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实证研究

刘 明 刘 震 郭 峰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山东 济南 250021）

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实证研究

刘 明 刘 震 郭 峰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山东 济南 250021）

本文以山东省17地市2009—2013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的方法对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保持良好态势，金融覆盖面不断扩大，金融服务使用效率逐步提高，金融服务成本整体下移。同时，也存在地方政府落实补贴政策不到位等问题，并在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强化金融创新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覆盖率；效率；成本

一、引言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是由联合国于2005年提出的概念，也称“包容性金融”，是指在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将金融服务拓展到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在发展要求上，普惠金融体现了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动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蔡荣鑫，2009）；在发展过程上，普惠金融更加突出“提高金融体系包容性”、“引导金融市场参与权平等”、“推动金融要素广泛覆盖”、“降低金融服务使用成本”等目标，强调持续推进金融服务向纵深发展，丰富金融市场和产品层次，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等内容（伊波顿，2005；张伟，2011）。在发展理念上，普惠金融不以单纯扩大金融机构规模为导向，不以简单增加金融服务为目的，不以提供扶贫性“资金补助”为手段，强调在加强和巩固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基础上，着力实现金融发展在机构、业务及产品等方面的广泛融合，既通过扩大金融供给覆盖面满足多样性金融需求，又突出以改革创新增强金融市场活力、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充分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世界银行，2008）。

目前，山东省经济发展总体平稳，但仍存在不稳定因素，转型升级压力依然较大，特别是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部分地区金融风险有所暴露、小微企业、弱势群体等资金紧张问题较为突出。发展普惠金融对于解决“三农”、中小微型企业等弱势领域的金融支持问题，通过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渗透度，促进加快山东经济转方式调结构步伐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山东省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做出一系列积极尝试，但是，其发展趋势如何，存在哪些制约因素等问题仍有待我们进行综合评价与定量分析。因此，本文在对国内外有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和面板数据模型等实证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详细研究。

二、理论及文献回顾

在对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进行实证研究时，首先需要解决对其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的问题。目前，国内外缺乏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科学度量的单一指标。因此，参考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构建方法，选取与普惠金融发展相关的部分要素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成为国内外学者的主要选择（Sarma，2010）。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着眼点与研究目的之间存在差异，在衡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要素选择上也缺乏一致性。阿罗拉（Arora，2010）的主要研究视角在金融服务成本和使用性方面，他选择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账户管理费、账户年费等要素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甘普特、文卡塔拉曼和古普塔（Gupte、Venkataramani和Gupta，2012）的主要研究视角在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方面，从而选择合作金融分支机构数量、金融基础设施数量、账户数量等要素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目前，在指数构建的过程中，多数学者采取等权重法对各要素赋值。这样的方法虽然在操作上较为便利，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个国家或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变化情况，但是忽略了不同要素所反映的情况存在本质区别的问题。为克服上述缺陷，本文选择采取变异系数法对构建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各要素进行权重赋值。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多数学者的主要研究着眼点在分析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方面。一方面受制于缺乏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定量测度，同时也受前期研究基础不足的影响，目前多数研究仍处于理论探讨和一般性经验分析方面，缺乏对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各因素的实证检验，以及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结合我国部分省市普惠金融发展的实际特点，说明区域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和制约下一步发展的要素。孟飞（2009）从制度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金融基础设施不足、法律及财政补贴等“制度安排”空白或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影响普惠金融发展。董晓林、徐虹（2012）则突出了金融机构网点布局的影响作用。与此同时，城乡协调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等因素的影响也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与研究（黄铁苗，2010）。除此之外，张世春（2010）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普瑞亚达什、侯赛因和阿伦（Priyadarshee、Hossain和Arun，2010）关于“政府的公共政策、社会保障项目等扶持性政策是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的观点；而郭兴平（2010）又从科技进步的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必要补充。总体来看，这些研究由于地区背景和研究视角的不同，所提出的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也存在一定差异，但基本涵盖了金融经济因素、社会人口因素、政策因素等几个方面。

