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03
摘要:运用跨文化交际理论中的“文化定势”和“文化偏见”,论文认为:在孔子学院项目建构者的行为和受众的主观性的双重影响下,中性意义的“文化定势”转变为带有贬义感情色彩的“文化偏见”,因此造成近年孔子学院项目在美国发展受阻。从建构者行为来看,孔子学院项目带着官方背景,在实践中不够重视双向交流互动,灵活性不足,并且发展速度过快;从受众主观性来看,美国媒体的批评倾向、苛刻性以及美国人的心理因素又扩大了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负面影响力。
关键词:文化定势;文化偏见;建构者;受众的主观性
一、理论梳理
(一)、对“文化定势”的概念阐释
文化定势(Cultural stereotype)指人们在跨文化交际研究或跨文化实践中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和国家成员的笼统、简单的看法。理解这一定义要从 “Stereotype”开始探究。
“Stereotype”(论文采用“定势”的翻译)一词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记者里坡曼(Lippmann)的著作《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里。他认为,人们所生活、工作的环境,包括自然或社会环境都过于复杂,这样,人们不可能逐一地亲身体验、认知世界上所有的人和事物;为了节省时间和物力,人们用一种简化的认知方法,把具备相同特征的人群或民族塑造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形象。即,“定势”指的是不同社会群体“在人们头脑中的形象”。著名语言学家胡文仲认为,“定势”是对某些个人或群体的属性的一套信念,这些信念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浙江大学教授范捷平将“Stereotype”一词翻译为“模式固见”,他认为,就科学概念而言,这是一个中性概念,主要指人们对思维模式、信息、外部世界和行为等特征的判断方式。范的观点代表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的观念,“stereotype”(定势)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类认知方式。
(二)、对“文化偏见”的概念阐释
美国学者罗森布格(M.J.Rosenberg)和哈弗兰德(C.T.Hoveland)在《态度组织与变化》(Attitude Organization and Change)一书中,提出“态度三要素理论”:即,认知(Cognition)因素、情感(Affection)因素和意向(Behavior)因素。,也称为“态度的ABC模型”。基于“态度三要素理论”,德国学者西蒙·博恩德 (Simon Bernd) 把认知、情感和意向三因素套入三个新概念:“文化定势”、“文化偏见”和“文化歧视”,并对这三个概念进行区分。他认为:文化定势是从思维角度产生的观念;文化偏见是从感情角度产生的观念;文化歧视则是从行为视角出发的观念。
范捷平教授认为,“偏见”是妨碍正确感知信息和行为的态度,“文化偏见”是基于不同的文化而产生的错误判断和观念。对此,他进一步阐释: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定势”不一定是阻碍交际、造成误解的主要原因;在“文化定势”上加入情感因素的“文化偏见”才是阻碍不同文化交流双方理解,并造成误解的主要原因。
(三)、孔子学院项目中“文化定势”和“文化偏见”的转化
对于受众——美国人来说,孔子学院项目在他们的思维中的“文化定势”可以阐释为:第一,中国汉办开办的具有中国政府官方背景的文化机构;第二,向美国人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美国人认为,中国政府是实行一党专政的威权政府,而孔子学院项目的官方背景自然也带有威权政府的性质和特点,所以对于实行民主、多党制的美国而言,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带来的“文化定势”具有负面性质。“向美国人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契合了现阶段美国人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学习需求,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孔子学院的“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带来的“文化定势”具有正面性质。
综上所述,孔子学院项目给美国人带来的“文化定势”有正面也有负面,属于美国人从思维角度出发所产生的中性、较为客观的观点。那么,在美国孔子学院项目这一论题中,具有中性意义的“文化定势”如何转化成带有贬义感情色彩的“文化偏见”呢?笔者从孔子学院的建构者和孔子学院的受众两方面进行考量。
美国孔子学院项目的建构者,即,孔子学院项目的实际操作者,这里指汉办以及派往美国的中方院长、汉语教师。笔者认为,在美国孔子学院项目的实际推广过程中,中方在具有官方背景下的汉办的领导下,单向、不够灵活的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方式加重美国人对它的负面印象;另外,孔子学院项目在美国发展规模大、发展速度快又加深美国人对它的心理排斥和厌恶。
