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的影响

于国栋

摘   要：如何实现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数字经济浪潮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否激励其求新求变，形成各自比较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展呢？本文利用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商业银行年度数据，采用非平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仍可获得一致的结论。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激励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来发挥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投资类业务和贷款类业务差异化发展具有显著影响。边际效应检验表明，伴随着商业银行差异化水平上升，数字化转型的边际效应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即数字化转型不会激励商业银行过度追求差异化发展。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差异化发展；主动风险承担；边际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23）09-0054-08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3.09.008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金融业发展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2021年底至2022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和原中国银保监会先后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和《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要求高质量推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金融机构也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深化自身改革、应对金融科技企业冲击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经过恢复、新设、重组与引进等方式已形成多样化的银行机构体系。但商业银行在业务类型、资产结构和收入来源等方面存在高度相似性，同质化现象始终是银行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同质化容易导致集中度风险和合成谬误现象，一旦遇到冲击就会导致配置相同资产的金融机构均遭遇损失，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业务相似性引起的风险传染是影响中国市场稳定性的关键因素（王超等，2023）[1]。原中国银监会于2016年印发《关于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商业银行转型发展应当立足于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的发展战略，明确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市场定位”。因此，差异化发展仍然是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和目标之一。那么，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助于促进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具体的作用机制或渠道是什么？数字化转型对处于不同差异化水平商业银行的影响有何不同？从既有文献来看，当前数字化转型对微观经济主体影响的研究涉及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王永进等，2017）[2]、企业创新（黄群慧等，2019）[3]、企业运营管理（陈剑等，2020）[4]、企业组织架构（刘政等，2020）[5]、企业分工（袁淳等，2021）[6]、資本市场表现（吴非等，2021；孙国茂和李猛，2022）[7，8]等的影响。上述研究多数以实体企业为研究样本，但对商业银行具有实际借鉴意义。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研究集中于数字化转型战略（谢治春等，2018）[9]以及其对经营转型（罗煜等，2022）[10]、劳动力需求（余明桂等，2022）[11]、风险承担（代婉瑞和宋良荣，2022；蒋海等，2023）[12，13]、服务实体经济（张庆君等，2022）[14]、对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偏好（张一林等，2021）[15]等的影响。因此，现有研究更多关注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个体的影响，但尚未有学者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间差异化发展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整理了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10—2021年年报数据，运用欧氏距离方法测算上市商业银行间差异化发展水平，使用北京大学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谢绚丽和王诗卉，2022）[16]衡量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水平，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助于促进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模型、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的影响机制与边际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该结论在控制商业银行个体与宏观经济特征后依然成立，在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更换变量测算方法、回归模型、分析样本后结论的稳健性均不受影响。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激励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来实现差异化发展。随着商业银行差异化水平提升，数字化转型的边际效应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即数字化转型不会激励商业银行过度追求差异化发展。数字化转型对投资类和贷款类业务差异化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对同业类业务差异化发展无显著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第一，本文首次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的影响，丰富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现研究主要关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路径及其对银行个体经营方面的影响，尚未有学者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的影响。第二，我国已建立多样化而非差异化的商业银行体系，实现差异化发展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之一，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激励商业银行实现差异化发展，从数字化转型的视角为推进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第三，本文全面深入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的影响机制，打开了数字化转型与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之间内在逻辑的“黑箱”。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利用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进行系统性重塑。从理论上讲，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为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创造了机遇。数字化转型助力商业银行突破营业网点与营业时间的束缚，拓宽了金融服务的时空范围，客户群体范围的扩大与个性化水平的提升将导致商业银行对不同客户群体的关注度出现差异，并激励商业银行明确自身比较优势、形成专业化分工、实现差异化发展。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也为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数字化转型使得商业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赋能之下，商业银行能精准绘制客户“画像”，据此开发更具特色与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切实满足特定客户群体金融需求。此外，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本身就存在差异化的特征，实施数字化转型必然促进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谢治春等（2018）[9]认为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推动商业银行进行战略转型，且资产规模和资金实力的不同会影响商业银行转型的战略和进程，大中型商业银行会倾向于选择闭环生态或开放生态型战略，而小型商业银行则会选择细分市场型或垂直分工型战略。据此，提出本文假说1：

