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特质与前进历程

郑宏泰 高皓

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数千年的独特传统与文化，家族更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核心单位。但进入现代以来，中国人反而不太能接受“家族企业”这个名称，认为含有迂腐、落后、保守等色彩，认为家族企业是落后的代名词，视之为企业走向现代化的窒碍，所以要千方百计地“去家族化”，由此带来的问题，值得深思细味。

为什么中国人对家族企业会有如此负面的看法呢？这样的认知到底反映了怎样的历史与社会进程？中国的家族企业到底有何独特的发展轨迹与规律？割裂中国家族自身的歷史、文化和社会背景进行西化，是传承和发展的可行出路吗？

虽然我们的财富观念与西方（甚至一海之隔的日本）不同，但在经历无数苦难之后，却又能凭借以家为本、重视血脉的文化，使家族企业发挥出巨大的力量，与西方“救赎至上”的企业家精神及日本“家业至上”的企业家精神分庭抗礼。中华民族这种与众不同的企业家精神，近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具体来说，中国家族企业由于受到“血脉至上”文化的主导，采取了“诸子均分”制度，一方面，呈现出团结与分裂并存交织的局面;另一方面却又产生了兄弟姐妹间竞争激烈、充满动力的现象，令人难以理解，充满矛盾与变量。

对于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特质与前进轨迹，多是泛泛而谈、人云亦云，鲜有科学的研究分析，更缺乏从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及社会变迁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思考。借助9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华人家族企业案例，抽丝剥茧，梳理兴衰起落和喜乐辛酸，可以透视家族企业的发展特质和家族成员的多重互动。

以冯国经家族掌控的利丰集团为例，其反映出传承三代的华人百年家族企业的发展之道。虽然利丰集团从企业名字Li& Fung上可看出，该企业是由李氏（Li）与冯氏（Fung）两大家族共同创办的。本来是两大家族的合伙企业，但最后却落入冯氏家族手中，而冯国经父亲一房又在20世纪90年代独占鳌头，主导了企业的发展。这家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企业，究竟如何保持家族对企业的强力控制，顺利完成世代之间的领导权交替呢？经过深入的案例考察，我们找到了利丰集团的发展延续之道： 1.不断修剪家族树，以集中治理权;2.运用上市或私有化的机制，重新分配股权。利丰的延续发展之道，可为其他华人家族企业提供重要的参考和选择。

再以香港饮食巨擘镛记的争产官司为例，其反映了近年华人家族企业常常爆发的兄弟反目、争夺家产、对簿公堂等问题，深入分析华人家族为何总是难以摆脱内部分裂的宿命，进而剖析家族文化与企业形态反映的商业和经济发展力量，我们的重要论点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家族，存在着如太极阴阳般的两股“分”与“合”的力量，互相制衡，互相依存。当“合”的力量大于“分”的力量时，便会激发出巨大的前进动力，团结一致、光宗耀祖;当“分”的力量大于“合”的力量时，则会产生或明或暗的彼此较劲，分家析产、各起炉灶，促进各方各展所长。无论是“分”与“合”的哪股力量主导，华人家族企业都具有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

论企业的规模与实力，由伍舜德家族掌控的美心集团，当然很难和新鸿基地产集团相提并论，但是前者却展示出创业或守业的不同模式。美心集团虽同属兄弟共同创业的案例，却与利丰集团由第三代两兄弟共同主导的局面颇有差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心集团一方面引入了怡和洋行这样的战略股东，但伍氏家族却能始终保持控制权，主导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则在传承时突破了传统框架，采取了较为罕见的“隔代继承”方法。这两方面反映出华人家族与欧美家族深入合作的包容性，又显示出传承制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备相当的弹性。

作为香港地产龙头的新鸿基地产集团，过去一直被视为家族企业发展的楷模——世代传承畅顺，兄弟同心协力，企业不断壮大，家族内部鲜有传出矛盾。新鸿基地产的案例，不但凸显了企业奠基人郭得胜创业精神旺盛的一面，也体现了强调做人做事敦厚老实、讲究人情味等儒家思想，备受称颂。可惜21世纪初却爆出兄弟不和，甚至因为争夺家产而对簿公堂的事情。激发家族矛盾的根源，据说是郭得胜生前在家族信托中定下了“新地股份不能分拆”的硬性规定。“永不分家”的初衷可谓立意至善，防止分家削弱家族力量，但将一众儿孙强行捆绑在一起，欲分无从，却人算不如天算地触发了不可破解的家族争斗。华人家族在借鉴西方制度时，如果低估了中西迥异的某些文化风险，则必然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付出不容低估的沉重代价。