美国孔子学院的受众,即孔子学院项目的接受方——美国人。笔者从美国媒体的运行特点和美国人的心理状态分析入手,分析美国人对孔子学院项目的“文化偏见”的形成。美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而媒體被称为三种权力外的“第四种权力”,可见媒体在美国社会的重要地位。因此,美国媒体对孔子学院项目的报道和分析对美国人对其的态度形成至关重要。
美国孔子学院项目的“文化定势”和“文化偏见”分析图:
2.发展过快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美国孔子学院项目中,从中性的“文化定势”发展到带有负面感情色彩的“文化偏见”,涉及到建构者的行为和受众的主观性两方面的影响,应该综合分析两方面的原因。而“文化偏见”形成后,它将使美国人认识僵化、停滞,影响他们以全面、客观、动态发展的眼光来判断孔子学院项目的发展。
至于“文化偏见”是否演化成从行为视角出发的“文化歧视”,笔者认为目前的情况是出现了极小范围、个别现象的“文化歧视”,即,个别美国高校已经暂停与中国汉办的合作,关闭所在高校的孔子学院。不过“文化歧视”并未出现较大范围的转变或成为普遍现象。所以,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目前美国人对孔子学院项目的看法停留在 “文化歧视”的层面上,并且如果孔院项目运行得当,使用巧妙策略,还可能使美国人对其的态度从“文化歧视”转变成“文化定势”。
二、基于理论的实践分析
根据“文化定势”和“文化偏见”的理论,下文将从孔子学院项目的建构者和受众两方面入手,剖析美国孔子学院发展受阻的原因。
(一)、孔子学院项目的建构者
1、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运作方式与美国高等教育理念相冲突
美国高等教育遵循三A原则: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和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在美国,不仅政府不能干预大学的学术研究,即使是大学的赞助人和投资者也不能干涉大学的内部事务。例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就谈到美国高校的三A原则:“大学不应该受政治和外界控制的干扰,在哈佛大学,无论是马萨诸塞州州长还是美国总统都没有权利决定谁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工程教授或医学教授”,“你可以向哈佛大学提出承诺要为一位数學教授、政治学教授或法学教授提供资助;但是你无权告诉哈佛谁应该被任命为这一教授,或者要求这位教授必须信奉什么。如果你这么做,我们就会说(并且我们曾经这么说过):‘把你的钱拿到其他学校去。”
再如斯坦福大学把16世纪德国人类学家修顿的名言“让自由之风劲吹”定为校训,这充分体现了斯坦福大学教育理念的核心。1974年,斯坦福大学通过了《学术自由声明》。声明在前言中明确了学术自由原则:“斯坦福大学的教学、研究和学术的中心职责的实施取决于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探究、思考、表达、出版及和平集会的自由得到充分保护;最广泛的观点的表达受到鼓励,不受常规及内外势力的压制。”
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是美国大学的领头羊。这两座名校如此重视学术自由的原则,其他美国大学自然将其作为标杆,纷纷效仿。
近年孔子学院项目之所以遭到美国学术界和媒体的质疑和批评,原因之一是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以及运作方式。美国媒体批评孔子学院的事实表现在:孔子学院的相关活动禁止讨论中国政治的敏感话题、汉语教材由中国教育部审定、教师聘用过程中的特殊要求(比如对教师的信仰有所要求)以及汉办可以决定教材使用和汉语教师的聘用。
在美国人看来,这些事实显示中国政府介入并干扰美国高校具体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与美国高校的核心理念——学术自由、自治、中立的原则相违背。这样孔子学院自然遭到了美国学术界、媒体的质疑和抨击。
2、孔子学院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缺乏经验,双向交流、沟通做得不够,灵活性不足
自美国第一家孔子学院于2005年3月开办至今,孔子学院项目已经在美国发展十年了。而根据笔者对2005年以来美国媒体对孔子学院负面报道的统计,孔子学院受到关注和抨击的高峰时期是在2010之后。虽然2005年至2010年,汉办在美国各州频繁地设立孔子学院期间,也有部分美国媒体发声质疑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但是孔子学院负面报道的高峰时期出现在孔子学院具体运作过程中发生问题之后。
这说明,在探究孔子学院在美国受挫原因的这一过程中,孔子学院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更重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美国高校因为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而拒绝与汉办合作的话,孔子学院就无法出现在美国高校之中,汉办也不可能至今在美国设立了一百多所孔子学院及三百多个孔子课堂。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孔子学院项目在美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运作过程中灵活地交流和互动,并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让受众被动地接受。在这一过程中,了解并尊重美国人的文化和需求,同时寻找中美双方利益的汇合点显得十分重要。
