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

梁坤丽 ,刘维奇

(1.晋中学院 经济管理系,山西 晋中 030619;2.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经济是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确保农村经济平稳运行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农村较城市具有天然的弱质性,不仅受宏观经济变动的影响,还面临自然灾害的侵袭。在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及经济周期波动转换背景下,学者采用经济韧性来解释区域经济应对冲击的恢复能力[1-2]。当地区遭受外部冲击,首当其冲的是产业结构[3]。因此,探讨经济韧性必须先明确产业结构升级对其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前者是指既定均衡下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而后者则表现为打破原有均衡建立新均衡的过程。经济韧性表现为外部冲击打破经济均衡后,经济系统恢复再增长路径的能力,经济增长根本动力来源于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变化[4],因此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探究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更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的要求。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现阶段无论是脱贫成果巩固还是乡村振兴,都离不开产业,尤其是农村产业[5]。目前农村产业形态单一、产业链短、产业间联系薄弱、产业升级难度大,一旦遭遇冲击,很多农村地区进入产业弱—农村衰—产业弱的恶性循环。已有研究表明,农村基础设施完善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案之一[6-7]。因此,有必要将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和经济韧性纳入同一理论框架研究。

本文试图回答农村产业结构升级能否提升农村经济韧性,何种产业和途径有助于抵御冲击? 农村基础设施是否能放大这一影响? 厘清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和机制,为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视角。

梳理已有文献,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农村韧性。目前学术界对农村韧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测度评价和影响因素。一些学者基于社会-生态-经济等角度聚焦农村韧性的测度、评价及演变等[4,7]。农村韧性的影响因素方面,李玉恒等[7]发现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农村产业的投入有利于农村经济韧性的提升;朱华友等[4]提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多元性及通信技术等是影响农村韧性的重要因素。二是产业结构与城市经济韧性。大量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迁有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8],如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多样化促进城市经济韧性提升[2]。因此,农村产业结构与农村经济韧性也必然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如产业投入和经济多元性能提升农村韧性[4,7]。

已有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基础,但仍有不足:一是大量文献关注城市经济韧性,对农村韧性的探讨较少;二是关于农村韧性测度及演变特征的文献较多,缺乏农村韧性理论机制探讨;三是韧性测度多采用涉及生态社会等方面一揽子指标体系,指标体系选择比较主观且不具有可比性;四是研究空间多为某特定山区或贫困地区,缺乏一般性的探讨。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一是从理论上分析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将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纳入分析框架,丰富农村韧性的理论研究;二是基于农村产业数据,系统和全面考察不同产业、不同韧性水平的差异性影响,增加结论的实践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概念界定

农村产业结构是指农村一二三产业间的联系及数量比例关系。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是指农村一产向二三产业演进的过程,不仅表现为数量层面实现一产比重的下降和二三产业比重增加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质量层面实现低附加值—高附加值、低加工度—高加工度的转变[9]。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两个维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为农村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间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反映农村一二三产间的协调和关联能力,实现数量层面的产业升级。农村产业高级化是在合理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表现为农村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的过程[9]。

农村经济韧性。朱华友等[4]认为农村韧性是指农村在遭受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冲击时依靠自身适应和转变的能力。李玉恒等[7]提出农村韧性是指农村通过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子系统来调整和适应外部扰动,虽然定义表述略有差异,但实质均为应对冲击的恢复能力。结合已有研究,本文提出农村经济韧性是描述农村地区在面对各种压力和冲击后,避免衰落和返贫的能力。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而言,这种能力包括抵抗力、恢复力和创造力[10]。为与产业结构概念相联系,抵抗力可理解为冲击后维持初始均衡的能力,恢复力强调冲击后恢复初始均衡的能力,而创造力强调跃升高水平新均衡的能力。采用农村经济韧性以区别农村韧性、生态韧性、社会韧性等概念,有如下原因:一是在测度方面,本文采用产出法衡量农村经济韧性,该指标能直接反映农村经济面对压力和冲击的变化程度,避免采用一揽子指标体系的主观性和混淆因果关系;二是经济韧性是农村韧性的基础,是抵御宏观环境波动与自然灾害冲击的韧性,是农村平稳运行的基础和保障[7],为提升农村生态、社会等韧性提供活力和动力;三是经济韧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宏观表现,确保研究从中观到宏观逻辑一致性。

