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兼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中求进”的启示

刘 胜 ,徐榕鑫 ,陈秀英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006;2.澳门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澳门 氹仔 999078;3.广东金融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

一、引言

在当前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防范和控制企业风险、构建完善市场风险体系成为了我国社会各界所高度关注的社会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而与此同时,近年来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其与企业经济活动的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事实上,数字化转型本质上属于企业一种“破坏性”的创新策略或变革进程,难免会带来技术或管理上的重大改变或转型,由此也可能会进一步增大企业的不确定性风险或概率。那么,需要关注的是,在我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坚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防范和控制企业风险,不仅是企业追求自身稳健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我国政府防范化解社会系统性风险需要重视的议题。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防范转型失败或不确定性风险飙升,保护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及员工利益成为我国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重中之重。从理论上看,在企业生产制造或经营管理活动中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并逐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创新性行动安排,旨在“赋能”企业并使其能更好地把握商业机会或是摆脱现实困境,通过进一步发展来强化企业应对内外部挑战的综合能力。但在实践中,因数字化转型而可能导致企业陷入风险旋涡事件的现象也接踵而来。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发展,技术迭代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周期大大缩短,科技企业与传统机构的边界模糊,综合类、交叉类、衍生类产品服务不断涌现,其在改变传统生产/服务方式和业态的同时,也正衍生出复杂多样的伦理问题与潜在风险,并进一步增大风险防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此外,对不同的企业而言,因其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硬件”和员工数字技能“软件”等条件存在较大差异,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也可能会加剧企业所面临的“数字鸿沟”负面效应,并导致企业因资产利润状况变差、资金链断裂等而出现更高的转型风险。综上可知,在不确定性陡升的大环境之下,推动数字化转型犹如“在钢丝上跳舞”,亟需通过系统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综合影响,以分析其到底是企业转型发展中的“保护盾”还是“多米诺”效应。

现有文献围绕数字技术应用或数字化的风险效应开展了相关探究。部分文献认为,数字化会带来新型的风险管理问题,例如,Chouaibi et al.[1]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组织绩效的风险影响,包括算法及相关漏洞、移动技术及相关风险、硬件过时、网络安全、海量数据处理的复杂性、一般数据处理的隐私保密问题等。Agrawal et al.[2]提出尽管数字供应链管理(digital supply chain)优点颇多,但若企业存在“没有紧迫感”“缺乏行业特定指南”“缺乏数字技能和人才”及“高实施和运行成本”等短板,则可能会致使数字化转型缓慢,进而给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隐患。但也有文献认为,数字化的风险是可控、可防与可治的,不应高估数字化的风险。例如,Arntz et al.[3]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新技术替代人类劳动的风险角度进行了评估,指出现有研究高估了西方工业化国家所引发的自动化风险,认为职业内任务的实质异质性及工作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动态适应性有助于降低工作被自动化所替代的风险。进一步地,面对数字化引致的风险,多数文献认为,行之有效的做法并非“因噎废食”和被动躲避,而是应辩证地看待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两面性”,采取“扬长补短”的风险管理策略去积极回应与应对,建立数字化适应能力并持续改进企业风险管理机制,通过积极主动利用好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资源效应、信息效应、创新效应、融资效应等,来进一步强化企业应对和抵抗风险的综合发展能力[4]。

总的来看,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了现代数字技术应用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价值、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绩效、市场竞争力等方面的积极效应[5],而关于数字化转型背后所蕴含的潜在风险评估相对不足。鉴于数字化转型兼具的“两面性”,为此本文从风险防控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水平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这对丰富数字经济发展及风险管理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二是从数据方法来看,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测度大多从地区或行业层面出发,并通过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构建综合性合成指标来进行测度,又或是采用小范围问卷调查方式来获取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数据,总体上看,多数文献中关于微观企业数字化测度及其样本代表性等方面的研究还相对不足。为此,在借助中国上市公司文本年报定量测度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及其异质性,这为我国政府和企业进一步优化与完善数字经济规划和转型战略提供了定量分析依据。