假说1：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商业银行实现差异化发展。

商业银行传统风险评估技术多数基于客户财务报表或征信水平，数字化转型可通过对客户精准画像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实时动态评估，甚至能预警客户违约风险节点，实现对风险的及时及早干预。随着金融服务空间与时间的延伸，对“长尾”客户群的争夺将推动商业银行主动承担金融风险，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风险防控技术也将为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提供技术激励与支持。同时，数字化转型将增强商业银行现有风险的处置效率，从而为承担未来风险提供资本支撑，Cheng和Qu（2020）[17]研究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抑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表现为风险资产配置比重的提高。梁方等（2022）[18]认为金融科技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与流动性管理能力，促进商业银行增持交易性金融资产等风险资产。罗煜等（2022）[10]认为数字化转型与商业银行信用贷款占比正相关，与贷款行业集中度负相关。邱晗等（2018）[19]认为金融科技发展将造成资产端风险承担上升。据此，提出本文假说2：

假说2：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激励商业银行增加主动金融风险的承担来实现差异化发展。

数字化转型激励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的边际效应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商业银行差异化水平较小时，数字化转型为商业银行拓展“长尾”业务实现盈利提升提供了充足的激励，为强化风险管理提供了充足的数据与技术支持。但商业银行差异化程度越高，其面临新型未知金融风险的概率就越大。为避免承担过高的金融风险，商业银行会通过限制风险较高、期限过长的业务来调整资产配置（Jiang等，2019）[20]。随着商业银行差异化水平的提升，商業银行求新求变的意愿会有所下降，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效应也会越来越受限。因此，数字化转型能够激励商业银行实现差异化发展，但不会激励商业银行过度求新求变，过度追求差异化发展。据此，提出本文假说3：

假说3：随着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的边际效应会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以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为被解释变量，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解释变量，为验证研究假说1，构造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diffit=β0+β1digit+β2 Xit+β3Yit+ηi+λt+εit]   （1）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商业银行个体和年份，[diff]和[dig]分别表示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和数字化转型指数。[X]表示商业银行层面控制变量，[Y]表示宏观层面控制变量，[η]表示商业银行个体固定效应，[λ]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扰动项。

为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的影响机制，并验证本文假说2，本文参照Baron和Kenny（1986）[21]、温忠麟（2004）[22]等的研究方法，构造如下模型：

[diffit=β0+β1digit+β2Xit+β3Yit+ηi+λt+εit]  （2）

[midit=α0+α1digit+α2Xit+α3Yit+ηi+λt+εit]  （3）

[diffit=υ0+υ1midit+υ2digit+υ3Xit+υ4Yit+ηi+λt+εit]

（4）

其中，[mid]为中介变量，即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其余变量与上文相同。根据逐步检验法的原理，首先，若[β1]显著，则说明存在总效应；其次，若[α1]和[υ1]同时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当[υ2]显著时则为部分中介效应，不显著时为完全中介效应；最后，若[α1]和[υ1]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要通过Sobel检验判断中介效应的存在性。

为有效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不同差异化程度商业银行的影响，并验证本文假说3，构造如下模型：

[Qτ（diffit）=βτ0+βτ1digit+βτ2Xit+βτ3Yit+ηi+λt+εit]

（5）

其中，[τ]表示不同的分位数点，本文分别选取20%、40%、60%和80%四个分位数进行回归分析。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diff）采用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不同资产配置比例的欧氏距离进行衡量。资产负债表是商业银行经营模式与发展状况的集中体现，资产负债管理几乎覆盖业务体系的各个方面，深度影响银行的战略定位、市场竞争力和业务发展方向（尚航飞和黎金定，2023）[23]。因此，本文借鉴Cai等（2018）[24]、王超等（2023）[1]的研究，使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不同类型资产配置比例的差异构造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具体构造方式如下：

