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

余向前,王永翔,叶 赟

(温州大学 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一、问题提出

家族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发展成为我国民营企业的主力军,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已经迎来第一次代际传承的高峰时期[1]。代际传承能否顺利实现是家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影响着家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目前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作用,考察其对家族企业绩效、家族企业战略变革、家族企业多元化经营、家族企业创新投资等的影响。这些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代际传承是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将会对家族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及目标带来重大变化,进而对家族企业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国际化作为家族企业保持核心竞争优势的重大战略,其在家族企业发生代际传承后理应会发生变化,但是家族企业发生代际传承后能否提升其国际化程度,促进家族企业做大做强? 现有研究并没有给出相应的理论支撑。因此,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家族企业发生代际传承对其国际化的影响,来具体论述“代际传承”发挥的作用。

家族企业国际化在企业战略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直以来备受学者们广泛关注。围绕家族企业国际化主题,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家族涉入包括所有权涉入、管理权和控制权涉入等相关议题,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方式、过程和结果展开了丰富探讨。在这些研究中,尤为关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权变因素如内外部资源和制度环境等的作用,然而对家族企业治理主体要素关注明显不足。高层梯队理论表明企业管理者行为决策会受到个人特征差异的影响,如Benmelech et al.[2]研究表明企业管理者的专业差异、职业经历以及任期期限等背景特征会影响其认知水平与决策视野,从而对企业战略决策产生影响,因此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行为可能会因继任企业家特征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决策而言,在众多特征中,继任企业家教育水平、海外背景以及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这三种特征尤其值得关注。一方面,家族企业国际化扩张意味着家族企业需要面对与本国不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为有效降低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继任企业家应具备与国际化相关的能力,如信息处理能力等,而教育程度和海外背景相较其他特征更能有效增强继任企业家能力,最有可能影响到家族企业国际化。另一方面,创业企业子女数量作为家族的结构特征,不仅影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意愿,还关乎着企业的战略规划[3],但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创业企业家子女性别差异对于家族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到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的作用。因此,本文在探讨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两者关系的基础上,把继任企业家特征作为重要情景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挖掘家族企业选择国际化战略行为更深层次的原因。

二、研究假设

代际传承是家族企业内部两代企业家所有权、管理权交替的动态过程,作为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中生死攸关的时间段,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和价值提升。在家族企业发展战略中,国际化是助推企业成长的重要路径,相对家族企业的创业企业家,继任企业家倾向关注国际市场,拥有更强的欲望开展国际化扩张,代际传承顺利实现为企业国际化注入了更多资源和推力。现有研究表明拥有国际化战略能力和愿景的继任企业家接任企业,可以推动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因此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具有直接正向联系[4]。继任企业家进入企业后,会给企业带来更多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从而降低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监督成本和代理成本,有利于企业内部财富积累,为提高企业业绩和增加家族企业股东财富,他们也倾向追求国际化的发展战略[5]。根据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继任企业家作为家族企业合法继承人,其拥有合法地位,但并不能说明继任企业家具有被企业员工和创业元老认可的能力[6],因此继任企业家接管企业后为了建立个人权威、获得企业员工和创业元老的认可,有动机实施国际化战略。相对职业经理人而言,家族企业内部成员会把自己看作企业的“管家”[7],对企业拥有更深厚的情感依附和更高的忠诚度,往往会把家族利益摆在首要位置,为实现家族“王朝”的基业长青,愿意承担更大风险、投资长期导向的国际化战略,通过扩大海外市场以实现企业价值提升和长远发展[8]。由于继任企业家具备资源优势和较充分的准备,他们在接管家族企业后通常也会推动国际化扩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假设:

H1: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近年来,企业为了融入全球化潮流中,也越来越重视具有海外背景和国际视野的人才,越来越多的创业企业家选择将继任企业家送往海外求学或者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9]。继任企业家的海外经历可以帮助他们接触不同的文化风俗,关注和熟悉海外市场环境,缓解对国际化扩张的“心理恐惧”和“心理距离”,增强企业面临市场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信心[10]。当继任企业家接管企业后,积累的海外经验会给家族企业带来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和国际化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在国际商业活动中非家族股东与家族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家族企业内部对于开展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担忧,增强家族企业发现并识别海外市场机会的能力,减少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管理的风险成本,从而促使家族企业国际化扩张[11]。不仅如此,继任企业家在海外的经历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国外资源和建立国际联系,这种联系能够构建出培养和发展东道国潜在伙伴(如供应商、客户等)的能力[12],降低国际化失败概率,进而推动国际化进程。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假设:

