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

张一兵 ,李善同 ,何建武

(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北京 100010)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是中国应对内外环境变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1]。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性,即要以国内统一大市场为支撑,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有效利用要素和市场资源[2],从而更好地发挥体制和市场优势,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因此,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更高质量的国内发展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学术界展开了丰富而有益的讨论。刘志彪[3]认为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转换为“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刘鹤[4]强调国内大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也不是各地区的小循环。裴长洪等[5]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了双循环的科学内涵并指出“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堵点和难点。黄群慧[6]从经济现代化理论视角提出“阶段-模式-动力”三维理论深入分析的重要意义以及其运行机制、政策体系等内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路径:一方面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国民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要立足自主技术创新,保证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进而实现产业链的拓展[5],同时还需注意畅通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7]。在双循环量化测度方面,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利用价值链分解法构建相关指标[8-9]是测算国内大循环、国际循环参与程度的主流方法之一。此外,部分学者[10-11]使用本国依存度和对外依存度来反映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孙俊等[12]则从网络关联视角构建非线性模型来考察中国在国际循环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内大循环中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变量之间的关联性等内容。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大多数研究聚焦国家层面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然而,中国空间要素分布广泛,区域发展梯度明显,双循环格局的构建和发展程度会在区域层面呈现一定差异性。国内各省份既是国内大市场的重要组成者也是双循环发展的主体参与者。因此,测度各省份参与不同类别循环的现状特征、演变趋势对深入理解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京津冀地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重要位置,是我国具有活力、开放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吸纳人口多的区域之一[13]。京津冀整体作为一个城市群经济圈,位于环渤海和东北亚的中心地区,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和地缘政治地位,是我国北方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和对外开放高地。自2014 年2 月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地区协同发展扎实推进,经济保持平稳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为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京津冀地区对内和对外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本文根据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从最终需求角度构建了一个操作简单、易于理解的双循环测度模型,将各地区经济分解为省内循环、国内省际循环、内外交互循环和国外循环四部分,从而为理解和测算各区域参与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可以具体探究国内各地区参与国内和国际循环的现状、角色定位以及不同区域融入国内分工合作的影响因素。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聚焦京津冀,结合其发展特点,重点剖析区域内部优势产业、经济联系。并进一步分析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河北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潜力,探究影响其经济发展和提升辐射作用的原因,为河北加快产业升级,充分发挥潜在优势,充分融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一)双循环“四分法”的测度模型

投入产出模型能够反映生产、需求、收入各环节之间的关系,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则包含了丰富的区域信息,能够进一步清晰刻画国内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因此是分析价值链分工、量化各地区双循环情况的最有效工具。从需求侧来看,经济循环就是最终需求拉动生产创造经济成果(地区生产总值)的过程,依据需求地和生产地的具体差异可以进一步将经济循环区分为不同类型。从省级层面来看,可以将双循环区分为四种类型的经济循环:一是省内循环,即省内最终需求拉动省内生产的过程,是本省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用于供给本省内部需求的部分,反映国内循环市场中省份内部的循环情况。二是国内省际循环,即国内其他省份的最终需求拉动本省生产的过程,是本省的产出用于供给国内其他省份需求的部分,代表着国内市场中不同省份之间的经济循环流动,能够反映国内省份之间的循环规模与强度。三是省际和国际交互循环,即国外需求通过其他省份的生产(其他省份的出口)间接拉动本省生产的过程,是一省的产出中通过其他省份间接满足国际需求的部分。表示通过其他省份间接参与国际循环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双循环的联系与互动情况。四是国外循环,即国外需求(本省的出口)直接拉动本省生产的过程,其含义是本省的产出直接用于满足国外需求的部分,反映中国参与国际市场经济循环的强度。这就是本文提出的省级层面双循环“四分法”。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构建双循环“四分法”的测度模型。

假设在一个包含G个地区(s,r=1,2,…,G)和N个行业(i,j=1,2,…,N)的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中:

其中:Xs为s地区的N×1 阶总产出向量,Asr为s地区提供给r地区的中间投入,为N×N阶直接消耗系数矩阵,Bsr为相应的Leontief 逆矩阵;Ysr为s地区提供给r地区的最终品,即N×1 阶最终需求向量。根据最终需求构成,可以将其拆分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在考虑细分需求结构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中,根据需求来源不同,可以将一地区消费(投资)分为本地区直接消费(投资)和其他地区的间接消费(投资),出口也可以分为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因此,基本等式式(2)可以拓展为式(3):