三、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状况

（一）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1.指标选择及数据说明。借鉴HDI的构建思路和国外前沿构建方法，本文选择从金融服务的覆盖率、使用效率和服务成本三个方面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其中，以金融服务的覆盖率评价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以金融服务的使用效率评价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需求主体对金融要素的总体使用情况；以金融服务的服务成本评价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需求主体使用金融要素的成本情况。其中，每一个方面又可根据其含义列出详细的评价指标。在金融服务覆盖率方面，本文选择“每万人拥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每万人拥有金融基础设施数量（主要是ATM和POS）”和“每万人拥有银行账户数量”三个指标；在金融服务使用效率方面，本文选择“农村人均贷款/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贷款占比”和“小微企业贷款/全部企业贷款”三个指标来衡量“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情况，用“GDP/新增贷款”衡量经济发展对金融要素的使用效率；在金融服务成本方面，本文选择“小微企业平均贷款利率/一般贷款利率”和“民间融资成本/一般贷款利率”两个指标。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山东省17个地市2009—2013年间的部分数据进行了调研，并通过查询《山东统计年鉴》、《山东金融年鉴》等统计资料对部分数据进行了必要补充。

2.指数构建。本文选择的各指标在单位、量纲等数据属性上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在指数构建的过程中，“等权重”赋值法不具有适用性，而变异系数法具有更明显的优势。本文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利用标准差和平均值的比值（变异系数）消除各个指标取值的差异程度。为此，本文假定第n个指标的平均值为n，标准差为σn（n=1，2，…，10），从而第n个指标的变异系数Vn可以表示为：

其次，本文进一步对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假定第n个指标的归一化数值为kn，则根据HDI的有关计算方法，kn的表达式为：

其中，xn表示第n个指标的实际观测值；maxn和minn分别表示第n个指标的最大观测值和最小观测值。

从kn的形式看，kn∈[0,λn],λn∈[0,1]，kn越大表示该影响因素发展程度越高。本文共选择了10个指标测度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各指标又具有从2009年—2013年的时序特征，因此，在综合衡量第i年普惠金融发展状况时，10个指标的综合向量集合Di=(d1,d2,...,d10)为10维笛卡尔空间中的点。当Di是最差点时表示在样本区间内该年份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最低，反之，表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高。此时，衡量第i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数（IFDIi）可以表示为Di与理论上的最优点Dmax=(k1,k2,...,k10)之间的归一化的反欧几里得距离，即：

（二）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情况

1.各指标整体情况。根据前文设计的研究思路，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金融服务覆盖率方面，截至2013年末，山东省每万人拥有银行业金融机构1.44家，比2009年上涨28.1%；每万人拥有POS机和ATM机的数量分别为55.7台和3.78台，比2009年分别上涨287.8%和151.5%；每万人拥有单位银行结算账户258.3个，每万人拥有个人银行结算账户49720.6个，分别比2009年上涨61.9%和185.9%。在金融服务使用效率方面，截至2013年末，山东省“农村人均贷款/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59，比2009年上涨31.27%；山东省农村贷款占比为38.36%，“小微企业贷款/全部企业贷款”为27.51%，分别比2009年上涨6.8个百分点和6.23个百分点；“GDP/新增贷款”为11.5，比2009年上涨98.3%。在金融服务成本方面，截至2013年末，山东省“小微企业平均贷款利率/一般贷款利率”为1.29，“民间融资成本/一般贷款利率”为2.67，分别比2009年下降1.53%和9.3%。

2.普惠金融指数构建。根据前文设计的方法，本文利用变异系数法确定了上述10个指标的权重，并估计了2009—2013年间各年度普惠金融发展总体指数及金融服务覆盖率、使用效率和服务成本3个分项指数，估计结果见表1。

表1：2009—2013年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从普惠金融发展总体指数看，2009年以来，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整体趋于改善，但也存在发展速度不稳定的问题。2009—2013年间，山东普惠金融发展总体指数分别为0.05、0.18、0.42、0.68和0.61。由此可见，2010—2012年间，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速度较快，并在2012年达到区间内最好水平，2013年略有回落。

