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测度及长期演变

张其富,吴泽斌

(江西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一、研究背景

2020 年4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总书记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1 年,“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2022 年4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2022 年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实现市场活跃化、平衡化和一体化[1],提升经济自主能力畅通国内大循环[2],以应对国际复杂格局。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指以政策统一、规则一致、执行协同为基础,通过充分竞争和社会分工形成的全国一体化运行大市场体系[3]。行政区经济制度下,地区为自身经济增长形成的壁垒阻碍了市场整合[4]。晋升锦标赛竞争机制虽然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5],但唯GDP 论[6]造成了对外开放与对内封闭的反差[4]。地方政府在强化对外依存度的同时为保护既得利益设置市场壁垒,加剧了市场分割[7]。为此,通过加强政府合作,规范不当市场竞争以及干预行为,破除市场壁垒和利益藩篱[8],推进区域协同发展以及区域一体化[9-10]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机制与路径。通过前述分析可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越来越重要和紧迫,而全国统一大市场测度是检验市场统一程度的重要依据。

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测度主要使用市场分割指数或市场整合指数,两者互为倒数,本文使用市场整合指数。早期,Young[7]采用经济结构数据测度市场整合指数,但是经济结构数据与市场状况并不完全吻合。为此,Poncet[11]和Hope et al.[12]基于跨区域贸易流量数据测度市场整合指数,结果发现地区与国际市场关联程度高于国内市场整合程度,呈现国际市场一体化与国内市场“非一体化”现象。但贸易流量数据受多因素影响,不能精准测度市场整合程度。针对贸易流量数据缺陷,Xu[13]、郑毓盛等[14]提出生产法,即通过构建误差模型测度地区间产出结构和生产率差异反映市场分割程度,但生产法的缺陷也很突出,地区生产率、经济增长率数据与市场整合程度不完全一致。因此,Parsley et al.[15]的价格法成为有前景的测度方法。早期学者测度了单一商品[16]、六大类和九大类商品价格指数[17],而鲁晓东等[18]、赵永亮等[19]分别测度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整合指数。近期,学者越来越重视分类型和分地区的市场整合指数,如吴华强等[20]测度了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整合指数,刘志彪等[4]测度了全国多个地区的市场整合指数。鉴于上述研究,本文将采用价格法中的相对价格法测度市场整合指数。

虽然相对价格法是学界研究前沿,但仍存在三个可拓展空间。第一,测度方案方面。桂琦寒等[17]使用两两地区相对价格指数的测度方案,以61 对两两地区相对价格指数作为基础测度数据,但是邻省相对价格指数很难测度两地区间市场分割程度。吴华强等[20]使用某地区与其他所有地区相对价格的测度方案,弥补了两两地区相对价格指数测度方案的不足,但其加总某地区方差取平均值的方案仍存在改进空间。第二,消除固定效应方面。通过构建无常数项回归模型测度扰动项方差[17]和去均值测度误差项方差的做法[4,17],发现实际效果是一致的。无差别去除固定效应的方法没有考虑“冰山成本”[21]在空间上的影响。第三,测度时期方面。现有文献主要测度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整合指数,改革开放以前的较少。对改革开放前后市场分割指数进行测度有助于认识我国长期市场分割程度。

因此,本文创新之处有三:一是完善测度方案。本文将总体差异分解成三部分,完善了现有研究将总体差异分成两部分的测度方案;二是改进测度模型。基于“冰山成本”理论和空间计量模型测度市场整合指数,以消除固定效应;三是延长测度时期。在现有测度时期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增加了改革开放前数据,测度时期涵盖了1952—2020 年,从更长时期来观测市场整合程度的演变。

二、理论基础与测度模型

价格法分为绝对价格法和相对价格法,绝对价格法基于“一价定律”理论基础,在交易费用为零且开放贸易的假设条件下,认为同一货币定价的产品在任意市场上价格相同。绝对价格法存在理论缺陷,在此不赘述,接下来阐述相对价格法理论基础及其测度模型。

