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朝晚期江南文人的居室陈设思想

洪武玄正

在明朝晚期，江南文人的居室陈设通常展现出对个体人格的追求。在对传统设计的同时，又有部分突破和超越。对于当代居室设计的发展十分具有启示意义。根据晚明居室陈设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为顺性而生的审美游戏心态；第二，陈设上遵循浓淡相宜的法则；第三，为悠然闲适的艺术化生活方式。对晚明江南文人的居室陈设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激发当代人审美的自主精神以及对日常生活潜在审美意识的启发，同时，有利于人们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宜，以人为本，生活至上的设计理念，构建清幽自然的居室环境。

“游戏”与美学概念的相关性由康德在18世纪末率先提出，席勒则进一步提出审美游戏说，认为游戏是艺术的起源，游戏本质则是源于自由，换言之，审美游戏是一种审美意识的自由化。对于明末文人来说，勇于挣脱“礼”的藩篱将审美的话语权夺回，正是源自内心对于审美意识自由化的追求。由于明朝末期政治环境的原因，江南文人仕途不顺，政治抱负难以施展因而转向对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追求。因此，居室环境的设计理念从自由转化为以人为主体，冲破了传统思想的“牢笼”，摒弃大千世界的纷纷扰扰，获得心灵与肉体的双重自由与和谐。或许起初的动机是被动下的本能选择，但是在过程中却收获了独立人格、愉悦身心，造就了晚明居室设计的不朽成就。

本质地说，游戏的终极目标并不在于成物而在于成己，它源于人的爱智本性，人们对知识和理性的追求是源自于对寻找自我、认识自我、超越自我的不懈追求。犹如世界的开放性一样，人也有为完成性，游戏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游戏者在打开两个世界的同时，也打开、完善、确认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审美意识的自由化心态真是各类艺术设计以及居室设计思想的灵感的源泉。

明朝晚期，文人衡量艺术设计的标准“宜”，是一种内在秩序的范畴与明释，是设计艺术化的标尺，是一种对“度”的把握，它讲究“过犹不及”的“恰到好处”的不偏不倚的中和境界，包含功能、经济、审美、制新四个维度。明朝晚期江南文人在居室陈设上利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程度的实用性能和美学效能，最终实现心理和精神层面两相宜的艺术境界。

晚明江南文人的俭朴思想在居室陈设中化作了“经济之宜”这一设计法则，纵观我国古代文人的居室陈设设计思想明朝晚期之前的文人十分注重居室陈设的新奇、雅趣，而到了明朝晚期，江南文人的设计逐渐加重了对于俭朴的关注，并将其发展为一种美学思想，以实用价值、俭朴风格、物尽其用、兼顾审美情趣为主旨思想。这其中平衡机制“宜”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辨别的作用。节俭观是媒介，将艺术与生活有机联系起来，将精神追求与享受提高到了一定的境界，提出并倡导积极的、正确的审美观念，以抵制畅行物欲发社会环境对人精神的腐蚀，这也是经济之宜的重要意义的体现。

明朝后期文人多喜闹中取静的居住环境，取大隐隐于市之意。居室陈设也以古朴幽静的山林般自然景致为主。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于松柏竹林之中，与亲朋好友谈古论今、焚香烹泉。在这里居室不仅作为容身之地，更是文人抒发情感的的雅致之所。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居室环境使得心境发生了变化，而心境又带动情致，转而成为日常生活的艺术情调。

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上不难发现明朝晚期江南文人对“闲适”的理解与外在表现，诸如以对花竹的热爱以及养竹供石的雅趣。而要说养竹置石，明朝晚期李渔撰写《闲情偶寄》一文，希望以此规正风俗、警示世人，提出“同一不急之务，而好为是谆谆者，以人之一生，他病可有，俗不可有；得此二物，便可当医，与施药饵济人，同一婆心之自发地”。将“俗”当作一种可以治疗的病症，并开出“治病良方”，可谓匠心独具。他对于竹的喜爱也几乎到了忘我的境地，为了凑出置办花竹的费用，宁愿让妻儿忍饥挨饿，遭受饥寒之苦。也因此有时人嘲笑他，但他却不改初衷。此外，《闲情偶寄》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同时也是设计实用功能性原则的倡导者。《瓶史》的撰写者袁宏道，在花枝摇曳的环境下对生活乐趣有了更深的感悟，书中不仅记录了作者生平乐事，同时，也记录了对花木、花材、器具的甄选，插花的技法、环境的品鉴方法等；其中对当时的插花艺术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与分析。这一花一木中无不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幽韵的文士气度，尽显风雅闲适之情的至高精神境界。由此说明，江南文人居室的陈设不局限于物象环境，更多的是追求在素朴雅致、清逸绝俗中展现人淡如菊、心淡如水的至高境界。

在无数的美学实践活动中，唯有休闲与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才能彻底和完全的融入到主体的生活中，在这个世界内，居室在容身的基础上，兼具抒发情感的功能，并在闲适之中赋予生活艺术化外衣的雅致与别致。抑或说是构建一个使人获得身心的愉悦与享受的居室环境，将这种带有艺术情调的生活日常化。闲适的艺术化的生活让人们更好的实现本真生存和诗意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