们很远。的确，哲学家大多擅长于沉思，并且到极深奥怪癖的地方去沉思。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喜欢站在雪地里整夜沉思；近代的笛卡尔则喜欢呆在叫“火炉”的暖房里沉思。他们的沉思与时代有关系吗？

有关系，而且可以说有深刻的关系。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是有时代内容的。笛卡儿非常著名的命题，叫“我思故我在”。听起来很玄，但却反映最深刻的时代精神。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原则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教会权威的认可。笛卡儿提出了全新的原则，他说一切都可以怀疑，数学可以怀疑，逻辑学也可以怀疑，上帝存在不存在也可以怀疑。但我越是怀疑，有一件事情就越是确定，即我在怀疑；我在怀疑意味着我在思想，我思想意味着我存在，因此，“我思故我在”乃是哲学上的第一原理。这一原理说出了新时代的新精神：理性的思想是第一位的，从今往后所有事物都必须在理性的思想面前证明自己的权利。

因此，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真正的英雄，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我们在这里看到，哲学有真正的时代内容，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哲学并非少部分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在那里玄想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那么，哲学和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说的是，哲学为每个人本己皆备。一个人没学过物理学，他不懂物理学；没学过经济学，他不懂经济学；但一个人没学过哲学，你能说他不懂哲学，说他没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吗？这绝不可能。当然，学哲学会使得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加系统、更有条理。

举一个例子来说。前几年，电视里评选中国最适合人居的城市，成都当选。记者带秒表到街上看成都人每分钟走几步路，并与上海人、香港人、纽约人比较。结果发现成都人走得非常慢。记者追问一位老太太，你们成都人好像走路很悠闲很慢，你对这事怎么看？老太太说，“人都在走向死亡，你走那么快干什么？”记者目瞪口呆，我坐在电视机前也目瞪口呆，心想：这老太太可是位哲学家！她也许没什么知识学问，但她的哲学还是蛮高明的呢。

第二个例子是禅宗的六祖慧能。《六祖坛经》记载，五祖弘忍要传衣钵给下一代，让弟子们写首短偈表达智慧。大师兄神秀写道：“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常拂拭，勿使惹尘埃。”众僧感叹高明至极，便罢手不作了。小和尚慧能在伙房里干粗话，听到之后便说，这东西我也会做：“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弘忍一看，比神秀高出几个境界，便将衣钵传给慧能。后来慧能在南方传教，讲经辩经声望极高，但他周围的人发现，大师竟然不认识字。于是去询问大师，慧能的回答是，“诸佛妙理，无关文字”。

这两个例子是比较极端的，但说明哲学与一般的知识、学问不同，是每个人本己都有的。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与事物打交道的基本方式，是生活的基本态度，是思维的基本取向。因此，哲学离我们并非无限遥远，并不是仅仅在象牙塔里，因为每个人在其可能性上都是有智慧和能思的。

轴心时代确立起三大哲学根基

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意味着什么？听起来有点悬。实际上是说这样一件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哲学为不同的文化奠基。所谓轴心时代，距今约2500年，这在中国是孔子和老子的时代，在希腊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在印度是佛陀的时代，在以色列是犹太先知的时代。按照雅斯贝尔斯的概括，世界历史上最主要的三大文明体——中国、西方、印度，在那个时代确立了它们基本的哲学，并为后来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具有根本定向作用的哲学根基。

但这三种哲学的基本定向在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与事物打交道的方式，思维的基本趋向上却是相当不同。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方式说，古代希腊、西方的原理是纯粹的理性，中国的原理是实用的理性，印度的原理则是想象力。

希腊人的哲学定向是怎样的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把这个瓶盖叫做圆的，希腊人会问，它圆吗？好像不怎么圆；拿一个圆规来画圆，希腊人会问，它圆吗？好像还不够圆。我们用最好的圆规最仔细地画出一个圆，希腊人会问，它圆吗？它还是不够圆。那么，真正的圆在哪里呢？在理念世界中。现象世界中的圆只能是“圆的理念”的仿品。这意味着：第一，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不仅被分割开来而且被对立起来；第二，真理和现实性仅仅在超感性世界亦即在理念世界中；第三，如果我们说感性世界中的事物是“真的”或“现实的”，那么这仅仅意味着它们“分有”超感性世界的理念。这就是西方哲学的最基本的形态，纯粹的理性形态或形而上学的形态。