(二)影响机理

韧性提升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往往呈现非线性,其大小受多样性、信息技术、产业关联性及冗余性等的影响[10]。根据农村产业升级的定义和维度,农村产业升级可从产业多样性、产业关联性及引入现代技术等角度提升农村经济韧性,具体表现为:

1.产业结构合理化通过促进多元产业体系构建,提升农村经济韧性。首先,与城市相比,农村产业较单一且直面自然冲击,产出往往不可控;其次,农村提供的产品多围绕农产品展开,需求收入弹性较小,收益增长缓慢[11];最后,农村产品供给者在市场中议价能力较低,在市场风险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产业升级有助于农村经济主体积极面对自然和市场风险,降低冲击影响力。其逻辑是,农村产业升级形成多元产业体系(如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涉农电商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等)。农村可凭借产业多样化、产品丰富性和高附加值、产业周期不同步以避免产出和就业的剧烈波动从而增强其经济韧性。

2.产业结构高级化通过引入现代技术和提高农村产业关联度,提升农村经济韧性。在上述过程中,主要通过效率提高和结构红利效应提升农村经济韧性。首先,产业结构升级引入高级的生产要素,如技术、数据和制度等,提升产业效率,如在生产环节引入传感技术、流通环节引入追溯定位技术,销售环节引入大数据技术等都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不仅提前感知自然风险,还高效率解决供需时空问题,精准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高品质农产品。高附加值农产品提高需求收入弹性,降低农户经营风险,提升农村经济主体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如拜尔公司推出针对小麦油菜等农作物的瞬时拍照识别、灾害预报、农田墒情感知等解决方案,有效为农民提供生产建议降低自然灾害的冲击[12]。其次,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效延伸农村产业链和提高农村产业关联性,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产生结构红利提升经济韧性[13],如乡村特色产业如淘宝村、文旅特色小镇带动生产要素向农村集聚,提供更多就业和机会[14],增加产出和居民收入。但是农村产业结构高级化并不会一蹴而就,效率提高和结构红利效应实现需要较长时间,只有当农村生产效率较高的产业占比份额较大,或者各个产业内部效率均有提升才能产生结构红利[9]。

需要注意的是,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创造性破坏过程,存在“均衡破坏”效应。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是动态扬弃的过程,如技术进步和技术替代打破原有的经济均衡,对原有产业结构或对特定产业产生较大冲击,进而造成经济波动[13],不利于经济韧性的提高。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经济存在服务化倾向[13],容易出现农村产业空心化等问题,对农村经济韧性有消极影响。因此,农村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非线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1a: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能促进农村经济韧性。

假设1b:农村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非线性。

(三)传导机制

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农村经济增长—收入增加—农村经济韧性提升。根据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演进规律,就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发生变化,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和再配置。产业结构升级,二三产业比重的增加,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及农业+文化+旅游等业态快速发展对劳动力形成较大需求,在解决就业的同时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此外,产业结构升级不仅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增加农民农业收入;而且充分利用农村闲置生产要素,增加财产性收入。

“手中宽裕,心中不慌”。农村产业升级带来的多源收入增加了农民在不确定性冲击中的选择空间[11]。传统农村产业就业弹性小,促进农民增收受限。单一收入将农民的弱质性暴露无遗,一旦遭受冲击,很难走出困境。然而,农村产业升级为农村居民带来多源收入,将增加农民面临风险时的选择。具体来看,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充分利用农村闲置生产要素,促进劳动力收入多样化。即使遭受冲击,农村居民多元化的就业和收入渠道既能抵御外部冲击,也能积极应对冲击,更能开创应对冲击的路径[2],从而有效缓解农村经济波动。如2019 年乡村休闲旅游接待旅客32 亿人,营业收入超过8 500 亿元①;2020 年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较2019 年增加1.2 万亿元②;农村网络零售额较2019 年增加1 593 亿元③。这些新业态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有效途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收入降低和失业增加,从而有效帮助农村经营主体构建恢复冲击的能力,进而增强农村经济韧性。