(一)相对价格法的理论基础

相对价格法是基于“冰山成本”[21]理论建立的测度方法,通过放松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条件改进了绝对价格法,分为静态分析法和动态分析法两种。静态分析法通过构建相对价格Pit/Pjt的协整模型,使用单位根来检验相对价格一阶差分Δ(Pit/Pjt)平稳性。Engel et al.[22]使用“冰山成本”模型并使用市场间相对价格的方差变动,测算了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市场间以及内部市场的静态效应,用ADF 检验分类商品时间序列数据以及混合商品面板数据的平稳性。但静态分析只能判断某段时期市场整合是收敛还是发散,不能分析该时期内的动态变化。要分析市场整合程度随时间推移的动态变化,需要借助方差对每段时期中的时点进行动态分析。Parsley et al.[15]建立的以方差数据为基础的动态分析,分为固定时间的地区动态分析和固定地区的时间动态分析两种:前者是同一时间随地区变化的动态演变,后者是同一地区随时间推移的动态演变,后者更普遍。因此,本文将基于相对价格方差数据,采用固定地区的时间动态分析来测度市场整合指数。

(二)相对价格法的测度模型及其改进

1.相对价格计算公式的比较与选择。相对价格计算公式有三种:相对价格(Pit/Pjt),相对价格对数ln(Pit/Pjt)和相对价格对数一阶差分ln(Pit/Pjt)-ln(Pi,t-1/Pj,t-1)[17]。本文选择相对价格对数一阶差分计算公式,原因有二:第一,相对价格对数比相对价格数据更优越,对数不受数据内含的单位约束,而且其异方差和偏态性更小;第二,根据时间序列数据的自相关性质可知,一阶差分数据比原始数据更平稳。

2.基于“冰山成本”理论的相对价格法测度模型。根据空间经济学“冰山成本”理论可知,“冰山成本”指假设1 单位产品从地区i到j仅有1/Tij部分到达,其余部分在运输途中损耗的成本。如果要保障1 单位产品到达目的地,就必须装运Tij单位产品。假设产品在地区i生产,运输到地区j销售,通过推导可以得出地区j的价格指数[21]如下:

根据“冰山成本”可知,产品在地区i与j存在的价格差异因两地距离产生并非单个地区自身差异,是两个地区共同造成。因此,构建计量模型时,须考虑这部分差异。空间计量模型可以用来处理空间距离因素,根据“冰山成本”理论和空间计量模型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

空间自回归模型测度了三个部分的差异,更接近“冰山成本”理论。通过测度随机扰动项方差Var,采用σ-收敛指数,可以计算市场整合指数。

其中:σD代表i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市场分割指数,测度地区i与其他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ID是σD的倒数,代表市场整合程度。σT代表国内市场分割指数,测度国内统一大市场分割程度。IT是σT的倒数,代表国内同一大市场的整合程度。当σt+1＜σt或It+1＞It时,方差呈收敛趋势,说明市场趋于统一;反之,当σt+1＞σt或It+1＜It时,方差呈发散趋势,说明市场趋于分割。

(三)改进的相对价格法计算过程

本文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 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缺省值用均值法处理,西藏因数据样本缺失较大而剔除。以相对价格指数一阶差分的扰动项为基础,测算地区市场和国内市场整合指数,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相对价格(Pit/Pjt)及其对数形式ln(Pit/Pjt),形成t×[i×(i-1)]/2 个相对价格的对数形式。

第三步,基于空间自相关模型,计算相对价格对数一阶差分的随机扰动项-λW|

第四步,根据公式(5),计算每个地区市场t×i的收敛指数σD及其市场整合指数ID。

第五步,根据公式(6),计算国内市场收敛指数t×1 的收敛指数σT及其市场整合指数IT。

ID与IT分别代表某地区与其他地区市场整合程度以及国内市场统一程度,接下来分析全国统一大市场动态演变趋势。

三、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分类测度与动态演进

(一)商品零售市场整合指数测度结果及其动态演变

商品零售市场整合指数测度结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总体商品零售市场整合指数及其动态演变趋势;二是分类商品零售市场整合指数及其动态演变趋势;三是分地区商品零售市场整合指数及其演变趋势。