H2:继任企业家海外背景会显著增强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正向促进作用。

教育水平可以体现管理者处理复杂问题和新鲜事物的能力,也可以反映其搜索外界信息与解读外界变化的能力。高学历的继任企业家往往对于新事物、新思维接纳能力更强,对外界环境适应能力更强,对市场变化传递的信息嗅觉更敏感。继任企业家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够理解和把握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帮助企业灵活适应变化莫测的国际市场环境,从而降低了“新进入者陷阱”和“外来者劣势”所带来的成本和损失[13]。教育水平高的继任企业家更加重视企业的长远发展,更有可能基于长期发展的角度重视国际化扩张带来的长远利益[14]。因此,高学历的继任企业家越能承担更高的风险和接受改变,越能够进行战略变革,开展国际化扩张活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假设:

H3:继任企业家教育程度会显著增强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正向促进作用。

对于家族企业继任企业家而言,来自潜在继承人(即亲兄弟姐妹)的竞争是其接管家族企业后建立个人权威和尽快取得作为继承人合法地位的最主要动力之一[15]。为了稳固自己合法继承人的身份,继任企业家需要通过展现更强的经营管理能力来增强自己在家族企业中的权威,需要快速地作出一番成绩获得其他家族成员、员工以及社会的认可,继任企业家会倾向使用其自主权选择国际化扩张。根据资源稀缺性假说,创业企业家投入在每个子女身上的资源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当其拥有过多的子女时,多个潜在继承人的存在会加剧资源的恶性竞争,潜在冲突也在增加[16],会分散创业企业家管理企业的精力,对企业经营造成负面影响。子女数量过多会增加家族企业内部夺权行为,激化家族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矛盾,导致企业决策过程受阻,降低企业经营效率,不利于国际化战略实施。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假设:

H4: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在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之间起倒“U 型”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选取为2004—2019 年在沪深A股上市的家族企业,在国泰安(CSMAR)家族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对家族企业研究样本作如下删减:剔除ST 和∗ST 类的家族企业样本;剔除部分数据缺失的家族企业样本;剔除部分数据异常的家族企业样本;对所有连续变量采用1%～99%的缩尾处理。通过上述处理,共得到了15 955 个研究样本。

本文数据通过以下途径获取: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数据来源于CSMAR 的家族企业数据库,结合治理结构数据库中有关企业总经理和董事长信息确定上市家族企业及其家族成员的具体情况,再通过企业IPO 招股说明书、企业年报信息披露以及百度、巨潮资讯网等互联网工具,手工整理并识别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情况;衡量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数据来源于CSMAR 数据库,其中海外子公司数量通过手工收集处理得到;家族企业财务指标以及继任企业家特征等变量数据来源于CSMAR 数据以及WIND 数据库,其中继任企业家特征等变量数据经手工收集得到。

(二)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家族企业国际化。借鉴陈立敏等[17]的研究,用家族企业海外出口销售收入额占当年总销售收入额的比例来衡量家族企业国际化。

解释变量:代际传承。参考Fan et al.[18]的研究,将代际传承设定为继任企业家(包括儿子、女儿等亲属)是否在家族企业中担任总经理或董事长的职位,继任企业家(包括儿子、女儿等亲属)在家族企业中担任总经理或董事长的职位时,代际传承取值为1,否则为0。

调节变量:主要包括继任企业家的教育程度、海外背景以及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其中教育程度用继任企业家学历情况作为代理变量,将继任企业家学历情况划分为大专及以下、本科和硕士及以上三个层次,并分别赋值为1、2、3。继任企业家的海外背景用继任企业家在接管企业前海外工作或者海外留学经历表示,“有”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用创业企业家拥有的子女个数表示。