[dik=12jmωij-ωkj2]  （6）

其中，[dik]表示商业银行[i]和商业银行[k]之间的欧式距离，[ωij]表示商业银行[i]配置于资产类别[j]的比例，[m]表示商业银行[i]配置的资产类别数量。在此基础上，对欧氏距离进一步采取加权处理作为度量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的指标：

[diffit=k≠inxidik]  （7）

其中， [diff]表示商业银行[i]与整个样本商业银行系统的差异化水平，[xi]表示计算差异化时商业银行[i]的权重，具体以商业银行[i]在样本商业银行整体资产规模中的占比表示，[n]表示整个市场的商业银行数量。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用商业银行与当年所有样本商业银行不同类型资产配置比例均值的欧氏距离乘以该商业银行资产占样本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重，由此得到均值法下的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diff2）。

商业银行资产配置涵盖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贵金属、存放同业、拆出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买入返售资产、应收款项、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发放贷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商誉等。

2. 核心解释变量。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dig）的测度采用北京大学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谢绚丽和王诗卉，2022）[16]，该指数从数字化认知、数字化组织与数字化产品三个维度构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并且能够精确匹配至商业银行层面。在稳健性检验部分，使用国泰安数据库建立的上市公司数字化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数字化建设程度（dig2）衡量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该指标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在年报中出现的频次进行测度。

3. 中介变量。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risk），采用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比例作为测度指标，具体为商业银行当年风险加权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

4. 控制变量。商业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1）商业银行规模（asset），采用商业银行人均总资产进行衡量；（2）净息差（nim），采用商业银行净利息收入与平均生息资产规模的比值进行衡量；（3）负债结构（deptratio），采用商业银行存款占总负债的比重进行衡量；（4）杠杆率（level），采用商业银行总权益与总负债的比值测度；（5）不良贷款率（npl），采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进行衡量。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1）国内生产总值（gdp），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进行测度；（2）货币政策（m2），采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同比增长率进行测度；（3）银行业景气指数（bankindex），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结果衡量。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无论是从资产规模来看，还是从运营效率或者风险管理能力来看，上市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上市商业银行实现差异化发展既能塑造各自比较优势，也是活跃资本市场的重要举措。鉴于上市商业银行的典型性与系统重要性，本文将上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0—2021年上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相关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缺失部分通过商业银行年报进行补齐；宏观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和国泰安上市金融公司数字化建设程度数据库。回归分析中，非百分比形式的变量均作对数化处理，相应变量前加“l”标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如表1所示，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的平均值为 0.110，最大值为0.949，最小值为0.002，说明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为明晰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的趋势，本文按照上市商业银行类型平均值做差异化变动趋势图（见图1）。如图1所示，各类型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总体均呈现出上升趋势，2021年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均高于2010年。

为有效测度核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对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与数字化转型做Pearson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与数字化转型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23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字化转型越深入，差异化水平越高，符合本文假说1。

为深入分析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在具体业务层面的表现，本文采用欧式距离的测算方法分别测算商业银行三类业务的差异化发展水平，并描绘出商业银行不同业务差异化变动趋势。商业银行资产端业务主要包括贷款类业务、投资类业务与同业类业务，贷款类业务对应资产负债表中发放贷款及垫款，投资类业务对应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应收账款类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資和长期股权投资，同业类业务对应资产负债表中存放同业款项、拆出资金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如图2—4所示，商业银行贷款类业务和投资类业务均表现出上升趋势，同业类业务整体表现出下降趋势。由于《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商业银行投资类业务差异化发展水平在2018年出现峰值后迅速下降，贷款业务差异化发展水平在经历短暂下降后开始呈现上升趋势。

（二）基准回归与内生性检验

表 2 是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的边际效应为正，即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商业银行实现差异化发展。第（1）列是未考虑商业银行特征和宏观经济特征的回归结果，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108，在5%的水平上显著。第（2）列是加入商业银行特征和宏观经济特征的回归结果，数字化转型的系数为0.091，同样在5%的水平上显著。