首先,总体商品零售市场整合指数反映了1952—2020 年产品市场整合程度长期动态演变过程。由图1 可知,大体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商品零售整合指数从1952—1962 年市场整合程度起伏波动,1962—1976 年零售市场整合指数逐渐增加,1975年达到最高值,1977 年剧烈下降;1977—2020 年,市场整合指数呈增长趋势,与吴华强等[20]的结论具有一致性。

图1 1952—2020 年商品零售市场整合指数动态演变

其次,分类商品零售市场整合指数反映了1987—2020 年分类产品市场整合程度的动态演化过程。由于数据可得性,只能获得1987—2020 年分类商品零售市场的价格指数。本文测度了粮食类、食品类、水产类、中医药类、书刊杂志类和燃料类等六大类商品零售市场整合指数,目的是与已有研究进行比较[16]。六大类商品零售市场整合指数变动总体呈上升趋势,粮食类、水产类和燃料类市场趋于统一,食品类、中医药类和书刊杂志类市场起伏较大但仍处于上升趋势。

最后,分地区商品零售市场整合指数反映了1952—2020 年地区市场整合程度长期动态演变过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分地区市场整合指数是指以某地区为中心,其他市场与该市场的整合程度。以北京市为例(见图2),北京地区与其他地区商品零售市场整合程度,反映北京市与其他地区市场紧密程度。海南省、重庆市、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安徽省等地区数据缺省较多,用均值补充,因此前期的变化趋势较相似。图2 表明:一是所有地区市场整合程度呈现先升后降的规律;二是所有地区在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市场整合程度最高,这种现象或许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使商品更容易在全国市场调剂,同时价格也趋于统一;三是大部分地区近年来市场整合程度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分类分地区商品零售市场整合指数反映了1987—2020 年不同商品大类分地区市场整合程度,总体而言,各地区粮食类、水产类和燃料类市场整合程度较高,限于篇幅数据未全部罗列。

图2 1987—2020 年分地区商品零售市场整合指数动态演变

(二)劳动力市场整合指数测度结果及其动态演变

根据数据可得性,本文测度了1978—2020 年劳动力市场整合指数,分为总体和分地区两个方面。

第一,总体劳动力市场整合指数及其动态演变趋势。图3 是总体劳动力市场整合指数变化趋势,反映了1978—2020 年劳动力市场整合程度长期动态演变过程。劳动力市场整合指数波动较为剧烈,但整体没有显著的上升或下降趋势。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出现过剧烈起伏,1997 年市场整合程度最低。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整合指数呈现较大波动,如2015 年、2016 年下降幅度很大,但是2017 年上升很大,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探索。

图3 1978—2020 年我国劳动力市场整合指数动态演变

第二,分地区劳动力市场整合指数及其演变趋势,如图4 所示。波动较小的地区有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表明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市场整合程度较稳定。我国劳动力市场受户籍制度以及户籍承载的教育、医疗、福利等一些权益的影响,劳动力市场统一进程尚处于前期阶段,或许需要深入分析文化分割对地区市场的影响。

图4 1978—2020 年分地区劳动力市场整合指数动态演变

(三)资本市场整合指数测度结果及其动态演变

资本市场整合指数测度结果包括总体资本市场整合指数及其动态演变趋势、分类资本市场整合指数及其动态演变趋势和分地区资本市场整合指数及其演变趋势。

第一,总体资本市场整合指数反映了1992—2020 年资本市场整合程度动态演变过程。根据图5可知,资本市场整合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约15年的循环周期阶段:1992—2006 年出现了第一个循环周期,其顶点在2003 年;2007—2020 年出现了第二个循环周期,其顶点在2016 年。资本市场统一进程并不顺利,是外部与内部力量的平衡结果,总体而言,呈波动上升趋势。

