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地图》

李可风

摘要：民族音乐学作为音乐学下属的一门音乐理论学科，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音乐学已经发展了有几百年，有了先前的科学家不断的研究与探索，从“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过渡以及发展，现在的民族音乐学已经在音乐学这个领域中有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前人发现与研究也作为我们后世继续研究民族音乐学奠定了不可磨灭的文化宝藏。然而民族音乐学与先锋派作曲家谭盾的作品《地图》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产生与历史发展 谭盾《地图》的意义 视野中的《地图》

【中图分类号】J607

民族音乐学作为音乐学下属的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在没有正式使用这一名称之前，他曾一直被广泛的称为“比较音乐学”，至本世纪50年代初，“民族音乐学”将代替“比较音乐学”正式登上了历史的新的舞台，而在这一贡献最大并且有突出作用的是荷兰音乐学家、现代民族音乐学奠基人吉卜·金丝特，于是，民族音乐学这个学科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民族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伴随着进入这些地区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家们便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大门。他们试图用西方音乐学家的观点和方法去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民族所具有的使他们感到万般新奇的特殊音乐文化，并极力想把这些相异于欧洲音乐传统、且为欧洲人的音乐文化模式公诸于众。在我看来，“民族音乐学”就是以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音乐文化，音乐传统、音乐习俗以及带给世界音乐的变化趋势影响意义的音乐理论。

在中国，最早出现比较音乐学一词是在本世纪70年代末的音乐学中文翻译资料中，而民族音乐学最有权发言者当属中国近代音乐学家，民族音乐学家王光祈。王光祈从事音乐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与其“少年中国”的政治理想有密切的联系。在本世纪20年代，率先在音乐领域中提出“比较音乐学”并在中国的特殊的大环境下結合西方的理论著作研究中国特色民族文化的音乐学理论，也被人们称为“比较音乐学的先驱”，可见，他的影响力不止在中国，而且在西方的民族音乐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日本著名音乐学家岸边成雄曾公正地指出：“把柏林学派的比较音乐学观点第一个介绍到东方来的中国人王光祈”。

现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盛传着这样一句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每个民族的东西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各具特色，正如王光祈先生研究东西方民族音乐之间的差异，也正是他在中国最关键的时候把西方先进的音乐理论带到了中国，是中国的人民唤起了爱国的信心，而中国在近百年的崛起与发展，在现代中国民族音乐兴盛的时候，中国也出现了新一代的音乐家，谭盾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作品《地图》就是东方民族的文化与西方交响乐器的完美结合，给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视听感受。

谭盾，作曲家，湖南人。198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院，同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被新闻界、艺术界称为“新潮音乐”、“先锋派音乐”、“崛起的一代”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凭《卧虎藏龙》获第73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

谭盾《地图》之所以那么成功，受到西方的大家赞赏和东方的好评，离不开谭盾在湖南湘西的采风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他的的创作灵感来自1999年谭盾到湘西的一次采风。当时谭盾等一行人被村中在唱飞歌（即情歌）的苗族姑娘龙仙娥吸引，谭盾请龙仙娥唱歌，她问谁会与她对唱，谭盾当场表示，大提琴家马友友会在波士顿以琴声与她呼应对唱。于是，3年后，在波士顿和纽约的演出中，谭盾实现了当初的诺言，马友友真的以琴声与3年前录制的龙仙娥的歌声对唱。《地图》首演于2003年的2月23日，与谭盾合作的是波士顿交响乐团以及大提琴家马友友，由于受到西方观众的一致好评，谭盾下定决心把《地图》演到湖南湘西凤凰去， 2003年11月8日，谭盾再次联合上海交响乐团在当地举办了举世轰动的一场音乐会。谭盾四年前来到湘西凤凰古城，开始他的采风“听音寻路”，他说“听这里的音，寻找辉煌的过去，寻找未来的声音，音乐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就像落叶归根，是湘西给了我灵感”