之所以出现相关负面报道,主要原因是孔子学院项目还处在发展初期阶段,经验不足,双向尊重与交流做得不够。如果在项目筹划前期,中方对美国高校的体制、运作特点以及美国文化进行深入了解并研究,或许就可以在实际操作中避开相关分歧点与矛盾。美国高校奉行学术3A原则,即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和学术中立。在美国高校里,政府甚至是大学的赞助人、投资者都不能干涉大学的内部事务。美国高校、学者对政府或个体试图干涉大学的学术自由的行为非常反感,因为他们认为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
3、孔子学院在美国发展速度过快
近年孔子学院遍布全球,发展扩张速度过于飞快。从2004年到2014年十年间,汉办已经在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一个拥有1086所机构的大网络(其中有孔子学院440所,孔子课堂646所)。而他国类似的文化机构中,只有法语联盟拥有1000多个课堂和机构;并且只有法语联盟和英国文化协会在10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设立机构。值得注意的是,法语联盟拥有120多年历史,英国文化协会成立于80多年前。相比之下,孔子学院项目的历史短暂,而发展速度过快。文化机构的发展需要长久的探索和磨合,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样短时期在美国各州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孔子学院,自然会引起美国的警惕甚至排斥。
(二)、孔子学院项目的受众
1、媒体的运行特点
(1)美国媒体的相对独立性强化其批评倾向
美国媒体大多数都是私营的,保持着较高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强化了它的批评倾向,特别是对政府的批评。即使是本国的民选政府,美国媒体也可以自由地评论甚至毫不留情地批评,这样就使得美国的舆论环境变得苛刻、挑剔。
近年孔子学院在美国发展迅速并且质疑和批评的声音时而有之。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如果稍有争议事件发生,就有可能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争相报道甚至抨击。比如2014年6月24日,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呼吁近100所大学取消与中国汉办的合作或重新规划与汉办之间的协议谈判,以使它们正确反映言论自由的西方价值。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孔子学院是中国教育部下属的汉办资助的,是中国政府的宣传分支,目的是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因此违背了学术自由。随后,《美国之音》针对AAUP的声明制作专题节目讨论孔子学院。 受访者对孔子学院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并且言语尖锐。他们全然把汉办的巨大投入以及对美国教育的积极贡献抛之脑后,而专注在孔子学院的若干争议事件上。这勾勒出了美国媒体的独立性带来的批评倾向和苛刻性。
(2)美国媒体、学者对孔子学院了解不足,产生基于偏见之上的误解。
《美国之音》在2014年针对孔子学院的争议事件制作了两期专题节目,邀请若干美国学者谈论孔子学院项目。节目邀请的嘉宾对孔子学院大多持批评、悲观的态度。其中值得观众注意的是:两期节目都邀请到了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他是访谈节目中唯一一位白人嘉宾,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这些访谈嘉宾中,只有戴博先生谈及孔子学院项目为美国汉语教学带来的帮助和促进作用。虽然他总体上对孔子学院项目并不乐观,但是他是唯一一位提到了孔子学院项目的益处的受邀嘉宾。其原因是,他的儿子在当地学校的孔子课堂学习汉语,而他本人也亲自参观并参与了孔子课堂的活动。
相比之下,其他受邀嘉宾都对孔子学院持否定、负面的态度。他们基于对中国政府的固有认识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成见,再加上已经出现的有关孔子学院的负面报道,对孔子学院进行质疑和批评。然而,很重要的一点是,這些学者并未亲身参与过孔子学院的相关活动。比如VOA 在2014年6月制作的专题节目《焦点对话:孔子学院美国遭遇阻击战?》,此节目邀请了四位美国知名学者讨论孔子学院的开办缘由、中国政府在西方国家推广孔子学院的原因以及孔子学院为何引起美国学术界的警觉甚至反感。四位学者对孔子学院的评价大多数都是负面的,甚至其中一位学者评价孔子学院项目是“歧视、腐败、独裁”的代名词。他们全然把汉办的巨大投入以及对美国教育的积极贡献抛之脑后,而专注在孔子学院的若干争议事件上。