图5 1992—2020 年我国资本市场整合指数动态演变

第二,分类资本市场整合指数反映了1992—2020 年各类资本市场整合程度动态演变过程。分类资本市场整合指数由四个投资市场整合指数组成,分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购置和其他费用固定资产投资市场整合指数。分类资本市场整合指数差异较大,建筑安装工程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市场整合指数趋势一致,或因为房地产是据固定资产投资权重最大因子。设备工具器购置和其他费用比建筑安装工程固定资产投资市场整合指数波动幅度更大,说明其他投资市场受到外部因素、市场利率等因素的影响要更大。三个分类投资市场整合指数上升趋势表明,我国资本市场统一的可能性要高于劳动力市场。

第三,分地区资本市场整合指数反映了1992—2020 年各地区资本市场整合程度动态演变过程。图6 中,各地区资本市场整合趋势差异较大,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山东省等资本市场整合指数平稳波动,没有显著上升趋势。分地区资本市场整合指数大体也存在两个循环周期,第一个周期相对更平稳,第二个周期变化更剧烈,充分反映了各地区资本市场整合程度的动态演化。

图6 1992—2020 年分地区资本市场整合指数动态演变

通过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整合指数的测度结果表明,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整合总体上趋于统一,尤其是商品市场中的粮食类、水产类和燃料类市场,但劳动力市场没有显著统一趋势。

四、实证分析

在国内行政区经济制度和国际大循环战略背景下,我国各地区与国际接轨倾向显著提升,对外贸易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接下来,本文将基于测度指数来检验行政区经济、国际大循环与国内市场整合程度的相互影响,以及国内市场整合程度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相互影响。

(一)行政区经济制度、国际大循环战略与国内市场整合程度相互影响

行政区经济制度[4]与晋升锦标赛机制[5]有相似之处,地区追求以GDP 增长为目标的内在机制,其结果必然促进了行政区GDP 增长,但也造成了区域非均衡发展。因此,本文以(地区)人均GDP(PGDP)作为行政区经济制度的代理变量,以对外(贸易)依存度(TI)测度国际循环的影响,以(商品)市场整合指数(MI)作为市场整合程度的代理变量。数据时期涵盖1952—2020年,人均GDP 以1952 年为基期测度历年实际人均GDP,对外依存度指数=进出口总额/GDP。模型采用向量自回归方法,需要先做平稳性检验,ADF 检验如表1 所示,结果表明一阶差分数据平稳。

表1 PGDP、TI 与MI 稳健性检验结果

向量自回归结果如表2 所示,表明了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如MI-PGDP表示市场整合指数对人均GDP 的影响,L1-L4 分别代表1-4 阶滞后项。由表2 可知:行政区经济制度(PGDP)对市场整合(MI)的2、3 阶滞后项在1%、10%水平上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国际循环(TI)对市场整合(MI)的2阶滞后项在10%水平上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市场整合(MI)对国际循环(TI)的4 阶滞后项在5%水平上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2 PGDP、TI 与MI 向量自回归结果

为了探索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如表3 所示。检验结果与向量自回归结果吻合,地区竞争是市场整合和对外依存度的原因,对外依存度和市场整合互为因果;反过来,市场整合不是地区竞争的原因。

表3 PGDP、TI 与MI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二)区域协调发展与国内市场整合程度相互影响

国内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协调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理论上,国内市场整合程度与区域协调发展存在必然联系。接下来,基于测度数据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区域协调发展使用的代理变量是区域不平衡指数,用泰尔指数(TL) 测度,数据采用1952—2020 年省际GDP、GDP 增长指数、人口等数据。通过对国内市场整合指数(MI)与区域不平衡指数(TL)进行向量自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 中所示。市场整合指数对泰尔指数的2 阶滞后项在10%水平上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区域不平衡指数对市场整合程度的1 阶项在1%水平上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4 MI 与TL 向量自回归结果