从普惠金融发展的3个分项指标看，金融服务覆盖率指数增长最快，发展水平最高，2012年金融覆盖率指数大幅上升至0.95，并在2013年达到0.99，较2009年、2010年明显改善。金融服务使用效率指数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2013年有所回落。2010年以来，金融服务使用效率指数稳步上升，并于2012年达到0.61，为2009年以来的最优水平，2013年该指数为0.53，比2012年小幅回落0.08。金融服务成本指数有所改善，但存在明显波动。2009—2010年，金融服务成本指数由0.1回落至0.03；2010—2012年，该指数大幅增长至0.52；2013年，又回落至0.3，比2009年、2010年分别提高0.2和0.27，比2011年、2012年分别下降0.12和0.22，波动较为明显。

四、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一）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

为进一步研究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并由此说明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选择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其中，在经济发展方面，本文选择人均GDP（AGDP）和存贷比（S/ L）两个变量；在社会发展方面，本文选择征信系统新增企业数量（Corporate）反映社会信用发展状况；选择高速公路长度（Highway）和城乡收入差距（Income Gap）反映社会发展基础条件；选择网络普及率（Internet）反映科技发展水平；选择财政补贴政策数量（Policy）反映政府对金融发展的支持力度。与此同时，本文认为如果仅利用山东省数据对普惠金融发展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存在数据频率低、估计结果稳健性不足等问题。因此，本文选择利用山东省17个地市的数据对各因素的影响特征进行研究。据此研究思路，本文需要首先利用前文所述的构建普惠金融指数的方法对山东省17地市2009—2013年的普惠金融指数进行测度，并以各市普惠金融指数（包含3个分项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上述影响因素的市级数据为解释变量，并构建如下模型：

由Hausman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的ut与部分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需要采取固定效应模型对其进行估计；而模型4中的ut与所有解释变量都不相关，应采取随机效应模型对其进行估计。利用本文构建的样本对上述4个模型进行回归，得到以下5个主要实证结论：

1.征信系统新增企业数量（Corporate）与普惠金融发展整体指数及3个分项指数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由此本文认为社会信用发展水平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各个环节都具有积极影响。

2.高速公路长度（Highway）与普惠金融发展整体指数、金融覆盖率指数和金融服务成本指数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Income Gap） 与普惠金融指数、金融覆盖率指数和金融服务成本指数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由此，本文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收入分配公平等社会因素对普惠金融整体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在具体的发展环节中，社会综合发展因素对增加金融基础设施覆盖、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

3.人均GDP（AGDP）与普惠金融发展整体指数及3个分项指数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存贷比（S/L）与普惠金融发展整体指数及3个分项指数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由此本文认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发展初期，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各个环节具有积极作用。

4.网络普及率（Internet）仅与金融覆盖率指数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由此，本文认为，在普惠金融发展的初期，区域科技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会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进程产生影响，但是，在金融机构设置网点、金融设备布置等方面具有推动作用。

5.财政补贴政策数量（Policy）与普惠金融指数和金融覆盖率指数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由此本文认为，财政对金融的补贴力度是影响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普惠金融发展的初期，财政补贴政策对提高金融基础设施覆盖率的影响更加显著。

（二）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充分证明了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特征。与此同时，结合调研过程中总结的部分典型案例，本文发现当前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部分地方政府支持力度不足，落实财政补贴政策不到位。目前，山东省积极推动发展普惠金融，以财政补贴等手段引导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提高金融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为贫困和低收入人群提供金融服务。但是在部分地市，尤其是县域内，政府落实补贴政策不到位。如，按山东省财政厅下发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管理办法》要求，涉农贷款增量补贴由地方财政负担，但是，滨州市仅有北海新区补贴涉农资金20万元，其余县区均未落实。2009年以来，济宁市实施了财政补贴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农户和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政策，但补贴金额非常有限：截至2013年底，在支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累计仅发放财政补贴10万元，在支持涉农、小微企业发展方面仅发放扶持资金119万元。青岛市辖内只有胶南市在2011年出台了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政策，但补贴金额仅为75万元。部分城市甚至从未出台过针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政策。