古代中国则相当不同，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原理是理性，但它不是纯粹的理性，而是实用的理性。一个西方人会说真正的圆在理念世界中。中国人会说，这个瓶盖不怎么圆，但真正的圆还是在这个瓶盖当中。中国人完全知道形而上的东西，“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但对于中国哲学极端重要的是：道器不分，体用不二。庄子说，道在瓦砾，在屎溺。禅宗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甚至说，吃饭睡觉，无非妙道。这意味着，大道不离人伦日用。因此，中国哲学决不把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它能够“极高明而道中庸”。endprint

这两个哲学会有什么不同的后果？举例来说，西方人严格遵守规范，因为规范在理念世界、超感性世界中，它是神圣的，叫规范神圣。中国人与之不同，他固然也是讲规范的，规范叫“经”；但要合于大道，不仅要“经”，而且要“权”，权是什么意思？权衡变通。规范是要讲的，但也要权衡和变通，这就是实用的理性：有经有权，合于大道。

印度同样很特别，按黑格尔的说法，其哲学原理是想象力，而且是无节制的想象力。中国人会去落实一顿没有着落的晚饭，而晚饭没有着落的印度人可能会在门口晒太阳，沉思生死问题。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印度被西方殖民的时间非常长，但它在工业化内在方面的改变实在微乎其微。因为他们的原理既不是纯粹的理性，也不是实用的理性，这一点使之在完成所谓现代化或工业化的进程时，面临的障碍有时是非常严重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因为无节制的想象力很难与精确性和效率、周密的规划和对事情进程的控制相匹配。

印度不擅长记载历史，最早的记载十人就有十种版本，把神话、想象力全放进去了。比较可靠的历史，最早得依循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印度要成为大国发展军力，各个时期从各国去买，发现太过混乱，决心自己来造。例如一款主战坦克，图纸修改了两百多遍，一边造一边修改，用了55年时间，终于下线了，但突然发现印度80%的公路和桥梁，无法让这个坦克通过。近年来，印度在电信服务业和软件业方面发展迅速，大概这个领域需要想象力；而在宗教方面和艺术灿烂缤纷方面，它有很高的造诣，在某种思辨性上甚至远远超过西方古典哲学家们。

由此可见，不同的哲学表征着不同的文化，它们在根本性上表征着文化之间的原则差别。就此而言，哲学意味着人民生活的基本类型，民族精神的基本样式。

黑格尔曾说过，了不起的拿破仑犯过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想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法国和西班牙在宗教上有差别，但比起中西方的差别无疑要小得多。拿破仑的做法之所以必定失败，是因为他无视二者在生活的基本类型、民族精神的基本样式上是有区别的。

因此，把握不同的哲学与不同的文明，对于理解中国道路的独特性、筹划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如何积极开启我们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思想？首先要了解今天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我认为，这一障碍就叫做“外部反思”。在哲学上，外部反思是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内容本身当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通俗而言，外部反思就是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它属于主观思想。

比如在中国革命中，有著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他们大多从苏联留学归来，一口流利的俄语，马恩列的经典倒背如流，斯大林的指示也烂熟于心，其中最突出的是王明。他们知道一般原则：暴力革命以及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但他们只知道把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结果中心城市一次一次武装起义，但一次一次失败。在这里根本没有中国社会的独特内容，只有主观的外部反思。唯当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问题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才开辟出真正的中国道路。中国建设时期也曾有一度把苏联的经验无条件运用到中国的倾向。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外部反思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依然盛行，甚至比那时有过之无不及。只是先前的教条大多来自于苏联，而今天的教条来自西方。只要一谈论我们的发展，我们的道路时，往往会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而完全遗忘中国社会本身的实体性内容。我认为，这是当今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

大家可能会说，外部反思也是一种思。对的，但这叫思想的异化。一般原则是思想的成果，但这种成果又反过来阻碍思想。外部反思可以是有知识有学问的，但却是无头脑和无思想的。所以黑格尔把只知道外部反思的人叫做门外汉，叫做现代诡辩，只是表现出浪漫主义的虚弱本质。