二、影响机理及研究假说

(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梳理现有的理论文献可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存在两面性,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所引致的“数字鸿沟”及其对企业运营活动的巨大冲击可能会在短期内内扩大企业治理风险[6];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所引致的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及企业自身综合发展能力提升等外溢红利,也有助于更好地强化企业的风险防范和抵抗能力[7]。由此,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的影响作用大小及方向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权衡对比。从我国企业的实践来看,当前各地区及行业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数字化转型的理念观念、技术应用及数字技能培训也在企业中逐步铺开,各项政策支持力度较大。在此配套情境之下,“数字鸿沟”的潜在风险也大大降低,相应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策略权变及综合发展韧性能力的作用也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由此,鉴于内外部支持力度的显著提升,数字化转型的红利效应逐渐超越其不利影响,总体上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表现出积极和正面的效应。事实上,这一理论逻辑也得到了国内外文献在不同角度上的印证。如Rauniyar et al.[8]认为,通过应用创新和区块链技术实现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构建一种供应链风险管理机制。而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思想,Yang[9]发现,数字时代开创了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新时代,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企业全面规避财务风险,做好系统防御和多方协调,从而能够更为精细化地管理企业财务活动,及时化解和防范经营过程中的财务风险,进而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Wu et al.[10]也指出,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内部管理能力,引起外部市场的更多关注,并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和减少企业内外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有利于降低股价暴跌等风险。

当然,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差异会导致数字化的作用效果呈现非对称性特征。换言之,鉴于不同的企业在商业机会和资源要素等方面的发现、获取及利用能力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也会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出现差异性。具体而言,相对衰退期与淘汰期的企业,处于生命周期前中期的企业更能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和持续的资金投入[11],由此有更强的实力去消化负担数字化转型的成本,推动数字化变革的意愿和概率也较高,因而数字化转型对其成本节约和多元化经营策略乃至风险承担能力的促进效应较为明显。此外,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拥有更为自由化的“容错试错”环境,也有较强的冒险及创新精神,经营管理体系相对而言也更为灵活和富有弹性[12]。由此,这就可能会导致非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领域的可塑性和包容性相对更为突出,从而数字化转型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也更为明显。相较过度负债企业,数字化转型更能显著提升非过度负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原因在于,过度负债企业本就面临严重的资金流压力[13],其负担数字化转型成本的压力较大,从而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意愿和概率较低。由于生产及运营等方面的较强融资约束,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成本节约及多元化经营意愿的作用也并不明显。

(二)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具体机制

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交易成本费用节约,进而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数字技术应用能显著影响企业外部交易成本及内部管控成本,进而对降低企业成本费用带来积极效应。这一逻辑已得到了许多文献证实[14]。具体来说,在未推进数字化之前,企业不仅要在搜索环节等交易前端环节花费大量成本,也要在交易中和交易后等中后端环节耗费许多的成本费用。而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使用,数字化转型通过与企业生产制造及管理运营等活动的深度融合及密切渗透,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企业在交易前、交易中及交易后的搜寻成本、通信成本、营销成本、生产成本和融资成本等,强化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综合运营能力,最终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15]。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可通过促进经营多元化策略渠道来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在数字化背景下,企业可借助互联网平台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以较低的成本进一步扩大经营商品/服务范围品种。此外通过以及畅通企业的客户群体来源,从而能更好地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并通过扩大营收规模、稳定公司利润收益等不同的渠道,缓解企业过去集中化经营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单一和利润来源不足等现实弊端,进而提升企业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许多研究文献的佐证,如张耕等[16]认为,企业多元化战略对企业风险具有重要的化解作用,表现为行业多元化战略降低了企业的特有风险,国际多元化战略削弱了企业的系统风险。而多元化经营有助于整合不同部门的不完全相关收益,使企业受益于“共同保险效应”,减少整体盈余的波动,最终帮助企业有效地分散了经营风险。

假说1:数字化转型能显著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但这一影响在异质性的企业中存在差异。

假说2: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成本费用节约和经营多元化策略,进而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

三、实证设计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为检验前文所提出的影响机理和研究假说,借鉴既有文献的方法,构建如下的计量模型:

其中,riskit表示企业i于t年的风险承担水平,digitalit表示企业i于t年的数字化程度,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φi和φt分别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并将标准误聚类至企业层级以减弱样本潜在的自相关性带来的估计偏误。各主要变量的定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riskit)。当前学界常用企业的盈利波动程度来衡量风险承担水平[17],主要有以下两个指标:一是经行业和年度均值调整后的企业总资产收益率的方差(risk1it);二是经行业和年度均值调整后的总资产收益率在观测时段的极差(risk2it)。在本文的基准回归中,risk1it和risk2it将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下标i,j和t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年度。adjROA为经行业和年度均值调整后的总资产收益率,EBIT表示息税前利润,asset为平均总资产,n表示j行业于t年时的企业数量,T为观察期长度。已有文献大多选用T=3 或T=5,为获得更大的样本量以减小估计偏误,本文将观察期长度T设置为5。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化程度(digitalit)。企业数字化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涵盖范围广且形式各异,如何测量企业数字化程度难度较大,当前尚未有统一的指标。已有文献多数基于宏观视角构建省级层面或行业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来测量数字化水平[18],但其较难反映地区或行业内部企业之间数字化的微观差异。此外,部分文献基于微观视角,采用电信支出占比、IT 投资、信息技术人员占比等指标来衡量企业的数字化程度。这些度量方法具备直观且易得性强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以下缺陷:电信支出和IT 投资等可能仅是反映普通的信息网络使用与应用行为,如购置新的电信设备等,并未对企业的组织架构、业务模式造成影响,因而可能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真正内涵存在较大的差异。鉴于此,选取与数字化密切相关的五项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和数字应用技术为基础指标,参考武常岐等[19]的做法和依托国泰安数据库,基于机器学习的方法对企业报告进行文本分析,计算这五项技术在企业报告中出现的频次,并将其加总构建出企业层面的数字化程度指标(digitalit)。由于这五项技术是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底层核心技术,因此能够准确反映出数字化技术的嵌入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20]。一般而言,digitalit数值越大,表示企业的数字化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为减少遗漏变量导致的估计偏误,参考已有研究文献,本文还加入了可能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如下:企业规模(size)、企业绩效(roa)、负债水平(lev)、偿付能力(cash)、股权集中度(first)以及治理结构(indep)。

(二)数据来源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提到,在2012 年后网民规模的增长趋于平稳,中国数字经济的基本格局正稳步形成,数字化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鉴于此,采用2012—2018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整体上看,原始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并进一步剔除ST(含*ST)、相关数据缺失严重以及资不抵债的样本。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在基准回归中,分别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两种衡量指标risk1it和risk2it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估计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无论采用哪种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程度digitalit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为正。基准回归结果验证了前文的假设,即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表1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为进一步检验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是稳健可靠的,将基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国泰安数据库中“数字化应用评分”这一指标作为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2。可见,使用不同的核心解释变量或不同的被解释变量均不会使得实证结果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表2 稳健性检验——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2.控制联合固定效应。在基准回归中,通过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来避免遗漏企业或年度特征变量,但其仍可能遗漏随时间变化的行业特征变量或随时间变化的区域特征变量,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鉴于此,进一步控制“行业-年度”联合固定效应和“省份-年度”联合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控制联合固定效应后,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it的估计系数依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了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3 稳健性检验——控制联合固定效应

3.工具变量及内生性检验。上述稳健性分析通过控制联合固定效应来缓解遗漏变量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其仍不能排除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即不能排除“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高可能促进数字化程度提高”的推论。为此,进一步通过工具变量法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由于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与其所处年度和行业的数字化平均值紧密关联,但其均值又没有与企业个体的风险承担行为有着直接的逻辑联系,故选取“年度-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其二阶段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结果显示,“年度-行业”数字化平均值与企业数字化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工具变量第一阶段F-test 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同时,Wu-Hausman 检验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综上,本文的工具变量是合理可靠的。在第二阶段回归中,digitalit的系数依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

(三)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前文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但鉴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可能还要受到企业生命周期、所有权性质和财务风险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其结论可能不是均一的,而是会存在差异化的特点。为此,进一步探讨不同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存在何种异质性的影响。

1.企业生命周期。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具体表现为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具有前期投入大和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因而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不同,其数字化特点及风险承担行为也通常有所不同。通常而言,处于生命周期后期的企业风险承担的倾向往往会相对更低一些。

为此,参照黄宏斌等[21]的做法,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导入期、增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和淘汰期五个阶段。同时,为便于研究,进一步将导入期、增长期和成熟期视为企业生命周期前中期,将衰退期和淘汰期视为企业生命周期末期。其中,生命周期前中期的企业样本与生命周期末期的企业样本的分组回归结果分别报告于表5 第(1)～(2)列,第(1)列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而第(2)列估计系数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处于生命周期前中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显著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与之对应,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衰退期与淘汰期的企业样本中不显著。可见,当前我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未能实质性改变处于衰退期与淘汰期企业的风险承担倾向,要想提升我国产业链整体的风险抵抗能力,传统行业的改革还需更多其他政策和技术等要素的配套扶持。

表5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异质性影响结果

2.企业产权属性。一般认为,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同时反映了追求盈利诉求和妥全社会效益等综合考量,例如保民生稳就业等,因此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并非单一地以利益最大化为其终极经营目标,因而面对不确定性的转型决策时可能会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以便能更持续稳健地履行其社会责任目标[22]。此外,鉴于国有企业本已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监测防范体系,因而数字化所带来的边际增量效应也相对不明显。为此,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样本中表现可能并不那么突出。

