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中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探析

王丽雅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与世界的关系自觉为人类的实践过程，把人的世界描绘成了因为人、为了人、创造人、制约人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显示了思维和存在否定性的统一关系，即思维和存在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性和内在矛盾的无限指向性。因此相应地形成了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三重维度：构成思想的维度、思想的前提维度、前提的反思与批判维度，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表明了人类实践活动内在矛盾的无限指向性，所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我们所面临的某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而是源源不断地产生各种哲学问题的问题域，一切问题只有上升到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反思与批判的高度才能够是哲学问题，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不是众多哲学问题当中的一个哲学问题，也不是某一科学领域内的问题，而是不断地对各门科学和日常生活中我们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矛盾的揭露，从而使人类的思维自觉到批判的本性，而真正地实现以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展现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历程。这就是恩格斯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真正目的所在。

关键词：思维和存在；构成思想；反思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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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世界”的哲学中寻求的是具有绝对真理意义的关于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最高支撑点。具体表现为确立思维和存在二者之一在时间上的先在性或逻辑上的优先性及内在统一性的本体论逻辑和认识论逻辑。马克思和恩格斯“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把世界看成是人与客观世界矛盾统一的实践活动，把人的存在与发展描绘成了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因而，他必然要求这样的哲学：不是人类创造和生成自我的实践活动中确立一个永恒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是要求在人类这一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反思批判已经确立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进面构建新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就要求不是论证思维和存在二者之一在时间上的先在性或逻辑上的优先性及内在统一性的本体论逻辑和认识论逻辑，而是要揭示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内在矛盾，即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来加以反思批判的逻辑。

一、新世界观视域中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三重维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与世界的关系自觉为人类的实践过程，把人的世界描绘成了因为人、为了人、创造人、制约人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显示了思维和存在否定性的统一关系，即思维和存在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性和内在矛盾的无限指向性。因此相应地形成了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三重维度。

（一）构成思想的维度：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

恩格斯说：“我们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的矛盾中不能相互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和无条件的前提。”[1]在此，恩格斯的第一层意思就是说思维和存在具有统一性，也就是首先承认了人类在创造和生成自我的实践活动中，能够认识和把握存在的规律而构成关于世界的思想，而“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2]思维对人类实际生活过程的把握展现为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如神话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常识的方式，艺术的方式、伦理的方式，科学的方式，哲学的方式等等。通过这些基本方式把握到的世界就是一幅幅多彩的“世界图景”（孙正聿语），这一幅幅多彩的“世界图景”表现了一定条件下思维在和存在的幻化的、直觉的、经验的、体悟的、审美的、价值的、逻辑的关系，而且就人类发展的每个阶段而言，这些图景又都是真实的，最起码是想象的真实，因为它就是那个阶段的人类的实际生活状况。这就是思维把握存在的解释世界的维度，也就是构成思想的维度。

（二）思想的前提维度：思维把握存在的根据、标准和尺度

人类在实践活动过程中，思维把握存在所构成的思想就其作为“人类历史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言是人类生成和创造自我的生动表现，但对于下一个阶段的人类实践活动而言，它又是“经常性的前提”，这就是恩格斯上述观点中所包含的第二层意思，即思维把握存在所构成的思想又是“我们理论思维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隐匿性”的理论前提，即为我们进一步的实践和思想提供理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这一根据、标准和尺度是以不追究思维把握存在所形成的思想的合法性为前提的，也就是以承认了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为前提的。

在传统哲学那里，哲学家们把这种统一夸大为绝对的统一，而试图消除二者内在的矛盾性，从而将其构建为整个人类世界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解释世界”的传统哲学所做的全部工作不过是要消除思维和存在的矛盾，使具有绝对真理意义的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最高支撑点的建立成为可能。在他们看来，这一最高支撑点是不应该有矛盾的，应该是绝对的统一，他们所做的关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种种反思与批判都是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因为他们不懂的真正的实践本身，所以，在传统哲学那里无论包含着怎样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最终都会在某一点上被结束，因为在那一点上，矛盾已经消失，并且永远地消失了，思维和存在已经达到了和解。这就是前面所谓的解释世界哲学的本质主义的原则。黑格尔所对此作出了精辟的概括：“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他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3]但是，实践本身对此作出了绝好的反驳。

从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来看，思维把握存在构成的思想是实践活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在环节，而且其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具有相对真理的意义，它能够将“获得性的遗传”直接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加以丰富，传给下一代，这大大缩短了人类探索真理的历程，也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劳动。这对于人类把握世界的每一种方式都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否则，我们就无法形成关于世界的任何一幅“真实图景”，尤其是对于实证科学而言，确实是“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但是，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同时又向我们表明，我们永远也达不到那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4]因此，人类在自我生成和创造的实践活动中就必然要不断地打破、否定思维和存在在一定条件下保持的统一性，而实现人类的思想向新的层次跃迁。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承认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并把这种统一作为我们理论思维的前提，同时还需要我们把握到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内在矛盾性，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来予以反思和批判。这就是思维和存在關系的第三重维度。