综上,农村产业升级带来多源收入抵消传统的单一收入增长放缓的压力。农民收入增长,不仅使农村经济呈现较强的抵抗风险能力和调整能力,同时加速了农村经济在遭受冲击后恢复进程,从而有助于提升农村经济体系的抗冲击能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2: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村经济韧性。

(四)农村基础设施的调节效应

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经济韧性的效果还受制于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在农村产业升级中发挥着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基础设施完善与否将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发挥。借鉴江艳军等[6]的分类,农村基础设施可分为交通、生产性及生活性基础设施。

交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影响农村资源配置进而影响产业升级效果。根据新经济地理学可知,交通基础设施不仅改变农村生产要素的流空间,还促进信息流通、产业分工,扩大市场规模,带动农村产业融合、产业链延伸等。如便利的交通设施和互联网更好匹配农产品供需,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孵化更多产业生态[11]。此外,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越完善,意味着更快的生产要素和农产品流动频率,更广泛的信息来源,更宽的就业空间[15],从而获得多源和高收入的机会增多,抵抗风险的能力增强。

良好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有利于发挥产业升级收入效应,如水利基础设施提高有效灌溉率,促进农业升级的同时可以释放多余的劳动力[15],为非农产业发展提供更多劳动力从而增加农村经济主体多源收入以抵抗风险冲击。

良好的生活性基础设施有利于产业升级效率提升,如良好的卫生条件有利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回流,提升劳动力质量进而积累农村人力资本[16],为产业升级提供智力支持。如大量乡贤、大学生、返乡农民从事新业态,不断进行理念创新和组织创新,如构建“乡贤理事+合作运营+村企联动”的利益共同体,较普通农户更容易获得贷款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更容易获得市场信息,从而增强农村经营主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农村整体的抗风险能力[14];同时,较高劳动生产率更有适应和应对冲击的能力,有助于产业应对冲击[17]。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3:农村基础设施越完善,越能放大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理论及假设,并考虑上期经济韧性对本期经济韧性的影响及GMM 估计的有效性,构建动态系统GMM 面板模型:

(1)式为基准模型,考察农村产业结构升级(UIS)对农村经济韧性(RES)的直接影响;分别借鉴温忠麟等[18]的逐步回归法和Christian et al.[19]的IV-2SLS 方法考察影响机制。

(二)变量选择与说明

被解释变量:农村经济韧性(RES)。经济韧性的指标多与就业及产值有关[2,20],但目前没有官方统一的农村生产总值GDP标准。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借鉴梁杰等[21]的作法,采用县域产值和就业数据作为农村相关数据的替代。基于Martin et al.[1]敏感指数法,具体借鉴张明斗等[8]的反事实敏感指数法,以实际农村GDP增加值变化和反事实农村GDP增加值变化比例来衡量,其中采用全国该指标的平均水平衡量反事实农村GDP增加值,具体见公式(2)。

其中,ΔEa、ΔEc分别表示实际产出增加值变化量和反事实产出增加值变化量,表示反事实经济增长率,表示第i产业的实际产出。

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合理化(RIS)大多是基于产业结构偏离度和泰尔指数衡量,但均为逆向指标,即指数越小,产业结构越合理。基于直观性和一致性考虑,借鉴韩永辉等[22]的方法扭转方向,见公式(4);产业结构高级化(AIS)往往采用产值之比或产业层次法来衡量,但比较粗糙且未考虑劳动生产率高低,因此借鉴袁航等[9]的作法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见公式(5) ;二者均为正向指标,指数越大,产业结构越合理和越高级。