因此，要积极地开启思想，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掌握批判的方法，这也是近代哲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今天尤其重要。“批判”之最基本、最原初的含义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康德是批判哲学的开创者，他写过三部最主要的著作叫做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问题，简要说来，就是人类知识的前提或条件是什么？人类知识有没有界限，如果有，界限在哪里？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被叫做“批判哲学”。由于黑格尔在哲学上的巨大贡献，批判方法在思辨哲学中被大大地扩展和深化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过：什么叫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就是批判的思想，就是不接受未经审查其前提的思想，无论它看起来多么理所当然。我想这句话很好地体现了批判方法的要点，对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是切中要害的。外部反思的要害在于：它是完全非批判的，它从来不去追问一件事情或一个原理的前提是什么，它的界限在哪里。黑格尔之后，批判方法被继承下来，并依然以某种方式作为哲学思想的主轴。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批判”如何来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并具有怎样的意义。伦理学中有一种公平叫“形式的公平”，即无条件的公平。它可以这样来描述：如果要公平地分一个蛋糕，那我们可以指定一个人来切这个蛋糕，并同时指定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这样就能建立起一种公平，而且是形式的公平。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从今天的两百人中挑一个人来切这个蛋糕，他会怎样切呢？他一定是尽可能平均地切；因为只有这样，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时才能得到最大的一份，即二百分之一。没有可能更大，但有可能更小——只要他切得不平均。现在让我们对这件事情进行批判，我们会发现，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是需要前提的，这样的前提叫做“利己主义个人”和“原子个人”。只要具备这两个前提时，才能建立起这种公平。因此，在中国就难以设想这种公平能理所当然地建立起来。因为在中国，利己主义的人，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但原子个人却还未曾真正产生出来——西方的原子式个人是伴随着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而确立的，而不存在原子个人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真正钥匙。endprint

既然这种公平具有前提，一定也有其限度。但凡这样的前提不具备时，此种公平的界限就显示出来。让我们设想一下，在家里分蛋糕会依照什么“形式的公平”来分吗？不会的。也许胃口大的就吃多一点，胃口小的就吃少一点，甚至这种不平均却被看成是公平，而且是真正的公平。为什么？因为在家里活动的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利己主义个人，尤其不是原子个人，而是为特定的血缘纽带、伦理纽带联系起来的家庭成员。由此可见，我们一开始认为所谓形式的公平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但我们通过批判的步骤却发现：实际上这种公平既需要一定的前提，又具有一定的界限。第二个例子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教科书式的表达来讲经济学的故事。开端处往往是一个猎人和一个渔夫。这意味着两个人生产不同的产品，而且是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中的人。终于有一天，猎人想吃鱼，而渔夫想吃野兔子，于是他们开始交换。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是任意交换的，而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来交换的。这个比例关系说明什么？经济学家研究后发现，在一只野兔子和三条鱼之间包含着某种可以通约的东西——等量的抽象劳动。经济学家把这样的发现概括为一个规律，即等价交换。

这件事看来同样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但马克思批判说：经济学家先生们，你们搞错了，那两个人不是猎人和渔夫，而是两个现代资本家。马克思说得很正确，因为等价交换只是当人类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高度、发展到商品生产，才成为可能。猎人和渔夫，亦即在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中的人怎样打交道呢？他们也许相互馈赠食物，也许用丛林法则解决食物短缺问题，但他们绝不等价交换。因此，马克思的批判首先是澄清前提，即辨明现代经济生活的前提不是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而是商品生产及其特定阶段的结果。

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澄清前提，而且为现代经济生活划定了历史的界限。简单地说，这个界限意味着：现代经济生活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前提和限度的历史现象。因此，正像它曾经的历史生成一样，它也将在历史中归于灭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在于：通过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工作，把现代经济生活作为真正的历史现象来加以把握。

由此可见，批判的方法对于开启思想来说多么重要。它最坚决地拒绝外部反思，它要求使我们的思想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本身中去。正像一切历史的事物有其前提与界限一样，所有的观点、学说等等也是在一定的历史前提与界限中生成并作为其理论表现的。因此，由批判方法来开启我们的思想，一方面要求我们深入到社会的现实中去，另一方面要求使我们学来的知识成为批判的。

当前中国面临着许多非常重大的课题，这些课题的解答确实需要我们虚心而持久地对外学习。中国自近代以来，为了现代化，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可以说一直是殚精竭力地对外学习，向一切可能的先进学习，我想这一点始终是重要的。但是这样一些知识的占有，在今天必须要成为批判的和能思的，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任务。因为我们今天的发展确实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仅仅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就既不能真正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无法真正筹划中国的未来。

总而言之，回到开首，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据《文汇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