（三）前提的反思与批判维度：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矛盾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新世界观所揭示的奥秘就是人在实践活动中的生成性、创造性和自我超越性以及客观世界的制约性。从客观世界的制约性的角度讲，人及其思维不仅是自然产物，而且我们的思维和存在要求服从同一规律，这是同自然界其它生物一样，从物的尺度出发，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但是又要求按照人的尺度、从人的目的出发去改造客观世界，使其为我所用，“世界是自在的存在，人却要给自己构成自己所要求的世界的客观图画；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却要以自己的行动让世界满足人；世界是现实的存在，人却要以自己的现实性去把世界变成自己的理想的现实。”[5]这样，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就不仅仅表现为统一性，而且必然绽露出矛盾性，这样我们就不能一劳永逸地把思维和存在所服从的同一规律作为我们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而要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来加以反思和批判，要进一步追问理论思维前提的合法性。孙正聿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对于“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的理解是深刻的。大体说来，人类通过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一方面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图景”，即所谓构成思想，这些思想又作为人類进一步思维和实践的根据、标准和尺度“隐匿在”思维的过程与结果中，这就是构成思想的逻辑强制性，但是，源于人类的实践本性，在构成思想的过程中，就要求对构成思想的理论前提——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进行反思、批判，解除其逻辑强制性，进而确立新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从而变革和更新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所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的统一。“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的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6]可见，我们要在人类自我生成和创造的实践活动的历史长河中去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在其统一性上，通过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非批判的方式，它构成了人类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世界图景”，并作为我们“理论思维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在其否定性上，我们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统一性”不是视为自明性的前提（对于科学而言这种自明性的前提是必须的），而是当作“问题”予以反思和批判，揭示出二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实现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

二、“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真实意蕴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世界观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三重维度的揭示了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在人类实践活动的每一个阶段，遵从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并将其作为我们“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是人类以非批判的方式把握世界的必然逻辑，而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则是哲学的理论自觉。

（一）辩证法的彻底贯彻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所揭示出来的是：一方面，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矛盾性真正使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表达了人类自我生成和创造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从而在真正的意义上贯彻了辩证法的原则：“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这是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精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只有在“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中，只有在对思维和存在统一关系否定性的理解中，才能实现辩证法。在解释世界的旧哲学那里，一切最终的结论都是在于达到思维和存在的和解，即无矛盾的统一，尽管在认识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辩证法的要素，但是那并不是哲学家的理论自觉，而是人类实践活动诉诸思想的不自觉的但又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只是一种客观意义上的辩证法，在最终的结果上，因为解释世界的逻辑要求无矛盾的结果，而辩证法恰恰要求矛盾的运动，解释世界的旧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和辩证法背道而驰的，辩证法最终只能被人为地扼杀，作为辩证法的大师的黑格尔也没有逃脱厄运，因为他要给自己的理论一个终点，辩证法恰恰也没有终点。辩证法的真正贯彻，需要对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自觉，所以，列宁说：“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8]只有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来理解，才能真正实现自觉形态的辩证法。

（二）产生哲学问题的问题域

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体现了辩证法的批判本性，而必然的结果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成了不断产生哲学问题的问题域。

在上面的探讨中我们知道，人类在自我生成和创造的实践活动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一方面，人类总是从一定的思想前提出发以特定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如常识的、神话的、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科学的、哲学的方式等等），从而形成关于世界的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所谓一定的思想前提就是我们首先要承认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进而认为我们所把握到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我们所形成的思想就是世界在思维中的真实显现。而同时，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表明，我们所认识到的世界并不完全就是真实的世界，所形成的思想也不完全就是世界在思维中的显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只具有相对真理的意义，如，“日心说”出现以前，“地心说”就是真理，而“宇宙无中心说”的确立就又说明了“日心说”的局限，所以人类实践活动还要求我们自觉到思维和存在的矛盾性。

在传统哲学家那里，他们并不否认现实的矛盾性，事实上，也无法否认，但他们却要否认矛盾的真实性。前面关于传统哲学的考察已经向我们表明，在人类“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过程中，他们试图寻找到一点，在此，关于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可以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从而使现实当中的矛盾得到合理的解释和根本解决，这样才能使人在宇宙中安顿下来。所以，他们无一例外地否认矛盾的真实性而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诉诸绝对的统一性。

三、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世界观向我们揭示的恰恰就是人类自我生成和创造的实践活动过程中矛盾的现实性和矛盾的真实性。结果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也必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这就意味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当中内在地就包含着否定性，这就要求我们对人类把握世界各种方式的思想前提——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进行反思，揭示出其中的矛盾性，从而变革思维方式，确立起新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一当我们把“思维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这便意味着我们超越了非批判的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而进入了批判性的哲学思考，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表明了人类实践活动内在矛盾的无限指向性，所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我们所面临的某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而是源源不断地产生各种哲学问题的问题域，一切问题只有上升到对理论思維的前提——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反思与批判的高度才能够是哲学问题，否则不管问题提出得多么尖锐，多么深刻，多么现代，但仍然是在非批判的前提下，在各自的领域内所进行的认识世界的活动中的问题。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不是众多哲学问题当中的一个哲学问题，也不是某一科学领域内的问题，而是不断地对各门科学和日常生活中我们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矛盾的揭露，从而使人类的思维自觉到批判的本性，而真正地实现以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展现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历程。这就是恩格斯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真正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2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2页。

[5]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

[8]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