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验证市场整合指数与区域协调发展(泰尔指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结果如表5 所示。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市场整合指数与泰尔指数存在较强的因果关系。

表5 MI 与TL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市场整合程度指数与区域不均衡指数回归分析,充分说明了国内市场整合与区域不平衡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反过来可知区域协调发展程度与市场整合程度存在正相关效应。这意味着:国内市场整合可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也会影响国内市场统一建设。

五、结论与启示

国内统一市场建设受行政区经济、晋升锦标赛、国际循环和区域协调发展等因素影响。本文改进计量方法并利用1952—2020 年数据,测度了国内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等市场的整合指数。同时,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包括行政区经济增长、对外依存度、区域不平衡指数和国内市场整合指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主要结论及启示如下:

1.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有利于完善晋升锦标赛机制,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内跨区域间贸易量的增速远低于国际贸易流量增速,造成这种内外差异的原因是唯GDP 论的晋升锦标赛机制。在激烈的地区竞争态势下,各地区更倾向与国际接轨。新发展格局要求促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而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是国内市场统一建设。在新发展格局下,需要从理论上修正长期以来晋升锦标赛机制的行政区经济模式,更加重视区域协调发展模式。

2.相对价格法是测度国内市场整合指数的前沿方法,空间计量模型更接近“冰山成本”理论。与绝对价格法不同,相对价格法客观反映了地区间本身差异,修正了绝对价格法。现有文献通过构建均值模型计算随机扰动项的方差,测度我国国内市场整合指数。但是均值法并没有将地区间距离纳入模型,本文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引入空间权重矩阵,使模型更接近“冰山成本”理论。在计算地区间价格指数基础上,相对价格法通过构建回归模型,更精准地测度了国内市场整合指数。

3.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应分类分步推进。本文测度结果显示:商品市场整合最高且趋于统一,尤其是单一大类商品;资本市场虽然整合程度较低但统一趋势显著;劳动力市场整合程度呈随机变化,无显著统一趋势。因此,商品市场是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突破口,资本市场需要找准方向顺势引导,劳动力市场整合目前还面临巨大的制度约束。可以先对粮食大类市场、食品大类市场等进行统一建设,由易到难逐步推进。劳动力市场统一建设任重道远,需要从理论、制度和方法上深入研究。

4.行政区经济晋升锦标赛机制和国际循环经济影响了国内市场整合进程。在行政区经济的地区晋升锦标赛影响下,各地区为了自身经济增长,构建区域内循环的倾向要高于构建跨区域循环的倾向。实证结果也表明,地区竞争与国内市场整合程度呈负相关效应且具有滞后效应。国际大循环战略从20 世纪80 年代末提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国际大循环战略也导致了地区间更加重视与国际接轨,而忽视与国内协同发展。在进出口贸易和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各地区激烈竞争,导致外资在我国享受超国民待遇。晋升锦标赛机制,加剧了国内市场分割,影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

5.区域协调发展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应同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况下提出的总体方案。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必将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有利于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有序流动,强化了区域间商品和要素关联,必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上,需要论证区域协调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相互促进的内在机制,着手研究两者的关联效应。政策上,应充分考量两者间的内在关联,发挥政策的倍乘效应。实践中,应加强区域协调发展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互动,强化沟通渠道。

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应遵循“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逐步推进路径。商品统一市场建设的关键是完善新旧基建、打通商品市场流通渠道,实现商品全国流通,扩大企业商品销售市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加消费需求;劳动力统一市场建设的关键是破除户籍制度限制,促进劳动力跨区域自由流动,缩小劳动收入差距,增加有效需求;资本统一市场建设的关键是打破区域资本市场壁垒、统一资本市场规则与标准,通过降低资本要素成本,扩大社会资本投资渠道,增加投资需求。总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等方面为全面推进经济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