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速览

The Economist2007年3月3日

走出尘封的实验室

研究和开发的分界已迅速消失，研究与开发的方式正发生着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起草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后来成为20世纪后半叶美国取得巨大成功的信息技术工业的发展蓝图。在这份报告中，布什提出了由政府为科研和工程提供经费的设想，并将学术界、企业界和军队（战时）联合起来。

根据这一计划，高等院校进行基础科学的研究，企业将研究成果开发成可投入市场的产品，研究与开发作为两种不同活动的概念由此诞生。公司很快用类似的路线，使穿白大褂的科学家免受邋遢的工程师干扰。

这样的做法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因为发明激光和晶体管而获得六项诺贝尔奖。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发明了个人电脑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鼠标、图形用户界面和计算机网络的以太网协议。

时至今日，这些大公司的实验室要么不复存在，要么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公司对已有的产品修修补补，而不是出钱让研究人员创新发明。如果公司有急需创新，多半会通过收购或兼并同类公司、与高等院校合资或收购得到风险投资的新兴企业来实现创新。布什在1945年提出的研究和开发的分界已迅速消失，研究与开发的方式正发生着变化:

研发由分而和 长期研究已被视为奢侈品，只有垄断企业能负担得起。而现代的技术公司，其垂直一体化的程度要差很多。它们利用外包供应商和装配商网络，这导致了研究部门的分裂。虽然美国大公司仍在研发方面花费数十亿美元，但它们都无意步贝尔实验室或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后尘。布什拆分的研究和开发如今再次交织在一起。

例如，IBM仅在几年前，其研究人员的业绩还是根据专利和论文来评价的，而现在，他们已经卷起袖子与公司的顾问们并肩作战。这表明IBM正向“服务科学”过渡。服务业务正日益商品化，IBM知道它必须在提供的服务中增加知识产权含量。研究人员参与产品开发，是向客户加价的一种方法。

界限已然模糊 如今，“研究”与“开发”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因为实验室必须将科学应用于现实的、迫在眉睫的问题上。

位于华盛顿州雷德蒙德的微软研究院有400名研究人员，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有300位，而预算几乎全部用于商业项目。主管微软研究院全球事务德里克· 拉希德解释道:“在现实世界里，并不仅是一个‘开发和一个‘研究，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研发周期缩短 布什的方法也假设研究的成本很高，周期很长。如今，创新更多地来自软件而非硬件，计算机成本非常低，开发时间非常短——实际上，如果利用互联网为载体，几乎是立竿见影。正因为如此，基于网络的公司研究与开发之间的界限最模糊，因为这些公司竞争激烈，产品往往瞬间投入市场。

战后的研究与开发模式需要更新，不仅仅是因为新创新方式的出现，而且是因为公司在获得创意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思科公司的查尔斯·詹卡罗说，思科一直因“并购研发”而受到指责，但是他认为这应该不是个问题。思科每年花43亿在世界各地雇用超过1.6万名工程师，此外还投资于新兴公司。詹卡罗说，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公司内部进行基础研究是不可能的。“从公共政策层面上，我们也许会谴责这一点，但至少就公司市场而言，这是达尔文所说的适者生存的世界。要么生存，要么死亡。”

轻研究重开发 一些业内人士为研究和大公司实验室的衰落而感到遗憾。IBM的一些研究人员对“服务科学”的概念不以为然。另外，虽然谷歌的工程师可以用20％的工作时间钻研自己的项目——只要这些项目对公司有益，但这样的时间往往只要在星期天下午才能找到。

新的研发模式将研究人员变成了革新的突击队。贝尔实验室几乎已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开发上。此外，一些私人机构也试图进入“有商业计划的基础科学”领域。但它们能否成功还不得而知。

也许，布什会为此流泪。他在1945年写道:“总体说来，工业受到预想目标的制约，受到自己明确规定目标的制约，受到不断出现的商业需要的制约。基础研究是在不考虑实际目标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是要赚钱就不同了。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前主任约翰·布朗说:“我开始管理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时，我认为99％的工作是创新，然后把它们仍给市场人员，让他们去琢磨如何投入市场。现在我认识到，想办法把创意带入市场，至少与最初提出创意需要同样多的创造性。如果我早意识到这一点，我会重新安排时间。”

