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不能为“表率”不顾程序、法规

高明华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指出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则指出，国有企业要成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首次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到改革的高度。由此可以看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根据现代公司治理理论，企业有着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高管、员工、债权人、供应商、客户、社区居民等，他们均为企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企业有责任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证他们的利益不被损害。从投资者角度，企业赚了钱就应该分红，这是鼓励投资者理性投资、减少资本市场非正常波动的重要方面；从高管角度，高管薪酬应与其业绩相吻合，这是激发高管创新的动力基础；从员工角度，企业应保证员工收入随着企业利润的增长而增长，而且要关心员工的身心健康，这是员工持续贡献其专用性资产的保证；从债权人角度，企业应按期还本付息，从供应商角度，企业应保证资金的供应充分，这两者是企业诚信的重要体现；从客户角度，企业应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这是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从社会公众角度，企业要尽其所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如依法交税、捐赠慈善事业、保护环境等。

从广义角度，上述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回报，都可以视为企业社会责任，但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义务性质的社会责任，如严禁破坏生态环境，提供高质量的、安全的产品和服务等；二是非义务性质的社会责任，如赈灾捐款捐物、资助教育事业等。前者是强制性的；后者是自愿性的（也可以称之为狭义的社会责任）。

對于义务性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存在区别，因为这是法律义务，不因企业性质而不同；对于非义务性的社会责任，对竞商业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政府不能强行附加给企业，应由企业自主决定，如有必要强制安排，政府必须给予足额补偿，当然这种补偿不一定是现金，也可以是其他方式，如特许经营权等。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成本支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存在冲突？并不尽然。从长期看，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是一致的，但短期看，则可能出现不一致。如果企业发展是建立在损害社会公众和员工利益基础上，如环境污染、员工工作环境无安全保障设施等，尽管企业利润提升了，但这种提升难以维持长久，从长期看，并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企业应立足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的统一。

对于义务性的社会责任，要加强立法，还要曝光，建立黑名单，违反者要处罚，而且处罚力度要足够大，即法律要具有威慑力，包括民事处罚、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三种处罚要并行。同时，要赋予公众更多的监督权，要通过完整和及时的信息披露，加强和鼓励公众监督，比如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否是高质量的和安全的，应有顾客满意度的数据。而且，政府要把公众监督的结果及时反映到惩罚成本上。通过法律和公众监督，使企业背离强制性社会责任义务的收益远小于成本，从而促使其依法履行社会责任。

对于非义务性的社会责任，要鼓励，要宣传，但不适宜立法给予强制，因为它属于道德范畴。其实，对于非义务性的社会责任，企业通常都会自我宣传。比如，企业进行了慈善捐款，通过宣传会产生广告效应，能够向大众传递企业拥有较强竞争力的信息，从而会得到更多的供应商和客户的信赖。无疑，承担非义务性的社会责任，尽管付出了成本，但通过广告效应，是能够带来更多利润的。对这种非义务性社会责任，政府也可以在宣传上发挥助推作用，要树立典型，使企业不仅自愿承担非义务性社会责任，而且愿意承担更多的非义务性社会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非义务性的社会责任，企业在做出决策时，也必须依法依规，不能想当然地由某个人或某个出资人单方面决定。通常，对于公司制企业，非义务性社会责任达到一定额度，必须经由董事会讨论决定；再达到更高额度则必须由股东大会决定（适合于设立股东大会的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具体额度限制的规定由公司章程来规定，而公司章程必须由股东大会来决定。

针对国有企业，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社会责任都是义务性的，既然是义务，就必须依法履行；对于商业类国有企业，不能以“国有企业要成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为名，让国有企业承担超过其自愿承担的更多的非义务性社会责任，承担与否，承担多少，都必须经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来决策，不能为了“表率”而不顾程序和法律规则。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