其中,yi,Yi,Li分别表示第i(i=1,2,3)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产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相关研究[7-8,11],选择人力资本(edu)、农业保险(insursance)、政府支农(gover)、受灾程度(disaster)及宜居程度(habit)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的变量设定及描述性统计,具体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全国29 个省份(除西藏、天津④和港澳台地区)2008—2020 年省级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休闲农业年鉴》、《中国保险统计年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及各省统计年鉴和发展公报,部分缺失数据用线性插值法补齐。同时,涉及的产出和收入指标均以2004 年为基期,根据GDP及各产业平减指数、城市及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折算为实际水平。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首先,进行模型选择,根据F检验统计量拒绝混合模型,并进一步基于Hansen 检验,P值等于0,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选择具有固定效应的模型。

其次,分别采用FE 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进行估计,并考虑经济发展惯性,同时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表2 分别列示了采用随机效应(RE)、固定效应(FE)及系统GMM 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农村经济韧性的滞后一期均显著,说明经济韧性是一个具有惯性动态的过程,也表明模型加入滞后一期是合理的。对比滞后一期的系数,无论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回归结果,系统GMM 估计系数高于FE 的系数(列(5)与列(3),列(6)与列(4)),这种差距在于FE 未能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带来估计偏差。

最后,由表2 可知,Hansen 检验值均不显著,表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AR(1)的P值均小于0.1,AR(2)的P值均大于0.1,表明残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模型设定合理。综上检验,表明本文采用系统GMM 进行估计的结果是科学可信的。

表2 列(5)、(6)呈现了产业升级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增加1 个单位将促进农村经济韧性提升0.007 个单位,农村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加1 个单位将促进农村经济韧性提升0.092 个单位,且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下显著,该结果初步验证假设1a 和1b。可能的原因:一是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通过农村跨产业资源配置形成多元产业进而带来多元收入,提高收入保障效应,分散和转移单一收入的风险,有效增强农村经济主体的选择能力,从而增强农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二是农村产业结构高级化引入先进的技术,提高单位产出,缓解风险造成农村经济主体再投入意愿降低,稳定产出。三是产业结构高级化通过多种形式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增强产业间关联性和互补性,缓解传统产业面临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帮助农村经营主体作出更优决策。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农村人力资本、农业保险、宜居程度均能正向提升农村经济韧性;但农村受灾程度抑制韧性水平提升;政府支农对农村经济韧性的提升效果不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

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通过更换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指标的计算公式、估计方法及缩尾处理,验证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是否依然成立。

1.解释变量替换。借鉴钟漪萍等[14]的方法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借鉴付凌晖[23]的夹角余弦法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二者均为正向指标。重新回归,结果见表3 列(1)、(2),与基准回归结果方向一致且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比较稳健可靠。

2.被解释变量替换。借鉴赵春燕等[20]的方法,以2008 年经济危机的外在冲击作为基准状态,计算农村实际GDP增长率与2008 年实际增长率的差值,以反映经济受到冲击后的恢复速度,差值越大,韧性越强。但由于计算出来的差值有正有负,为了将负值转化且不影响对经济韧性的判断,本文处理如下:韧性=(差值-最小差值)/(最大差值-最小差值),同样为正向指标。重新回归,结果见表3 列(3)、(4),与基准回归结果方向一致且显著,同样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比较稳健可靠。

3.方法替换。采用差分GMM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3,核心解释变量的方向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且显著,但大小有差别,因此基准模型所得结论是可信的。

4.缩尾处理。为消除离群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对所有变量2.5%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并重新检验,结果见表3 列(7)、(8),对变量缩尾处理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仍能促进农村经济韧性提升,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5.内生性处理。考虑模型构建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及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借鉴崔耕瑞[24]的方法,采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加权平均值作为其工具变量,即两区域间地理距离的倒数加权得到的加权平均值;采用农村数字化水平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工具变量,其中采用各省地级市中数字化水平最低值作为农村数字化水平的代理变量。运用2SLS 分别回归,其中弱工具识别检验Cragg-Donald WaldF统计量值分别为 256.797 和102.891,均大于10% maximal IV size 对应的临界值,不存在工具变量弱相关问题。结果见表4,不难发现同基准回归结论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基准回归所得结果是较为稳健和可信的。