表5 第(3)～(4)列分别报告了非国有企业样本和国有企业样本的分组回归结果,第(3)列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而第(4)列的估计系数不显著。结果表明,开展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非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对国有企业则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3.过度负债状况。在基准回归中,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levit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高风险承担的企业通常具备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因为高风险承担的企业会通过向银行贷款等融资方式来获得资金以满足高风险投资项目的运营需求,这一结果与李文贵等[17]的研究一致。但与此同时,过高的负债率也可能会带来预期之外的财务风险[13],进而对企业提高风险承担的意愿产生抑制性效应。

鉴于此,采用过度负债(即实际负债率-目标负债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非过度负债企业样本与过度负债企业样本的分组回归结果分别见表5 第(5)～(6)列。可见,第(5)列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而第(6)列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非过度负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对于过度负债的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对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其可能的原因在于:过度负债的企业往往承受着更高的财务风险,从而可能会抑制企业家开展数字化转型等高风险活动的意愿及进行创业创新活动的精神,导致企业投入相关的高风险投资项目的激励减弱,可能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积极效应。

(四)机制检验结果及分析

参照现有文献的做法,将机制代理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通过与基准模型中digitalit估计系数大小与显著性对比来对前文所阐述的两种潜在机制(即成本费用节约、经营方式多元化)进行检验。

具体而言,以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总和的对数costit作为企业成本的代理变量,将成本节约的代理变量加入基准模型,估计结果报告见表6第(2)列,而第(1)列为基准回归结果。可见,加入成本节约路径的代理变量costit后,数字化转型digitalit的估计系数变小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costit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这一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内部的治理成本及外部的交易成本与协调成本[23],而较低的费用成本有利于为企业提升风险承担水平夯实基础。

表6 机制检验结果及分析

此外,参考刘海明等[24]的做法,以收入熵指数衡量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指标。将营业多元化的代理变量加入基准模型,估计结果报告于表6 第(3)列。结果显示,在基准模型中加入经营多元化的代理变量dyhit后,数字化转型digitalit的估计系数变小,且dyhit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可见,推动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重构企业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模式,通过开展多元化业务活动,扩大生产经营范围和市场范围,降低企业收益的波动幅度和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从而最终助力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当前,大量数字经济领域的文献聚焦于分析数字化给企业带来的生产率、创新绩效和治理结构优化等正面收益,但鲜有文献探讨数字化所引致的不确定陡增及风险上升等潜在的、隐藏的负面影响。在国内外形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合理规避风险,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和安全稳定并依此促进构建发展新格局,对我国经济稳增长和民生保就业等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此,借助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公司年报数据等,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效应、机制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控制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工具变量及内生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成本费用节约及经营多元化策略等渠道来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提升。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并非是均一和对称的,会因企业在所处阶段、所有制属性及资金约束上的不同特征而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相对衰退期与淘汰期的企业、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处于生命周期前中期的企业、非国有企业、非过度负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上述主要结论的政策含义:一是继续深化数字化转型在企业数字风险管理体系及运行机制中的作用,并据此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以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为此,应完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跟踪、风险预警等风险管理技术手段,打造涵盖战略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运营风险等领域的风险量化指标体系,健全数字化监测预警管控系统,实现风险管理方式从定期评估转向在线监测和预警,助力企业发展行稳致远,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和经济增长协同发展的双赢局面。二是鉴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能力的提升效应需要依托相应的机制渠道,为此亟需加快完善企业数字化风险管理体系的制度环境及配套服务体系。尤其是,不能仅盲目依赖先进技术设备等“硬件设施”的采购引进,还应注重企业数字技术“软环境”和“软件配套”的结合,重视对员工数字技能的培训及企业各流程环节的数字软件的配套和嵌入,并依托工业互联网及电商平台等数字要素资源在更大的范围中去拓展企业供应商或客户的来源。这不仅对企业成本费用进一步降低及实现多元化发展大有裨益,也能更充分地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管理的正面效应。三是因企施策,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作用,而非采取“一刀切”做法。鉴于本文的主要发现,在不同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之中,应采取差别化的对策。具体而言:一方面,对处于衰退期与淘汰期的企业、国有企业、过度负债企业而言,应秉承“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理念,将重心放在“补短板、强弱项”上,依托精准帮扶,初步实现风险信息在线收集,实现风险状态可视化、风险实时自动预警等,减少人工收集信息、风险评估等线下工作量,提高风险管理工作效率,规避其“数字化贫困风险”。另一方面,对处于生命周期前中期的企业、非国有企业、非过度负债企业来说,应侧重“固优势、提能力”,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完整有效的数字风控平台,打造贯通研产供销整个供应链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实现风险信息数字化、风险监测自动化等,从而助力企业更好地打造数字风控体系、筑牢风险管理生态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