控制变量:参考Dou et al.[19]关于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研究文献,选取了企业财务和企业特征等方面的变量,控制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Lev)、净资产收益率(Roe)、盈利能力(Roa)、董事会规模(Boardnumber)、独立董事占比(Indep)、董事薪酬(Dssalary)、实际控制人是否为董事长(Sjkzrdsz)、两职合一(Dual)、企业规模(Size),同时还设定了时间、地区虚拟变量来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差异。

(三)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假设H1,本文构建模型(1)来验证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其中,Successioni,t是家族企业i在t年是否发生代际传承,Seai,t是家族企业i在t年的国际化程度,λi和μi分别控制了时间和地区的虚拟变量,εi,t是误差项。对于模型(1)而言,若Successioni,t的系数β1显著为正,则假设H1成立。

为了验证假设H4,本文构建了模型(2)来验证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的调节作用:

其中,Childreni,t是家族企业i的创业企业家在t年的子女数量,对于模型(2)而言,若交互项Successio-的系数β5显著为负,则假设H4成立。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表明,家族企业在国际化程度方面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21.26%和23.48,说明在家族企业国际化方面不同家族企业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从代际传承角度来看,我国大约14%的家族企业完成了企业权力由创业企业家向继任企业家的交接,实现了代际传承;从海外背景和教育程度来看,曾在海外工作和留学的继任企业家占12.3%,并且继任企业家教育程度的均值为2.024,说明继任企业家普遍受教育水平比较高;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的平均值为1.492,意味着创业企业家普遍只拥有一个孩子。

表1 主要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表2 显示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影响的估计结果,模型M1结果表示未加入控制变量之前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代际传承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数,说明代际传承可以提高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模型M2控制家族企业其他特征变量,结果显示代际传承的系数依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并且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要比没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高出3.164,进一步表明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本文的假设H1得到了支持。

表2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三)内生性问题

1.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内生性问题。家族企业是否选择代际传承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的问题,因为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是否选择代际传承是一种企业战略,它不是随机的、外生的,而是创业企业家根据继任企业家能力对未来家族企业发展而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选择。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来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的问题,将实验组设定为2004—2019 年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对照组设定为2004—2019 年没有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并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分别按照1 ∶1、1∶2、1 ∶3 的比例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研究样本进行得分匹配,匹配后的Logit 回归结果如表3模型M1～M3所示,结果显示倾向得分匹配后代际传承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样本选择性偏差的问题,回归的结果依旧支持研究假设H1。

表3 内生性问题检验结果

2.遗漏变量偏差的内生性问题。研究模型设定过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差,虽然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控制了一系列公司财务指标和公司治理结构等变量,但仍存在一些不可观察的因素如企业的非市场能力等,既可能影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又可能影响家族企业国际化,但是这些无法观察和测量的潜在因素不能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本文采用PSM-DID 来消除遗漏变量带来的偏差,将实验组设定为2004—2019 年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对照组设定为2004—2019 年没有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外生冲击事件是家族企业是否发生代际传承,由于每个家族企业发生代际传承的时间不一样,因此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具体而言,本文借鉴王海成等[20]的研究,设计如下模型来研究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其中,Treat×Post是多期DID 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Treat表示是否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当该家族企业发生代际传承,Treat=1,否则为0;Post表示家族企业发生代际传承时间先后情况,当t≥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时间,Post=1,否则为0;系数β1表示代际传承后家族企业国际化变化情况,如果该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支持了研究假设H1。

多期DID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 模型M4所示,交互项Treat×Pos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比没有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与研究假设H1相吻合,研究结果依旧稳健。

考虑到在建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时,需要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之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之前,两组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具有相同变化趋势,否则多期DID 模型可能会低估或高估代际传承带来的影响。因此,为了保证多期DID 模型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借鉴罗进辉等[15]的研究,建立如下模型来检验平行趋势假设:

其中,Pre表示家族企业发生代际传承之前各年份的效应值,若家族企业发生代际传承前一年,则Pre1 取值为1,否则为0;Current表示家族企业发生代际传承当年的效应值,若受到代际传承影响当年,则Current取值为1,否则为0;Post表示家族企业发生代际传承之后各年份效应值,若受到代际传承影响的第一年,则Post1 取值为1,否则为0。