包玉刚与董浩云这两大“世界船王”，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际遇和应对机制。包玉刚具备超卓的企业家精神，拥有高度灵活的经营手腕，在创业运营上可谓独领风骚，政局变幻也无损其创基立业、书写传奇。包氏的独特之处，在于传承的特殊安排。由于包玉刚没有儿子，只育有4个女儿，这种传承局面对重男轻女的中国文化而言，实属挑战，容易引发矛盾，而包玉刚却能想出超越传统的方法，借外孙改姓“包”的安排，转外孙为内孙，化解“无后”问题。同时，包玉刚把家产分给4名女儿及女婿，指定他们专注于不同的事业，一方面实现了企业的多元化，降低了风险;另一方面也化解了不同家族分支之间的矛盾，展示了另一条颇为值得参考的家族传承路径。

与包玉刚不同，董浩云的航运企业则展示了另一种营运模式与传承模式。婚姻联盟，是董氏家族不断壮大的最大特色。古今中外，利用婚盟壮大家族力量，互补政治、经济和人力资本的长短，颇为普遍。董浩云家族凭借婚姻联盟而崛起，充分运用以扩张、整固家族企业。各种各样看不见、摸不到的政商关系及社会网络，在强化实力、分散风险之余，也维持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历久不坠、不断壮大，其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容低估。

社会网络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中外社会虽然一致肯定，却很难进行实证数据分析。东亚银行创办近百年以来，股权争夺过程中社会资本所发挥的力量，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案例。为何李氏家族可以长期“以小控大”，利用手上掌握的较少股权控制庞大的金融机构？其核心原因所在，正是因为李氏家族掌控了社会资本这个制高点。

罗鹰石家族和罗进兴家族，则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榕树式家族企业”的代表案例——这两个家族都是子孙众多、家大业大，而子孙们在经营家族的“主干企业”（即家族最核心的企业）之外，又会选择自立门户，另起炉灶，发展各自的“分支企业”，从而呈现出同一家族拥有众多企业，子孙后代各领风骚、万马奔腾的局面。罗鹰石家族在香港拥有10家上市公司，罗进兴家族拥有4家上市公司。这两个家族的案例充分说明，华人家族的家大业大、枝叶繁茂所言非虚，这种家族发展模式与榕树的生长形态并无二致。

进一步来看，罗鹰石家族和罗进兴家族的案例，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质——“血脉至上”和“诸子均分”。一方面，正因为“血脉至上”，家族成员在维护自身及家族的利益时，往往会由于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而努力打拼，激发出巨大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强调“诸子均分”，家族内部因此会出现各种或明或暗的竞争和较劲，也必然会出现家族分裂、各立门户。尽管如此，家族成员各自创立的企业之间，往往是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又会互相竞争——这种纠缠复杂的关系，正是“榕树式家族企业”的重要特质。

從以上各有特色的家族企业案例中，我们能够十分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深深地烙印在个人、家族和社会的不同层面上，深刻地影响了家族的行为、观念及关系，左右着家族企业的运作与发展轨迹。虽然传统文化中残存着某些迂腐陋习，不利于中国家族企业的现代化发展，但某些华人文化特质，有助于家族企业提升独特的竞争力。正因如此，在探讨华人家族企业的发展时，我们应从全方位、多面向的角度进行思考，做到知己知彼。一方面，中国家族要明白本身的强弱优劣，不应骄傲自满，也不应妄自菲薄;另一方面，不应照搬照抄西方制度，而要结合中国实情和每个家族的自身特点进行量身设计。

家族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族企业是由家族创办及掌控，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支柱性作用。家族在社会、经济及商业等领域，无孔不入，地位重要。家族既受到文化及社会核心价值的制约，也是延续文化、孕育社会核心价值的重要媒介。要让家族企业在推动社会与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力量，我们就更应该全面、深刻地理解家族的基因、特质与内涵，从而探索出一条切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郑宏泰系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中国研究项目联合召集人、社会及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高皓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战略合作与发展办公室主任。本文源于两位作者所著《富代三代：华人家族企业传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