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为何难产生企业家？

陈九霖

把控了股东会和董事会以及经理层的主要领导干部，就已经事实上、实质性地体现了党对企业的领导。在此基础上，放开对执行层面在企业管理、运营和发展等微观事务的把控力度，健全授权与监督机制，以便提高国企效率和市场反应能力，激发执行层面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打碎套在高管身上的“脚镣手铐”，才会具有产生更多企业家的基础与条件，进而形成新的一波改革红利

国有企业是否存在企业家，长期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比较极端的说法是：从国企的出资人和监管者的角度看，其派到国企任职的领导人与其说是企业家，毋宁说是官员。作为曾经在中央企业工作过26年的“老国企”，我的基本看法是，民企里不全是企业家，国企里不是全无企业家;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存在企业家精神。我所认识的褚时健、魏家福、宁高宁、宋志平等就是国企里比较典型的企业家。在那些竞争性的国企，不缺乏企业家精神。但是，受制于国企经营环境的影响和制度性约束，国企产生企业家相对民企而言会更加困难，国企的企业家也更加难当。

那么，国企怎样才能产生更多的企业家呢？任何企业家的成长，都是由内因和外因决定的。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从内因的角度看，除了担责这个企业家特性是后天可以养成的品质之外，冒险、创新、执着等企业家特性几乎都是天性，与生俱来。因此，就如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音乐家、科学家一样，肯定不是所有的企业人都能成为企业家。但是，没有外因的成就，即使那些具备企业家天性的人，也难于成为企业家。

现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十分重视改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经常对各国营商环境进行考察与评比。可是，只要提到改善营商环境，大家就会想到要给民营企业市场化、法制化、公平竞争、减税降负等，很少有人会联想到国企。因此，在我们将“央企是共和国长子”挂在嘴上时，国企领导人却在私下里抱怨：“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我们国企也有国企自己的难处，只是我们不方便说出口罢了！”确实，国企也需要改善营商环境，以利于培育企业家、培植企业家精神。今年3月的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国资国企改革。从外因（主要是国企的营商环境）的角度出发，国企要造就更多的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至少必须满足如下几个条件。

确立国企的市场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企应该是、也必须是市场经济主体，否则就会缺乏竞争力，无法融合到国际市场，难于培养出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就会受到压抑。国企也只有作为市场主体，才能参与竞争，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形成活力，才能形成企业家成长的环境。***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这是这一认识的源泉与指引。确立市场主体地位，就要确保绝大多数国企尤其是商业类国企，都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按照市场规律管理国企，给予其所需的市场条件和资格，尤其是在授权管理、人员聘用、薪酬待遇、激励机制等方面要遵循市场规则，按照市场需求办理。

认识到经济功能是国企的主要功能。我国已将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其中商业类国企分为商业一类和商业二类。商业二类为半竞争性国企，商业一类为竞争性国企。但所有商业类国企都被赋予了非经济功能，比如：体现国家意志的对内与对外投资、市场宏观调控、稳定社会秩序和就业、抢险救灾，以及体现国家意图的外交援助等。有人统计出我国国企承载着18项非经济功能与社会职责。我们须清醒地认识到，国企最主要的功能是经济功能，最本质的特征是企业。如果不能高效运营、创造价值，而是低效率地占有乃至垄断资源，将不利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在执行国家行政指令过程中，无疑产生不了企业家。

一定要减少商业二类国企数量，放弃行业和市场垄断;也要彻底剥离商业一类国企的非经济功能，将其归至商业二类或公益类国企;对于无法归类、无法由现有商业二类或公益类企业承担的非经济职责，新设特殊国企承载。举例说，在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70%的压力下，为确保能源安全，我国可能需要花费巨大代价，乃至“不计成本”地开采石油资源。由于我国天然石油资源禀赋较差，这种开采可能成本很高，甚至根本打不出油来。对这种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职责，不应该交由已是市场主体的“三桶油”来承担，可以通过组建国家石油天然气开采公司来实施。对于一些必须由国企或民企承担的非经济功能，也应按市场规则付费，而不是行政指定，免费执行。无论是垄断或半垄断，还是靠国家行政指令运营企业，都出不了企业家。

理顺决策与执行。我们必须明确，“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指的是领导国企，而不是直接经营国企。党对国企的领导，应该把重心放在董事会的决策层面而非经理层的执行层面。可以考虑以“党委对董事会前置”为基础，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国企管理制度。

党和政府的意志完全可以通过股东会得以实现。对于国企，直接投票即可;对于非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可增持股份达到控股，或者与其他股东协商寻求相对控股或“金股”等有效控制措施。在董事会层面，实行“党委前置”，将党的领导重点放在把握企业方向、制定企业方针、选拔与管理领导干部、防范企业风险以及防止制度性腐败上。目前，我国国企党委实行“三重一大”制度：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董事会决策除了这些内容，还包括预算、决算等内容。因此，把控了股东会和董事会以及经理层的主要领导干部，就已经事实上、实质性地体现了党对企业的领导。在此基础上，放开对执行层面在企业管理、运营和发展等微观事务的把控力度，健全授权与监督机制，以便提高国企效率和市场反应能力，激发执行层面的積极性和责任心：打碎套在高管身上的“脚镣手铐”，才会具有产生更多企业家的基础与条件，进而形成新的一波改革红利。

总而言之，只有真正改善了国企的营商环境，国企的企业家才能脱颖而出，企业家精神才会得到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