平行趋势检验分析结果(见图1)表明Pre1、Pre2 和Current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家族企业发生代际传承的前两年以及当期,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具有相同的时间变化趋势,因此多期DID 的平行趋势检验成立。

图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3.双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为创业企业家可能为了保证家族企业能够顺利传承而追求海外扩张[21],从而实现更高的国际化程度,也就是说家族企业国际化可能会影响创业企业家是否选择代际传承。为控制双向因果的内生性,本文进一步以t-1 期的代际传承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 模型M5所示。结果表明在滞后了一期的数据后代际传承的系数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同样支持研究假设H1。

4.消除其他噪音的影响。考虑到所选的样本期间内可能存在着其他因素的冲击,例如2008 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会增加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减少企业对海外的投资,进而阻碍了企业国际化进程。为消除宏观经济周期的干扰,表3 模型M6进一步控制各行业时间变化趋势和各地区时间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代际传承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验证了研究结论不受其他噪音的干扰。

(四)稳健性检验

第一,替换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度量方式。分别参考徐炜等[22]的研究,用家族企业在海外成立子公司的数量(Intertotal)来测度家族企业国际化。第二,替换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度量方式。参照孙秀峰等[23]的研究,将代际传承设定为继任企业家(包括儿子、女儿等亲属)在企业中担任董监高等重要职务。第三,缩短样本期间,本文研究所选样本期间为2004—2019 年,时间跨度长,受到外来干扰因素较多,将考察的样本期间设定为2010—2019年。表4 分别报告了以上稳健性检验方式的结果,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结论依旧显著。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影响机制分析

表5 列示了继任企业家是否拥有海外背景对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关系的影响,结果如模型M1、M2所示。代际传承的系数在两个子样本中都为正数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利用似无相关模型(SUR)检验组间系数的差异,结果发现代际传承的系数在两个子样本中存在显著差异,所以有海外背景的代际传承系数高于无海外背景的系数,验证了拥有海外背景的继任企业家更倾向开展国际化。表5 模型M3、M4和M5显示继任企业家受教育程度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硕士及以上的代际传承系数在1%显著水平下为正且数值最大,而大专及以下的代际传承系数不显著且数值最小,因此教育水平越高的继任企业家越可能推进家族企业国际化。表5 模型M6加入了代际传承与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的交互项以及代际传承与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平方的交互项,来检验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代际传承与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的交互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与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平方的交互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这表明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在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之间起倒“U 型”调节作用,支持研究假设H4。进一步计算得到倒“U”型的拐点约为2 个子女,说明当创始人拥有1 个或2 个子女时,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当家族企业创始人拥有3 个及以上子女时,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此时随着子女数量增加,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对企业国际化的正效应会得到一定缓解甚至产生扭转。

表5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六、进一步研究

家族企业国际化本质上是家族企业国际化动态扩张进程的结果,本文进一步将研究关注点聚焦到家族企业国际化动态进程中,探究家族企业国际化扩张进程的节奏特征,深化和整合家族企业国际化理论。

Vermeulen et al.[24]率先定义了企业国际化进程的节奏维度。企业国际化节奏就是企业在特定时间段下国际化扩张数量一阶导数的峰度值,度量的是企业国际化扩张模式的连贯性和规律性。虽然在某一时间节点不同企业新建了相同数量的海外子公司,但是它们仍然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国际化扩张模式。例如,两家企业A、B(如图2 所示)最终新建相同数量的海外子公司,但其国际化扩张模式存在明显差异:企业A 的国际化扩张模式是海外子公司数量逐年有规律性地增加,而企业B 的国际化扩张模式是海外子公司数量短时间内大量增加后转为停止扩张状态,间隔一段时间后又开始增加。

图2 企业国际化扩张模式

本文依据Vermeulen et al.[24]的研究,家族企业国际化节奏(Rhythm)采用家族企业拥有海外子公司数量一阶导数的峰值计算,公式如下:

式(5)中,n是样本量;xi是家族企业在第i年拥有海外子公司的数量;x是在观察时间[t,t+4]内家族企业海外子公司数量的平均值,s是在观察时间[t,t+4]内家族企业海外子公司数量的标准差。本文利用家族企业未来五年[t,t+4]内拥有海外子公司数量的数据计算国际化节奏值,例如2017 年国际化节奏值是通过2017—2021 年家族企业海外子公司数量计算出来的。该国际化节奏数值越高,表明企业国际化扩张模式不稳定性和不规律性越强;反之,国际化节奏数值越低,表明企业国际化扩张模式的连贯性和规律性越强。在此基础上,对国际化节奏值取相反数,从而国际化节奏值越高表示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扩张模式越具备连贯性和规律性,国际化节奏值越低表示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扩张模式越没有稳定性和规律性。

表6 是以家族企业国际化节奏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分析结果,结果显示: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节奏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代际传承与海外背景交互项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代际传承与教育程度的交互项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代际传承与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的交互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与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平方的交互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这表明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节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发生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国际化扩张模式更规律;拥有海外工作经历和海外留学背景的继任企业家,更愿意采用更规律的国际化扩张节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继任企业家,更愿意进行更连贯和规律的国际化扩张;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在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节奏之间起倒“U型”调节作用。

表6 家族企业国际化节奏的分析结果

七、研究结论

家族企业国际化扩张不仅可以扩大企业的经营范围,也能够帮助企业吸纳国外优秀的资源和人才,家族企业在继任企业家接管企业后进行国际化战略调整是保持家族企业永续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以2004—2019 年沪深A股上市的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教育程度、海外背景以及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作为继任企业家特征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起着显著正向作用。继任企业家接管企业后,一方面为了建立个人权威,有动力利用自主权开展家族企业国际化;另一方面作为家族利益的“管家”,为追求家族企业的基业长存,愿意投资长期导向的国际化战略。调节效应分析发现,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会受到继任企业家特征的影响。具体来说,继任企业家教育程度显著调节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表明继任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可以帮助其在处理企业国际运营问题面临的管理挑战时展现出更高的自我效能感,从而基于长远眼光选择国际化扩张战略;继任企业家海外背景显著调节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说明继任企业家海外背景缓解了家族企业对国际化的担忧、增加了对国际化的认可度,进而提高了家族企业在海外市场上获利的可能性等;值得关注的是,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在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调节作用,并计算得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最优子女数量是2 人,表明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并不是越多越好,适当数量子女之间相互竞争会在家族企业中产生精神动力效应,这种效应会激发家族成员之间刻苦奋斗、不甘落后、奋发向上的行为,促进了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而过多的子女数量可能会因利益机制分配问题增加家族企业夺权行为冲突,不利于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抑制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结论同样也适用于家族企业国际化节奏动态过程。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有如下政策启示:首先,家族企业传承是企业能否永续经营的关键,创业企业家应尽早制定完善的传承计划,并将代际传承纳入家族企业长期发展战略中进行“谋划”,积极与继任企业家协作沟通,对传承过程中的各项变革提前做好准备,以便家族企业在新老领导者交替过程中平稳度过,实现企业权力顺利交接。其次,创业企业家应该注重对继任企业家教育程度、海外经历以及管理经验等多维能力的培养,以便继任企业家能够理性权衡和考量企业国际化风险与收益,并且能够在面对变化莫测的国际环境中采取正确的行为与决策,充分发挥继任企业家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积极作用。再次,从统计学上意义讲,家族企业家拥有两个子女最有利于家族企业代际发展,而对于拥有子女数量较多的创业企业家需要合理分配家族企业的经营财产权,可以对有经营意向子女和无经营意向子女进行二分法,让有意向子女有序参与家族企业经营,从而实现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形成一种“泛两子化”管理模式,防止因代际传承而导致家族冲突,来保证家族延续和企业永续的“共赢”。最后,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做好推动家族企业国际化成长的顶层设计和制度环境,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为家族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和金融支持,为家族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本文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1)本文关于继任企业家特征的探讨,仅仅包括教育程度、海外经历以及创业企业家子女数量,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究继任企业家的其他特征,如风险态度、婚姻状况等的作用,帮助创业企业家制定更加完备的培养计划。(2)目前有关家族企业国际化的测量大多关注出口,通常用企业出口收入占当年销售收入的份额来衡量,未来研究可以从更多维度衡量家族企业国际化,如国际化速度、国际化范围等方面。(3)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我国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对于非上市家族企业而言本文结论能否适用仍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