其中,yC(yI,yE)表示消费(投资、出口),表示s地区生产并用于本地消费的最终产品或服务,(s≠t)表示s地区生产但用于满足t地区最终消费需求的商品或服务,投资和出口同理。

从增加值来源看,Vs表示地区s的增加值系数,即1×N阶向量。为了便于计算,将向量Vs中的元素转化为N×N阶对角阵;则各地区所有行业的增加值系数矩阵为GN×GN阶对角阵,用其乘以总产出矩阵BY,即得到各地区增加值矩阵。各地GDP(地区生产总值)的创造过程就是各地生产的过程,因此依据需求来源不同对各省份GDP进行分解,即可构建省级层面双循环“四分法”的测度公式:省内循环拉动的地区生产总值、国内省际间循环拉动的地区生产总值、国内国外交互循环拉动的地区生产总值、国外循环拉动的地区生产总值。具体测度实现方式如式(4)所示:

(二)数据处理与说明

本文使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基于中国各省份单区域投入产出表编制的1987—2017 年中国省际间投入产出表(MRIO)[14]。这是目前中国各省份投入产出信息时间最全面、数据最详细的投入产出表,其为研究国内、国际循环以及经济联系提供了区域-部门层面的数据支撑。该数据库在推算省际贸易时主要以中国铁路货运数据为基础,并运用引力模型构建省际贸易矩阵。该估算方法也成为目前国内学者估算省际贸易普遍认可且常用方法之一[15-16]。上述数据库时间序列较长,本文根据研究需要仅选取了2007 年和2017 年的数据,利用上述模型对各地经济循环进行分类测度,分析全国各地区参与双循环的情况,并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区域联系和产业联系展开具体分析。

三、京津冀双循环分解结果及其内部经济联系

(一)京津冀地区双循环参与程度分析

从图1(a)的分解结果来看,2017 年京津冀整体上省内循环、国内省际循环、交互循环、国外循环的占比分别为41.3%、45.6%、7.2%、5.9%,其中国内省际循环和省内循环占比较高且较为接近,这表明两者在京津冀经济发展中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其他地区横向比较,京津冀国内省际循环占比最高,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5.2%),也超过长三角(37.3%)、珠三角(24.6%)等东部沿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省际循环占比较高的地区往往内外交互循环占比也会较高,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均呈现这样的特点。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些地区位于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参与全球生产、实现外部循环的重要枢纽地;部分贸易区位优势较为薄弱的内陆地区需要与这些地区进行省级贸易,从而间接嵌入到全球生产循环中,因此上述地区拥有较高的国内省际循环和交互循环份额。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经济较为发达,聚集了大量人口,区域需求体量较大,而其经济往往以服务业为主,需要通过省际间贸易往来满足其市场需求,因此带来较高的国内省际循环。

图1 全国主要城市群参与双循环的程度(2017 年)及变动情况(2017 年对比2007 年)

对比2017 年和2007 年各省份四部分循环变动情况(见图1(b)),京津冀省内循环提升9.2 个百分点,国外循环和交互循环分别下降了4.1 个百分点和4.9 个百分点。上述变化主要是河北和天津的循环结构变动引起的。天津和河北两地经济循环变动情况呈现与大多数省份相反的特点,即省内循环占比增加(河北17.6%是增幅最大的省份,天津14.2%排名第四)而国内循环或外部循环下降。这与天津、河北参与国内与国外循环方式密不可分。两地紧邻渤海湾,是我国华北地区甚至西北地区实现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疲软,外部市场需求逐步减弱。天津、河北受外部影响,其经济循环特点发生了变化。放眼全国,深度参与国际循环的地区均受到明显冲击,上海(-23.6%)、福建(-13.1%)、广东(-12.0%)等省份的国际循环在其经济份额中均有大幅下降。除了传统出口大省外,与之经济联系密切的内陆地区也受到一定影响,如甘肃、北京、内蒙古、安徽等省份国外循环和内外交互循环的比重也有明显下降。

从京津冀内部来看,河北四部分循环结构与北京、天津有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省内循环、交互循环占比较高,而国内省际循环和国外循环相对较低。这与其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有关。2017 年河北地区生产总值对投资的依存度为44.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北在投资驱动下实现增长的部门集中在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建筑业、金属制品业等,可以看出均是重化工业产业链。过于依赖投资拉动的重化工业价值链缺乏韧性,近年来全国投资增速放缓,这些价值链的增长出现了明显的大幅下滑趋势。当然这也并非河北特有的问题,内蒙古、辽宁等省份也具有较高的投资依存度。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成熟,投资率将逐渐趋于稳定,重化工产业的发展不可能再回归以往的“高增长”,这些地区产业升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二)双循环视角下聚焦京津冀地区内部经济联系

