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改革是欧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马里奥·德拉吉

摘   要：在欧元保护下所形成的单一市场中，欧盟各国贸易快速增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避免了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性贬值。欧元区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逐步缩小，但经济结构较弱的国家易受衰退影响。结构性改革是欧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在此过程中需要强化财政能力，发挥财政稳定器的作用。

关键词：欧元区;经济增长;贸易;汇率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9）04-0046-04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9.04.007

2019年元月，我们迎来欧元诞生20年。欧元已经走过20年历史，其中，第一个10年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第二个10年受危机冲击世界经济放缓。20年风云变幻，带给我们许多经验和启示。欧洲货币联盟成就辉煌，但并没有得到所有欧元区国家所希望的结果。这主要是各国政策选择的结果，也欧洲货币联盟不完整的结果。我们必须找到下一步变革的道路，使欧洲货币联盟为促进所有成员国的福利而运行。

一、从单一市场到单一货币：艰难的探索

单一市场通常被理解为全球化，随着时间推移，全球化甚至淡化了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实际上，单一市场与全球化并不是一回事。全球化提高了所有国家的福利水平，但与全球化相伴还有市场扭曲。越来越开放的市场，使越来越多人失去了安全感。他们担心，自己创造的财富在少数人手中集中，而自己正在被这个世界抛弃。

单一市场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获得开放红利、减少贫困、促进欧洲经济增长、保护欧洲人民免受政治和经济动荡的伤害。单一市场是在欧洲经济衰退时形成的，1973—1985年，后来首批成为欧元区的12个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2%，不仅低于1960—1973年的5.3%，增长潜力也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年均5%左右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年均2%左右。当时欧洲各国政府对低增长的反应是增加财政赤字，1973—1985年，欧元区12国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5%，欧元区12国的失业率从1973年的2.6%上升到1985年的9.2%。

当时欧洲经济趋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同市场覆盖了增长已经饱和的中间产品交易，而高技术行业的贸易受到非关税壁垒限制，造成欧盟国家内部的贸易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初陷入停滞。是单一市场提供了解决方案，扭转了经济潜力下降的趋势，让更多人重返工作岗位。单一市场的内容还包括保护人们免受市场剧烈波动的影响，为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创造有利环境。

建立一个自由和公正的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生产者利益，是单一市场的重要目标。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单一市场启动时，强调共同规则制定和司法审查权力。在开放市场的同时，还需要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欧洲联盟，以保障公平竞争和社会正义。在欧盟有权采取行动的领域，欧洲社会模式的主要保障措施正在逐步变为法律法规。

与自由贸易区相比，单一市场需要更多的汇率稳定性，这是对欧洲各国政府的挑战。托马索·帕多阿-斯齐亚帕（Tommaso Padoa-Schioppa）在其“不可能的四角”（Inconsistent Quartet）中提出：如果欧洲国家希望从有管理的开放贸易中获得利益，就不可能同时拥有资本自由流动、独立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最初，欧洲各国政府的应对办法是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对短期资本流动实行管制，从而维护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和资本管制的逐步取消，固定汇率制度已经不可持续。

由于金融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影响，本币挂钩德国马克的欧洲国家不得不经常面临如下选择：是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还是选择本币贬值？是保持本币与马克平价，还是选择失去货币主权？在此背景下，一些欧洲国家失去了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1992—1993年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结束了这一切，当时那些经济严重衰退的国家已经不可能再跟随德国中央银行继续加息了，同时，本币持续贬值也削弱了欧洲各国建立单一市场的意愿。

实际上，汇率的灵活性可能会以以下两种形式削弱单一市场：第一，浮动汇率制度削弱了企业提高生产率的动力，因为企业发现可以通过本币贬值而不是提高产出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但是，本币贬值所带来的收益是非常短暂的，从1979年歐洲货币体系问世到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危机，意大利里拉对德国马克累计贬值了50%，而此间意大利年均生产率增幅却远远低于欧元区。尤其是，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失业率上升了1.3%，消费价格累计上涨了223%。第二，从长期看，如果采取“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政策，削弱各国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单一市场就会遭到破坏。