尽管本文已控制宏观层面和银行层面的变量，但模型仍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且同时影响数字化转型与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的因素，叠加数字化转型与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存在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这都会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误。为此，本文采用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中经常使用计算机的员工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经常使用电脑员工人数的比例可以较好地代表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作为历史数据，地区经常使用电脑员工人数比例能够从互联网技术水平与使用习惯等角度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同时地区经常使用电脑员工人数比例不会对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在理论上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表2第（3）列和第（4）列汇报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本文采用多种统计检验（第一阶段F值、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分析工具变量的合理性，结果均显示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值，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均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与本文假说1相符。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的测算方法。本文用商业银行与所有样本商业银行平均资产配置比例的欧式距离重新测算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ldiff2）。表3第（1）列给出了替换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变量后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原有结论不变。

2. 变更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本文采用上市商业银行数字化建设程度（ldig2）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替代变量。表3第（2）列为使用上市商业银行数字化建设程度的回归结果，系数亦显著为正，再次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原有结论不变。

3. 变更回归分析样本区间。在样本选取区间，上市商业银行共经历两次事件冲击，其一为2015年“股灾”事件；其二是新冠疫情的冲击。因此，本文删除2015年、2020年和2021年的样本，采用剩余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分析。表3第（3）列为删除部分样本后的回归结果，数字化转型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4. 变更回归分析模型。为缓解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其差异化发展的动态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分别对数字化转型滞后一期和两期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分别如表3第（4）列与第（5）列所示。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再次证明本文主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五、进一步分析

（一）作用机制分析

本节尝试回答数字化转型通过什么机制促进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如表4列（1）—（3）所示。列（1）中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即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的总效应显著；列（2）中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具有促进作用；列（3）中数字化转型和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在数字化转型促进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主动风险承担—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的传导渠道有效。这与本文假说2相一致。

（二）边际效应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但结论主要是针对平均水平。那么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处于不同水平时，数字化转型的边际影响会有何不同？为此，本文进一步采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对数字化转型的边际效应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均为正值，且随着分位数的提升，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过程，且在80%分位数的位置不再具有显著性。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差异化水平下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意愿和风险承受能力有所不同，商业银行差异化程度较小时，数字化转型为商业银行追求盈利能力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机遇，但商业银行差异化水平越高，其面临的新型未知风险就越大，数字化转型的激励作用就会有所下降。因此，数字化转型不会助推商业银行过度差异化发展，与本文假说3相一致。

表5：不同差异化水平下的边际效应

[变量 20% 40% 60% 80% ldiff ldiff ldiff ldiff ldig 1.560*** 2.651*** 2.223** 0.603 （0.475） （0.816） （0.578） （0.692）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银行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295 295 295 295 Number of groups 42 42 42 42 ]

（三）异质性检验

商业银行资产端业务主要包括贷款类业务、投资类业务与同业类业务。那么，数字化转型会影响商業银行哪类业务的差异化发展水平？本文分别将三类业务差异化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表6汇报了计量分析结果。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投资类业务和贷款类业务差异化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而同业类业务差异化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数字化转型与投资类业务差异化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高于贷款类业务，说明数字化转型会激励商业银行在贷款类业务，特别是投资类业务方面实现差异化发展。

六、结论与启示

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对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本文使用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商业银行年度数据，首次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激励商业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来发挥作用。边际效应检验表明，随着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水平上升，数字化转型的边际效应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即数字化转型不会激励商业银行过度追求差异化发展。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投资类业务和贷款类业务差异化发展影响最为显著，对同业类业务差异化发展无显著性影响。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一是加快推进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进程。进一步强化商业银行主体责任，将数字化转型作为重要战略发展方向，引导数字技术贯穿商业银行内部组织管理、金融产品设计与风险防控体系等各个环节，实现传统商业银行向数字商业银行的转型升级。二是持续提升商业银行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数字化转型能够激励商业银行主动承担金融风险，显著提升投资类和贷款类业务差异化水平，由此导致的潜在金融风险将更加复杂，甚至可能是系统性的。因此，要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风险预警能力与处置能力，多渠道补充商业银行资本，持续提升资本管理能力。三是因行施策，推进数字化转型，不搞“一刀切”。支持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发展特点与所处阶段，探索适合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逐步确立各自比较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展，提升金融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服务供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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