《地图》的全名是《地图———寻回消失的根籁———湘西日记十篇》，《地图》的巨大成功，是东方民族的文化与西方交响乐的融合，给观众的视觉与听觉以强大的冲击力，是东西方的结合达到完美的视听盛宴，一方面是谭盾多年以前采集的、原生态的、民间本土的、视觉、听觉的‘多媒体声像纪录片，另一方面为现时演奏的、音乐厅式的、艺术性的、‘纯音乐的大提琴和乐队。在《地图》中，大提琴与飞歌的互相传递，就像两个情人在互相交流，倾诉感情，时而温柔似水，时而激进紧张，达到了原生态与西洋乐器的高度完善的音乐表现力。民间音乐在这里不是作为艺术创作的‘素材有待加工或升华，不是被溶入个人创作的风格语言之中，而是作为某种具有自足生命力的、无名氏的、非个人的、古老的文化源泉，与当今艺术家的个人创作构成对照。作者利用西洋乐器把民族特有的音乐文化表现出来，各种乐器配合着多媒体，演绎着各种声音，例如，比喻，夸张、拟人，创作出各种节奏和各种音乐语言。

《地图》是融合本土音乐与高雅音乐的共同产物，《地图》也是个行为艺术的作品，整个作品从策划到实施都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在其中。作者的《地图》，“它并不能说是一部孤立的作品，它还在进行中，让未来的人可以和过去的人对话，完成从过去到未来的交流过程”。在《地图》获得众多追捧者的同时，批评之声也隐约不绝。认为把古城文化融入古典音乐、在交响乐现场放上多媒体显示屏、在沱江上搭建舞台等等，把过多的形式掺入了高雅音乐，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于他音乐的形式而非内容。谭盾听到记者说出这些批评之声，并没有表示太多的意外，他很平静地表示，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密不可分。“我们过于分裂艺术的形式和内容，这是几十年前的旧观念了，形式和内容其实永远无法分开。最新的观念和最古老的文化，能衍生出新的东西，这是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最好的出路之一。”谭盾说，即使观众一开始因为音乐的形式来听音乐，对于音乐家来说也是一种成功，因为形式吸引人的背后必然有文化在其中作用，最终观众还是受到了艺术文化的熏陶。

其实"地图"这个字，实际上它是一个，心力历程的地图，是一个文化的地图，也是一个寻找过去与未来，寻找根与前景的一个地图，跟传统的现象很相和，因为人类的语言发明之前是有音樂的，在语言发明之前，他们是听音寻路，过一个寨子的时候，过一个村的时候，你必须留下你的歌， 这样所谓听音寻路，听到回声，听到对歌，听到乡间不同的口音，不同的音调，不同的节奏，寻找你的去路，寻找你要去的方向。那么我觉得声音的地图可能是永恒的。它可能是超越于绘制的地图，也超越于电脑的地图，也超越于雷达的地图，因为它是连接于我们生命和过去根的一种这样的东西。所以地图的含义从作曲的角度来说，实际上融合新的科技，融合媒体，融合电视，最重要全部集中在声音，在音乐，在这种传统的根的一个基础上，去创作的一个乐曲和观念。

谭盾的不同寻常的音乐理念和中国文化的底蕴让他走出了一条超越常规的音乐创作之路。他做出了水乐、石乐等离经叛道的音乐，他的作品和为人都备受争议。但这位被贴上另类标签的音乐大师热情似火的个性和对音乐的执著，是他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现在世界的音乐艺术形式是一个多元化的艺术形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是很艰难的，而谭盾站在另一个高度去看世界音乐，是所有人眼前一亮，就像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的《4分33秒》，他也是一位行为艺术家，创造出最长的休止符的世界纪录。曾经有人这么评价谭盾，“西方交响乐发展到现在，根基已经非常厚实了，中国音乐家要想在这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必须要有能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谭盾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能把中国的文化融入音乐，这也是中国音乐在世界舞台立足的很好出路”。

《地图》的成功体现了音乐美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双重功用，《地图》渗透了美学的思想，是人们听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的音乐形式。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地图》体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的结合，不同乐器的配合，不同思想的融合，谭盾大胆的尝试了原始的，古老的，民间的音乐艺术形式在高雅的交响乐中的地位，从而摒弃传统的单一的音乐模式，使音乐织体更加丰富与完满。

参考文献：【1】伍国栋《民族音乐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3）

【2】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

【3】《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11月28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