虽然上文分析显示,京津冀地区国内省际循环占比明显高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京津冀三地的省际循环并不主要发生在京津冀内部。依据图2 可清晰看出:在经济规模上,京津冀地区国内省际价值链拉动的地区生产总值小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其他省份对北京、天津两地经济的拉动在1 000 亿元左右,河北略高能达到1 500 亿元,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则能够达到2 000 亿元。这与京津冀经济体量较小有关,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省际循环对京津冀的经济重要性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区域上,拉动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前五个省份分别是河南、上海、江苏、广东、陕西,北京与长三角的联系似乎比其周边的天津和河北更紧密。对天津经济作用大的几个省份主要是江苏、河南、河北、上海、重庆;在带动河北经济发展的省份中,北京仅排第四位,天津则没有进入到前五位之中。反观长三角地区,上海、浙江、江苏三地在拉动彼此的地区生产总值的省份排名中均名列前茅(前五位),这表明它们经济往来密切,能够有效拉动彼此的经济增长。北京与上海同为城市群核心比较相近,天津和河北分别与浙江和江苏比较相近,但是两者内部经济联系却有显著的差异性。京津冀各地之间经济关联度显著低于长三角,并没有充分发挥经济圈城市群的内在经济动力。

图2 带动本地生产总值排名前五位的省份(2017 年)

从产业来看(见表1),北京在现代服务、科技研发以及文化创意等第三产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在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高区位商。天津在部分采掘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上具有较强竞争力。河北的优势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制品等行业均具有较高的区位商。整体上,京津冀三地区产业内部在空间上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差异性、层次性的产业布局。但是三地各自优势产业关联度较差,没有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也没有形成上、下游联系紧密的生产链条。图3 展示了京津冀地区具有代表性优势产业最终产品贸易流向情况。其中,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拥有众多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其“研究和试验发展”远高于其他地区和其他行业,但北京研究和试验发展主要流动方向为湖南、陕西等地区,流向天津、河北的贸易规模较小。同样,天津的优势产业“专用设备”主要贸易流向为东北和西北地区,不是北京和河北。其原因在于天津作为北方的开阜港口,长期以来一直是西北、东北等北方内陆地区实现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河北的优势产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则主要流向浙江、广东等其他东部省份,通过这些地区进一步出口。可以看出京津冀三地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凭借自身禀赋形成了各自优势产业和发展模式,但彼此之间产业联系较为薄弱,并没有形成跨区域的产业链条和贸易网络。

表1 京津冀各部门区位商前八名(2017 年)

图3 京津冀优势产业贸易流向前六位(2017 年)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虽然北京、天津和河北在交通一体化、产业升级、产业转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之间不管是在区域联系还是产业联系上较其他地区都较为薄弱,未来有进一步增强的空间。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北京的产业有疏解而少辐射,依然对周边地区缺少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京津冀三地优势产业虽然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但是并没有形成产业部门合理分工的多层次网络型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体系。北京、天津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多是为当地或是其他地区服务,没有向河北倾斜也没有形成跨区域的产业链条。地区之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很少,缺乏内部联动能力,导致三地经济相关性较弱。

四、双循环背景下河北参与协同发展的挑战与潜力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等有明显的差异,其中河北作为京津冀重要组成部分,不管在循环结构还是变动特征上都呈现较为独特的一面,不仅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也与区域内的北京、天津两地有较大区别。在新发展格局下,要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进一步疏通堵点和克服难点。

(一)产业结构不合理限制了河北在国内省际间和京津冀内部循环中发挥潜力

产业是经济循环最重要的载体。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地区内部、地区间形成一体化,实现良好经济循环的结果,也是促进区域内和区域间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依托。然而,河北的产业结构充分反映了其参与双循环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一方面,2020 年河北三次产业结构为10.70 ∶37.56 ∶51.70,二、三产业份额低于全国产业结构水平(7.70 ∶37.80 ∶54.50)。同时,河北的产业结构与北京、天津也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河北的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资源型产业,省内经济循环的动力不足。从图4 可以看到河北第一大制造业为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占比达到32.5%,是排名第二位医药制造业的4.2 倍,远高于其他沿海省份。而这类资源型产业往往位于价值链上游,行业链条较短,对内部其他产业的循环拉动作用较小。河北的产业与北京、天津的产业并未形成良好的产业链分工合作关系。

图4 各省份制造业部门利润占比排名(2020 年)

