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霸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

江梦灵

摘要：文化霸权是意识形态的实现路径，而意识形态是文化霸权的最终目的。当前文化霸权通过诘难中国问题、污解英雄、虚化历史以及宣扬“文明冲突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等不着边际的思想体系来消解我们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因此，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分析当前文化霸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表现，坚定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关键词：文化霸权；意识形态；中国问题；虚化历史

一、抹黑中国现阶段的问题，企图借此消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

中国问题根源于中国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然后通过系统的整理而形成的。中国的问题以及经验是可以反映我们的意识形态的。目前中国问题主要表现在生态环境上，近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按照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生态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因为这种制度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利润的最大化，这势必会造成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但问题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生产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么究竟是什么缘故造成的生态危机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从学理上寻找依据的问题，如果这个中国问题处理不当，那么很容易由诘难中国问题走向意识形态的侵蚀。

当前中国问题最为严重的是表现在消费领域。当前的消费已经发生了异化，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消费不再是为了花费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将商品的使用价值异化为一种消费符号。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消费符号均是代表西方的产品，这就意味着西方价值观念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中国问题是中国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的反应，他们诘难中国问题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解我们的意识形态认同，为西方文化模式认同获得主导地位奠定基础。

二、污解英雄、虚化历史是文化霸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惯用伎俩

历史虚无主义是文化霸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他们企图磨灭我们的光辉历史，去掉我们的精神信仰，因为他们深知“欲灭其国，先亡其史”之理。

他们找律法之漏洞，以学术研究为幌子，行丑化中华民族历史之实。首先他们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并未发挥大的作用，反而是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部队在抗战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理由在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牺牲的将军人数多于共产党。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就没有道理，因为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实行军衔制度。其次，他们以寻求真实事实为幌子，对史料进行曲解误解。再次，恶搞英雄人物，丑化英雄人物形象。例如，恶搞狼牙山五壮士，说狼牙山五壮士貪生怕死，根本就没有跳崖，而是躲在山洞中。最后，污解领袖人物，故意放大领袖人物的缺点。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用文化大革来攻击我们的领袖人物，说毛泽东同志是独裁者，他们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扰乱我们的信仰。总之历史虚无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认识论出发，以寻求真实历史为基点，行虚化历史，污解英雄人物之实。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因为没有英雄就没有精神引领，当代青年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话，那就真的可能会变成没有理想没有信仰的一代，就有可能会向往西方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那么西方国家实行文化霸权的最终目的实现了。

三、“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是文化霸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迷魂阵

“历史终结论”兴起于二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以80时代末苏联的解体为标志，达到了高潮阶段。以历史事件为载体，1949年T.H.马歇尔撰文对意识形态的终结作了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提纲挈领的解释，后来，许多学者从学理角度为“历史终结论”进行诠释和辩护。如，英国学者艾塞亚·柏林，雷蒙·阿隆，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为代表，他们认为：“自由社会正在为一个几乎全面‘受控的世界所取代，而在这种受控世界，意识形态辩护已不再必要。”[1]赫伯特·马尔库塞则认为：“先进的工业社会，由于它能支持经济富足和大众文化，所以已不再为有无产阶级意识的政治提供基础。”福山更直言不讳地说：“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在全世界涌现的合法性，它为什么会战胜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近代的共产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与‘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的种种政体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从而导致其衰落，而自由民主制度却正如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在这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2]这一阶段许多学者会认为“意识形态终结”，主要原因是二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科技革命并迅速取得飞速发展，许多新兴民主国家也搭上了这趟列车，世界经济的复苏，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使得世界处于相对范围内的和平和发展，加上许多西方民主和人权取得不少进步，为了更好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用福利、民主、自由等幌子来欺骗和迷惑人们，掩盖其“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历史终结论”实质上是在其真正目的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或者通过改变某些形式来掩盖其真正的目的。

西方意识形态的另一种神秘外衣——“文明冲突论”。继“历史终结论”之后，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由原来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直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激烈冲突由于两极变为一极而趋向终结，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由一极而逐步演化为多极趋势，为了维护西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西方政客和知识分子，把西方意识形态披上新的神秘外衣，借文明冲突论来掩盖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统治。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他指出：“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3]他们借口冷战后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左右世界未来政治秩序的理由辩护，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冷战后渗透和统治其他国家、地区和文明寻找依据。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权利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4]“文明冲突论”既是新时期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所引发的民族文化间冲突的一种预见，更是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的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和霸权的表现。

总的来说，文化霸权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表现为努力推行西方文化模式，实行精神殖民；用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我们的光辉历史，通过渗透“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企图磨灭国人的信仰和精神支柱。

参考文献：

[1]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474.

[2][美]佛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代序[M].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

[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2002：1.

[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