20世纪60年代，欧洲经历了汇率灵活性与农业共同市场的问题。在缺少单一货币的情况下，共同市场的农业政策是基于以记账单位报价的价格。接连发生的货币危机，尤其是1969年德国马克重估和法国法郎贬值，严重损害了市场机制。事实证明，这样的制度安排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它无法避免生产和贸易的扭曲，损害了欧洲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面对“不可能四角”，单一货币提供了解决方案。单一货币可以使各国政府维持本币汇率基本稳定，从而使单一市场的内部开放为所有成员国带来利益。

不是所有加入单一市场的国家都加入了欧元区。一些国家，比如丹麦，将其本币汇率与欧元挂钩。不过，对于多数国家来说，单一市场是通往欧元区的大门。在欧元的第一个10年中，又有5个国家加入欧元区;在欧元的第二个10年中，又有3个国家加入欧元区。英国是单一市场中唯一一个没有加入欧元区的大型经济体，具体原因比较复杂，有政治原因也有制度原因。

二、单一市场与单一货币：对贸易和汇率的影响

在单一货币基础上建立的单一市场有什么好处？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欧元保护下所形成的单一市场中，欧盟各国贸易快速增长，欧盟内部出口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2年的13%上升到20%。从整体上看，欧元区内部贸易总值，以及占发达经济体贸易总值的份额都在上升。欧洲内部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也明显增加。比如，1992—2010年从欧盟其他地区流入意大利的资金增加了36%。

在欧盟内部贸易增长的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成就是，欧洲各国经济通过不断深化的价值链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21世纪以来，欧盟内部国家之间的供应链联系比它们与单一市场以外国家之间的供应链联系更加密切，也更有弹性。作为单一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壁垒，促进了跨越国界的生产过程。全欧标准为各国企业提供了统一的生产质量标准，减少了不确定性风险。单一货币还降低了外汇支付成本和结算成本，降低了汇率风险。具体看，约有50万意大利工人参与了跨越国境的生产过程，意大利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也很高，这与劳动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意大利的中小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意大利正是通过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深深地融入欧洲的生产过程中。

欧洲经济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欧元区汇率制度产生了如下影响：一是避免了货币联盟内部各国货币之间可能出现的竞相贬值问题。研究表明，与那些通过盯住汇率制度而与欧元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体相比，欧元区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失调更小。二是全球价值链也削弱了由竞争性贬值所带来的短期好处。由于在进口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本币贬值对出口的好处往往会被中间产品进口成本的上升所抵消。

因此，任何一个希望通过本币贬值来提高自己竞争力的国家，其汇率波动幅度都会远远超过必要程度，而本币持续大幅贬值不仅会对单一市场造成威胁，还会对国内福利造成损失。因为本币贬值将通过提高进口价格对国内市场形成更多的负面影响。

退出欧元区是否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获得好处？目前还看不到这一点。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单一货币实际上是让各国政府重新获得了货币主权。在盯住德国马克的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决策权实际上属于德国中央银行，现在则为欧元区所有国家共享。同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规模较大的金融市场可以使得欧元区避免受到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此外，单一市场成员国（非欧元成员国）通常忽视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重要意义，比如为政府支出提供货币融资的能力等，因此，这些国家的加权平均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8%，而使用单一货币的国家这一比例为89%。

三、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趋同与分化

有一种观点认为，货币联盟的“稳定文化”将带来更快的增长和更高的就业，这种看法没有错误。但是，仅仅通过加入货币联盟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则只是一种空想。要实现更快增长和更高就业，需要欧盟各成员国共同努力。