表4 内生性检验结果

(三)门限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明确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经济韧性的非线性影响,运用门限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先通过Fisher-PP 和IPS 方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然后通过Pedroni、Kao 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一阶平稳且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表5 呈现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单一门限效应。不同的AIS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当AIS小于0.513,其影响系数为-0.107,但不显著;当其大于0.513 时,其影响系数为1.149,在5%的水平下显著。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水平提高,其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效应,验证假设1b。产业结构高级化抑制经济韧性原因:一是农村产业升级表面化,仅仅是产值的转化而不是高级要素驱动;要素市场化滞后,农村产业要素错配低效加剧其表面化。二是农村产业升级效果发挥还需要相关制度匹配,但相关政策制度等未能与产业升级带来的生产要素、技术的调整作出适时匹配,导致农村经济系统的运行失序,如产业升级对土地形成需求,但土地制度不完善导致农村人动地不动,不仅抑制产业升级,还带来农村土地撂荒[25],对农村经济系统形成扰动,影响产业升级效果的发挥。三是农村产业升级本身也是一种扰动,存在破坏均衡效应。在未能建立高水平的新均衡状态下,打破旧均衡过程叠加外部冲击,农村经济系统运行可能失序,需要较长时间来适应冲击。此外,农村产业基础薄弱,产业升级不会一蹴而就,且需要较长的过程。以上原因可能导致农村产业升级未能有效帮助农村经营主体形成抵抗和分散风险能力,抑制农村经济韧性。此外,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门限,其结果不显著(限于篇幅结果备索)。

表5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门限效应检验结果与门限值

(四)传导机制检验

上述研究已验证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经济韧性的直接影响,但这种影响通过什么途径实现?

表6 列(1)和(3)可知,产业结构合理化系数下降,进一步量化分解的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达19.24%,可见农村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农村经济韧性的有效中介渠道;表6 列(4)和(6)可知,产业结构高级化系数下降,进一步量化分解的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达21.97%,即农村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农村经济韧性的有效中介渠道。综上,验证假说2,即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应对各类风险和抵抗其脆弱性重要渠道。

(五)调节效应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机制中农村基础设施的作用,引入产业结构升级(UIS)和基础设施的交互相,分析农村基础设施的调节效应。对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去中心化后,借鉴江艳军等[6]、李玉恒等[7]及易福金等[26]的作法,选取农村路网通达性(road)、农田水利化(water)和农村医疗水平(health)分别作为农村交通、生产性和生活性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该指标越大,说明农村基础设施越良好。回归结果见表7。

表7 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

表7 列(2)、(4)、(6)估计结果显示:三类农村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说明农村基础设施在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韧性中存在调节效应,即基础设施越良好,越能够放大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3。该结论也为“要想富先修路”拓宽了外延,即“想要稳中有进退而不倒,得提前把路、水利、医疗服务备好”。

表7 列(1)、(3)、(5)估计结果显示:除生产性基础设施外,其他两类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交互相为正且显著,说明交通和生活性基础设施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韧性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但生产性基础设施的作用与预期不一致可能的原因:一是生产性基础设施的使用价格,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效应发挥也需要一定的“需求方规模经济”,农村产业规模越大,使用频率越高,费用越低。但由于其服务成本高昂增加了农户生产成本,如果农民身体素质较好,可能宁愿采用传统方式生产替代现代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服务[16]。二是我国各地区农村地理资源等差异较大,生产性基础设施存在总量和结构供需匹配缺口。三是农村家族成员结构差异,如果家庭留守更多的是老人,则较年轻家庭其使用生产性基础设施频率低[15]。

