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休假变革，且行且珍惜

曾勋

“我觉得带薪休假应该由党政部门带头实施。我特别希望郭书记带头带薪休假，你们要带薪休假，我觉得没有敢不休的。”2013年两会时期，在北京代表团分组讨论会场，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董事长段强，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等领导提了一个建议。

段强表示，提这个建议有点“冒昧”。不过，当时坐在他对面的郭金龙微笑着对他说：“能够实现，能够实现。”这是一个关于休假制度变革的鲜活截面，在这背后，潜藏着我国休假制度的完善，以及休假观念的人文嬗变。

“落实带薪休假制度”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1979年盛夏，邓小平来到胶东半岛，当专列抵达青岛时，他微笑着走下火车，与地方干部握手寒暄。他表示，“此行主要是休息，什么也不干。”邓小平这次“休假”意味深长，有人说是“解放思想”之旅。

国家领导人就算抽出时间休假，也难以做到真正的休息。

吴仪，这位曾经的女副总理，多次被冠以“铁娘子”称号。有媒体报道，吴仪在燕山石化工作时，办公室内常年放着一张单人床，挂着一件军大衣。石化企业易发事故，一刻也离不开人，她戏称自己的家是“便携式”的。每逢节假日，她总是尽量为别人提供方便，让公司其他领导和家人团聚，自己则留下来值班。1988年就任北京市副市长后，吴仪还给立下了第一年不出国、不休假的规矩，她利用一切时间深入工厂、公司调查研究。

中央领导人由于日理万机、工作繁忙，虽然他们也有法定的休假权利，但名义上的“休假”实则换个地方办公。他们的“休假”，更多是传导积极的政策导向，体现出尊重劳动者的博大胸怀。

实际上，在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下发过《关于职工休假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可以安排职工休年假，最多不得超过两周。1995年劳动法和2005年制定的公务员法，也对职工休假事项作了原则规定。

在“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也逐步好转”的形势下，国家领导人也在积极推动休假制度的变革。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在其著作《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中讲述了这样的往事。

1999年春节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湖北洪涝灾区看望慰问灾民。活动结束后的年夜饭上，大家谈到了能否涨工资的问题。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又遇特大洪涝灾害，对是否涨工资有不同意见。

随行的张国宝将自己的思考大胆地向朱镕基提出来，说：现在这个形势恐怕涨工资已不现实，是否可以增加节假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休息机会，还可起到调整经济结构作用，增加消费、旅游、服务业等三产比重。这直接促使后来的“五一”“十一”黄金周诞生。

“其后，有些批评意见也逐渐出来。”张国宝回忆说，认为长假日交通、住宿、旅游景点压力陡增，忙闲差太大，也会造成旅游景点损害，有人因此主张推行带薪休假。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带薪休假的落实不力多次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反过来又推动了国家政策的改进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2012年，“落实带薪休假”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此后连续几年，报告中都有这一条。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开始没有写入，最后修改共78处，其中就包括补充了“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让休假成为惯例”

“如今部委高层官员们的休假，原则上要遵循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由各个部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一位已经卸任的国务院某部委前部长表示，“通常级别越高的官员，比如部长或副部长，实际上可以休假的时间越少。”

2008年《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是目前职工享受带薪年休假的主要法律依据，有人认为，这是休假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

《条例》和《办法》实施一年后，几家媒体联合开展了题为“带薪年假，2008年你休了吗？”的专题问卷调查，参与人数9320人，其中仅有39.47%的人“休了年假”，47.18%的人表示“没有休年假，也不打算休了”。带薪年休假制度因用人单位的执行不力，被人们揶揄为“纸上福利”。“担心休假影响前途”话题，多次成为网络热议焦点。

“每一次政策的‘优惠，职工似乎都难享受到。”一名科级公务员告诉记者，就公务员系统来说，执行难很大的原因，是单位领导没有起到带头表率的作用。

对此，张国宝指出，其实带薪休假制度不是没有，之所以一直执行不起来，是因为中国的国情和观念与西方不同，如果领导不休或供职机关不休，承擔工作任务的人往往宁可放弃休假选择坚持工作。

近几年，状况正悄然发生改变。2015年8月份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2018年6月，《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呼吁“让休假成为惯例”，认为一个好的领导，“自己要带头休假”，也要“合理安排员工休假”。

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规定。今年年初，四川省委省政府联合出台《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施意见》，意见首次明确了劳动者的四项基本权益，其中休息休假权位列其一。

前不久，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研究制定了落实“基层减负年”六项措施，通过实际行动让干部“轻装上阵”。其中，引人关注的一项措施是：要求部领导带头休假，处室每年休假人数不少于80%，力争做到全员休假。

顾“大家”，也不舍“小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任国家科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提出搞五天工作制时，遭到他人质疑，有人问他：这有啥好处？

胡平解释说：好处可多了！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节约资源和能源，让大家有更多自由支配时间加强学习，操持家务等。

放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质疑实属符合社会的观念。当时的先进分子典型报告中，出现较为频繁的一句话就是“加班我先加，重担我先挑”。学者徐贵权谈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价值观变迁时指出，彼时人们似乎只是为某种观念、原则而活着，“人的文化建构、文化选择、文化努力发生了异化，人的价值主体地位退隐、失落了，本末发生倒置。”

这造成机关单位的传统观念和文化氛围不利于休假制度的落实。传统观念中的先进分子和劳动模范，都有“工作狂”“老黄牛”气质，以单位为家为荣。“舍小家顾大家”被视为天经地义，而正常休假，很可能被当成缺乏大局观。

“5+2，白加黑”的工作方式催生出这个时代新的焦虑，在一些政府机关和基层，“全年无休假”成为常态。有的地方确实存在人少工作量大的情况，而有的地方却是因为管理方式，工作作风有问题。

“都说‘家国情怀，家在人的生命中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性。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进人民的幸福感。休假制度的人性化，就是一项重大举措，让人们在做好工作的时候，也重视家庭、家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向记者分析说，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固然值得传承和弘扬，但没日没夜的加班、放弃休假权利并不是干好工作、服务好群众的先决条件，我们更需要合理安排工作，引入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少开一点会，多干点实事。

“带薪年休假能够让国民拥有更多自由支配的财富和时间，愉悦地投入到工作当中，无形中化解了与用人单位之间不必要的矛盾。”一名司法系统的公务员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休假是一种制度供给，它的变迁与政府、单位、个人等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休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