对于欧洲货币联盟的创始人来说，建立一个运行良好的货币联盟经历了漫长和曲折。历史经验表明，开放市场可能带来各国之间收益的差异，一些国家的收益可能会高于另外一些国家。这也是意大利和德国的经历。一些欧元区国家，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斯洛伐克、马耳他和斯洛文尼亚，经济取得基本趋同。自1999年以来，这些国家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欧元区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缩小了1/3。但是，其他一些起点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的国家，比如葡萄牙和希腊，经济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其实，这种差异并非欧元区独有，以美国为例，美国最富裕州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最贫穷州的两倍，与欧元区的差距大致相同。需要强调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欧元区各国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正在逐步缩小，走向趋同。

是什么力量推动了欧元区成员国经济走向趋同？这在多大程度上与加入欧元区相关？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趋同，这需要较长时间，并且可能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制度质量改善等因素的影响。共同使用一种货币，可能会减少这些影响，但不可能消除这些影响。各国政府的宏观政策、经济结构和制度质量等在其经济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与经济周期有关，不同国家的经济周期可能存在非同步性，尤其是在经济遭受重大冲击时。

在对意大利经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期性和周期性因素的影响。1990—1999年，在欧元问世之前，意大利累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是欧元区成员国中最低的。1999—2008年，意大利累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仍然是欧元区成员国中最低的。2008—2017年，意大利累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仅次于希腊。如果继续回望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欧洲各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从未来借来的，是我们留给后代的债务。

意大利的经济低增长可以追溯到欧元诞生之前很久，主要是供给方面的问题。如果从意大利的地区分析来看，也是显而易见的。意大利不同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一些结构性指标之间存在相关性。世界银行编制的“营商便利指数”表明，较贫穷地区的排名通常低于较富裕地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意大利与其他欧元区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一事实表明，经济结构较弱的国家更容易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经济结构相对较好的国家会较快复苏，因为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反应较为灵敏，复苏会带来就业增加。

如果在欧元区层面缺少支持，货币联盟中的单个国家会暴露在主权债务市场的自我实现中。2011—2012年超调加剧了欧盟各国的债务负担，并且造成各国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从理论上讲，主权借贷成本在经济衰退时会下降，但当时欧元区国家的借贷成本却与风险厌恶情绪呈正相关关系，结果损害了欧洲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性。

通过金融市场强化私人部门的风险分担，有助于防止危机重演。在美国，大约70%的外部冲击是通过金融市场在各州得到缓解和分散的。在欧元区各成员国中，这一比例仅为25%。因此，建立银行业联盟，完善资本市场体系，符合欧元区那些经济相对较弱国家的利益。

在危机期间，国家预算是重要的稳定性工具。在欧元区国家，大约有50%的失业冲击是通过国家财政预算中的自动稳定器来吸收的，这一比例远远高于美国。但是，自动稳定器的使用，只限于那些债务水平较低的国家，为此，我们需要创造条件，以便危机爆发时进行预算干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制度架构，为欧洲国家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以确保其在经济衰退时不受顺周期政策的影响。

四、从货币联盟走向财政联盟：未竟的探索

近年来，一直在强调的欧洲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欧洲经济趋同，也不仅仅是维护欧洲货币联盟稳定运行。从欧洲的未来看，各国的结构性改革是为工资、生产率和就业的可持续创造条件的唯一途径。结构改革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实行，也需要在欧洲层面上实行。

要应对未来的金融危机，可能需要双层保护。一是金融风险的分散机制和分担机制，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我们在建立银行業联盟和资本市场联盟方面已经取得进展，这些进展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化财政能力，以创造条件发挥财政稳定器的作用。

进一步完善货币联盟是走向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必由之路，货币联盟是单一市场的必然结果。统一的欧洲是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的历史表明，我们必须在欧洲层面上做出选择。

今天，对于许多人来说，激励他们做出欧洲经济一体化选择的记忆已经非常遥远了，而且做出这些选择背后的理由也已被全球金融危机冲淡。为此，下一步，做出我们是否已经摆脱了危机影响的判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做出不让历史倒退的抉择。正确的做法是尽可能大地释放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潜能，同时促进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