五、拓展研究

(一)产业异质性

实践中,相较传统农业,农产品加工业(API)、农业生产性服务业(APS)及休闲农业(LA)等具有更高的附加值,是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27]。那么探讨三者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表8 呈现了三种产业对农村经济韧性影响的回归结果。影响系数依次为:0.815,0.062,-0.239。其中,API和LA均在10%的水平下显著,APS的影响不显著;即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能显著提升农村经济韧性;生产性服务对农村经济韧性有促进作用,但不显著;休闲农业发展不利于农村经济韧性提升。可能的原因是农产品加工业有效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多元收入增加多元选择,提高了农民直面风险的能力,有利于韧性的提高。而各地休闲农业的同质化严重,如一拥而上的户户农家乐,一旦遭受需求缩小、竞争冲击或技术更替,迅速向关联部门传导,诱发倒闭潮,加大农村经济风险,抑制农村经济韧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农业产业链提质增效及转变生产方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8],但占比较低或低水平建设,反哺农业和增加收入的作用有限。

(二)分位数回归:不同韧性水平的差异性

为了刻画不同韧性水平下,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趋势,本文选取了0.33,0.67 和0.95 分位点进行分区域的分位数回归,表9呈现了变化趋势。

表9 不同韧性水平分位数回归结果

产业结构升级对不同水平的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马太效应。具体来看,无论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高级化,均对高水平经济韧性影响效果更大。在0.95 分位水平上,影响系数分别为0.008 和0.164,不仅高于0.67 和0.33 分位水平的影响系数,也高于基准回归的影响系数。可能的原因是:高经济韧性组往往也是经济基础较好、产业多元化、农村居民收入高的地区,其中介效应渠道畅通,产业升级效果显著,因此抵抗风险能力更强。

在0.33 分位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效应不显著。原因如下:一方面,经济韧性越低的地区,农村经济问题往往也较多,当遭受冲击时,由于其制度不完善或经济基础差等阻碍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传导路径进而抑制经济韧性。另一方面,即使不考虑其他外在冲击,产业升级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对农村系统形成冲击,由于这些地区组织要素再配置能力差难以将产业升级“破坏均衡效应”扭转为提升效应。政策启示是提高低韧性组的经济基础,避免出现经济基础不牢,盲目产业升级或产业升级表面化带来的进阶版“地动山摇”。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8—2020 年省级农村面板数据,采用GMM 等方法分析了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观察期内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促进了农村经济韧性的提升,门限效应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2)农村经济增长是产业升级提升农村经济韧性的有效中介渠道;交通和生活性基础设施越完善,产业升级提升农村经济韧性效果越好,但生产性基础设施调节效应不显著。(3)行业异质性,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农村经济韧性的提升,但休闲农业的影响为抑制作用。(4)分位数回归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不同水平的农村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马太效应,即高韧性组,促进韧性效果越大;低韧性组,促进效果不明显。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各地可根据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产业和农作物多元化;加大农村创新投入,提高农村产业科研成果的转化率,促进农村产业的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27]。(2)基于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的影响,政府应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法律体系及政策措施,盘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增加农民的各类收入;前瞻性地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生产性基础设施的使用成本。(3)基于产业异质性影响,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业龙头企业政策引导与财政支持,发挥其规模经济;各地应因地制宜尝试多元的休闲农业策略,推动本地休闲农业的深度融合;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适度规模化、全程化和协同化服务[28]。(4)基于农业保险、农村宜居程度及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应丰富农业保险种类并简化理赔流程,提高农民对农业保险的认可度;加大农村绿化水平,推进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引导支持一批乡贤能人回乡创业,为乡贤返乡创造各种有利条件[27]。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完善农村教育体系建设,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职业培训体系,持久提升留农素质。而基于政府支农效应的不显著,提高政府支农投资效率和优化投资结构,如增加财政支持农业保费。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

②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③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商务大数据。

④由于数据缺失较多,故未纳入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