京津冀地区整体上产业结构均是“三二一”结构,非农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地位愈加重要。但是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产业呈现不平衡发展。北京作为先发地区,产业结构逐渐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形成了以服务业、研发产业和高技术型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格局,第三产业成为其绝对的支柱产业。天津的产业结构向更加技术密集型升级,工业和服务业并重发展。而河北的产业结构处于以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服务业为辅助的较低级产业状态。河北单一且过于依赖上游资源的产业特点较难与北京、天津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深度分工合作的产业联系,这使得河北经济发展面临紧迫而艰难的转型压力。

(二)区位和要素优势并未成为河北参与国内国际循环的重要依托

从区位上河北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秦皇岛、唐山、沧州三地均拥有吞吐规模较大的港口,是我国能源、资源调运的重要枢纽。但是从河北经济发展来看(见图5),2020 年河北人均GDP 为48 302 元,不仅远低于北京、天津(仅为北京的29.4%,天津的47.8%),也低于同处渤海湾的山东和辽宁,在沿海9 个省份中,河北人均GDP 仅高于广西,可以看出河北区位优势没有充分发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河北港口货源结构单一,过于依赖大宗商品转运。河北四大主要港口中秦皇岛港与黄骅港均以煤炭为主,京唐港与曹妃甸港以煤炭、矿石、钢材为主要货源。煤炭、矿石、钢材在河北港口份额中占比达到80%以上。随着供给侧改革深入,经济发展“去产能”力度不断加强,河北港口对经济发展提供的助力有限。另一方面,行政区域的划分将河北沿海地区分割成南(沧州)、北(秦皇岛和唐山)两个相互独立的地区,这种地理分割加大了河北内部沿海地区与内陆腹地之间资源配置的难度[17]。北部沿海港口条件相对成熟,但其延伸的内陆地区多定位为生态涵养地(如承德、张家口),发展空间受限。南部腹地虽然广阔,但港口开发相对较晚、难度较大。因此,河北港口难以形成辐射范围广泛的经济带,从而影响了河北将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图5 沿海省份人均GDP(2020 年)

从空间集聚程度来看,河北沿海地市的经济和人口聚集程度要显著低于东南沿海地区(见图6)。在东部沿海的9 个省份中,河北沿海地市的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均排名倒数第3 位,仅高于广西和辽宁。河北沿海地市的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分别只有长三角沿海地市平均水平的40%和70%左右,只相当于珠三角沿海地市平均水平的30%和50%左右。河北作为京津冀的后发区域,目前仍处于城镇化和产业转型过程中,土地资源相对充裕、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未来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综上,河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无论是经济体量还是经济密度与北京、天津甚至与其他同处于东部沿海省份相比,都存在一定的差距。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河北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有望得到进一步释放,将为河北经济发展提供要素保障。此外,河北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和贸易条件,但在整合内部资源、布局区域经济带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

图6 沿海省份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2020 年)

五、结论与启示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面对新形势我国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京津冀城市群作为“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的要打造的创新平台和新的增长极,不断推进区域协同,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新格局下的必然要求。

第一,在双循环背景下,要重视本地区与其他区域的经济联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京津冀三地产业内部在空间上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结构差异性、层次性的产业布局,但内在经济联系不够紧密,彼此之间产业联系较为薄弱,并没有形成跨区域的产业链条和贸易网络。在当前全球化遭遇强势逆流的情况下,依托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不断加强区域间联系,拓展国内循环空间是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第二,产业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河北经济发展长期以来过于倚重基础工业和重工业,产业链条较短,对经济拉动作用较小。资源型发展方式惯性较大,产业转型的难度较高。因此,应做好经济转型的长期谋划,对内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对外在碳减排、土地、产能置换等方面积极探索新区域合作形式。以“拓链”和“绿色智能转型”为抓手,内外结合共同推动河北产业向更高的工业化水平迈进。

第三,新发展格局下,传统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日渐乏力,技术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发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兴起,将会改变各地区优势,重塑产业竞争与分工格局。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创新资源密集、数字技术经验丰富。因此,河北在经济发展中,应充分利用北京在数字技术和创新方面的优势,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赋能河北产业,推动产业链拓展、强化产业链韧性。

第四,环渤海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但是大部分港口面临转型发展压力,同质化竞争较为激烈,没有形成具有辐射范围的经济带,区位优势、要素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对此,需要做好内部资源的整合,统一规划和布局。结合各港区及腹地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多元港口业务。打造新格局下畅通循环的沿海经济带,充分发挥其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