这说明,美国一些学者对孔子学院项目认识不足,在没有亲身参与孔子学院活动的前提下,就质疑、批评孔子学院,而类似的没有基于事实的访谈节目在播出以后会产生很大的舆论效应,影响更多美国民众对孔子学院的看法。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在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时就表示,建议美国学者多去孔子学院、当地中小学校的孔子课堂走走、看看,听听学校、学生和家长对孔子学院的评价,而不是坐在象牙塔里凭空臆想。
2、美国人的心理因素
笔者认为,美国人心理的失落感和挫折感也是造成孔子学院负面评价的一个原因。
2012年1月,《今日美国》(USA Today)发表了一篇对孔子学院的评论。在文中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历史和东亚研究教授保罗·雅科夫·史密斯 (Paul Jacov Smith) 认为,对孔子学院的恐惧掩盖了美国自身在语言和文化研究方面减少投入的挫败感。“我确实对孔子学院总是附带条件的做法感到忧虑,然而, 我觉得更多的担忧可能来源于美国人觉得鉴于经济低迷,本国资助学术项目的能力降低了而由此带来的挫败感……我们的国家力量和威望正在处于压力下,而我担心这会导致对中国的无价值的愤恨。”由此可见,面对在中国经济崛起为背景下的孔子学院的蓬勃发展,美国人心理的失落感和挫折感也是造成孔子学院负面评价的一个深层原因。
总之,近年孔子学院项目在美国受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孔子学院的官方背景是其遭受质疑和批评的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具体实践中缺乏经验,不够重视双向交流互动,灵活性不足。此外,有些学者对孔子学院了解不足、美国媒体的批评倾向、苛刻性以及对某些争议事件的误读又扩大了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负面影响力。
参考文献:
[1]范捷平:《论“Stereotype”的意蕴及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功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10期。
[2]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博士2002年5月1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如何造就一流大学》(How to be the best university),详见http://blog.sciencenet. cn/blog- 45542-296802.html。
[3]《焦点对话:孔子学院美国遭遇阻击战?》,《美国之音》,2014年6月27日。
[4]王英杰:《在创新与传统之间——斯坦福大学的发展道路》,《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3期。
[5]温宪:《希望孔子学院办得更好》,《人民日报》,2014年6月21日。
[6]张卫东、杨莉:《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系的构建——基于外语教育视角和实证研究方法》,《外语界》,2012年第2期。
[7]Golden, Daniel. China says no talking at Tibet as Confucius funds U.S. University.” Bloomberg, November 3, 2011.
[8]Gaudiano, Nicole and Tumulty, Brian. House panel probes “Confucius Institute.” USA Today, December 5, 2014.
[9]“On Partnerships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The Cas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Report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June 24,2014. See http://www.aaup.org/report/confucius-institutes。
[10]Redden,Elizabeth. Chinese-funded institutes raise concerns on U.S. campuses. USA Today, January 4, 2012.
Rosenberg ,M.J. and Hoveland, C.T.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Behavioral Components of Attitudes. in M.J.Rosenberg (Ed.) Attitude Organization and Chan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作者简介:马艳艳,女,博士,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英语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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