2.部分金融机构内生支持动力不足。金融机构是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主体，也是提高对“三农”、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的关键力量。但是，各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企业性质决定其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部分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重点仍在中心城市、大型客户、高收入群体等，未能充分理解发展普惠金融在为金融机构创造新利润增长空间、提高金融创新能力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参与普惠金融发展的程度较低。如潍坊市某银行的主要储蓄来源为农村地区，但却存在明显的资金外流现象，截至2014年3月，农村地区存贷比仅为27%；莱芜市某银行因涉农贷款不良率超过2%的警戒线，于2010年9月停办农户贷款业务，至今未能恢复，支农作用明显弱化。淄博市部分大型金融机构已基本撤销或不设农村网点，涉农金融机构基本只在重点乡镇设立网点，其余地区几乎为空白，农村客户往来数十公里才能享有金融服务的现象比较普遍。威海市乡镇及以下地区所设金融机构主要为农信社（农商银行）、邮储银行和农业银行分支网点，营业网点和从业人员稀缺，部分偏远农村、山区的金融服务单一化问题较为突出。

3.科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综合因素发展不平衡。目前，山东省社会综合实力显著提高，但是各城市之间、各村镇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直接影响各金融要素的覆盖水平与渗透能力。如2013年青岛市人均GDP达89359元，比菏泽市高263.1%，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潍坊市互联网普及率为61.1%，比泰安市高近50个百分点；胶东半岛城乡收入差距明显低于鲁西南地区，2013年日照市城乡收入差距为13786元，比济宁低15%。

五、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方法对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同时，又构建了反映金融覆盖率、金融服务使用效率和金融服务成本的3个分项指数，对与普惠金融发展内涵有关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研究。从各指数看，山东省普惠金融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金融覆盖面不断扩大，金融服务使用效率逐步提高，金融服务成本整体下降。同时，结合本文调研的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山东省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地方政府落实补贴政策不到位、金融机构内生支持动力不足、社会综合因素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更好地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发挥普惠金融对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度。在部分偏远地区，通过增加ATM、POS机布放数量，增设金融机构等方式提高金融基础设施覆盖水平，有效改善部分地区金融发展硬件条件薄弱的问题，以此为依托，鼓励各金融机构大力开发适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金融产品，多渠道满足弱势地区、群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切实提高普惠金融发展的覆盖面和渗透度。

第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正向激励机制。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初期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各级政府、监管部门、金融机构要充分认识到“先让利、后得利”的发展轨迹，加大对普惠金融发展各个环节的政策扶持力度。各级政府要充分落实各项补贴政策、提高补贴力度，监管部门要全面维护金融运行环境、优化金融生态，各金融机构要积极培育新的客户群体、拓展市场空间，为普惠金融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正向激励。

第三，强化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利用效率，降低普惠金融服务成本。改革创新是推动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的根本动力。各地方应以改革创新为关键，推动金融发展与现代信息技术相融合，着力培育新型普惠金融业态，健全完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切实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

[1]Arora，R.U.，2010.Measuring Financial Access[J]. Griffith University，Discussion Paper in Economics，7.

[2]Gupte，R.，Venkataramani，B.，and Gupta，D.，2012. Computation of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for India[J].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37.

[3]Imboden，k.，2005.Build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ectors：the Road to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58）.

[4]Priyadarshee，A.，Hossain，F.，and Arun，T.，2010.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A Case for India Post[J].Competition and Chang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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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伟.微型金融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Analysis of Factors in Shandong Province——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IFSI

Liu Ming Liu Zhen Guo Feng
（Jinan Branch of PBC，Shandong Jinan 250021）

In this paper，we use the annual data of 17 c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2009-2013 as the empirical sample.Meanwhile，we choose the way of calculating IFSI（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Index）to mak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in Shandong Province.The main following conclusion could be made from this paper.Shandong Province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such as the coverage and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service are becoming better，the cost is lower than before.While some factors which may cause negative effluence on further development still exist.Finally，we give the suggestions on motivating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subsidies.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index，coverage，efficiency，cost

F830.2

1674-2265（2014）12-0054-06

（责任编辑 王 馨；校对 XY，WX）

2014-11-15

刘明，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高级经济师；刘震，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郭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