Liberation2007年3月2日

空客的危机

离任者拿着可观的赔偿金一走了之，产生的损失却由员工们来承担

让我们从公众的角度来看看所发生的事情吧。在一个运载量极大的市场上，一家最初由法德合资的企业在3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大企业。它制造出一系列客运飞机，质量可以和世界另一飞机制造巨擘的产品——波音飞机相媲美。

这家企业就是空中客车公司，它是国际财团欧洲航空防务和航天公司的子公司。

它的最新产品A380型客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产品。这一载客量可达500至600人的客机很快就吸引了各大航空公司。

随后，人们获悉，由于缺乏对集团下属的德国工厂和法国工厂的协调指挥，双方制造的该种飞机机身电路采用的数据处理代码不兼容。为了调整样机和为了今后的飞机生产，就要像二三十年前那样用手工调整电路。这显然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结果很可怕:交货大约要推迟两年的时间。这意味着推迟收回资金，并因延期交货而向客户支付大笔赔偿金。显然，这是一场严重的灾难。而且，产生的损失将由员工们来承担——预计今后几年空中客车公司裁员将达万人。

出现这样的危机，必然更换领导。离任者拿着可观的赔偿金一走了之。人们甚至得知，有些人先于公众了解到所有的情况，抢先卖掉了自己持有的股票或优先认股权。

德国和法国两国政府都相信航空运输、相信资本主义、相信欧洲，至少它们是这样认为的。它们很清楚一家企业的成功首先取决于质量和统一指挥，却为了空客公司中的二流职位分配而争吵，以至于在该公司创建了一种与统一指挥不相兼容的国际影响体制。

空客公司的成功让我们欧盟人颇有信誉。我们承认，在我们的国家自豪感之上还有一种欧盟自豪感，特别是在广泛的国际竞争中。德法两国政府在削弱欧盟自豪感的同时，犯了一个大错误。它首先不是技术上的。你们违背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它属于伦理范畴。这个错误使你们要对后果负责。

此外，还存在着管理责任。人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管理者在任期结束时满意地拿着补偿金走人，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而事实上，灾难就发生在其任职期内。

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这种发达民主国家的自由企业总是在让富人致富，却不必为其所犯错误付出代价，并总是让员工来承担管理者失误所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还会继续运转，他们将会看到可怕的政治后果和选举结果。

USA Today2007年3月5日

艰辛的美国电脑业

靠卖个人电脑赚钱一直是非常困难的，但现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难

个人电脑行业最后一个未受损伤的巨头也摇摇欲坠了。五年前，五个巨头主宰着美国的个人电脑行业。后来，惠普、康柏、宏图国际和IBM相继出现了问题。它们合并、被收购或者赶走了自己的首席执行官。股价下跌，利润减少，甚至毫无盈利。

现在，一度镇定自若的戴尔电脑公司也陷入了危机。在公司出现业绩问题、证券交易委员会展开调查之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和好几位高级副总裁相继辞职。上周，戴尔透露，最近一个季度的收益比去年同期下降5％，令华尔街大失所望。

宏图国际的首席执行官埃德·科尔曼说，个人电脑行业变化很快，令一些公司无法适应。在最近一个季度，宏图取得了微薄的利润。经过大规模的重组以后，公司正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市场。科尔曼说:“能使你在今天的市场取得成功的因素，无法保证你明天也取得成功。”

笔记本电脑正取代台式电脑成为个人电脑的首选。消费者在选择电脑时，既注重速度，又注重样式。发达国家的电脑销售额在减缓，但印度、中国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销售额日益增长。惠普首席执行官马克·赫德说，电脑制造商要想繁荣发展，必须同时迎合这两种市场。

但加特纳数据搜索公司的技术分析师马丁·雷诺兹说，这可能还不够。他说，戴尔如果想保持市场领先地位，就必须彻底改变经营模式。

在一个以极快的速度和微薄的利润而著称的行业，这是很难做到的。宏基电脑美国公司销售经理理查德·布莱克说，这个行业一直在寻找合并的机会。

靠卖个人电脑赚钱一直是非常困难的，但现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难。这是因为:价格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点。1981年，IBM的第一台个人电脑售价是1565美元——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等于现在的3500美元左右。目前的电脑价格要低多了。另外，在电脑销售中，属于电脑制造商的很少，大部分都属于部件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