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赵华平 ,孟宏玮

(1.山西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2.山西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一、引言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推进的背景下,科技型企业创业活动作为加快技术创新成果商业化应用的重要载体,是创新动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连接纽带[1],日益得到我国社会各界的关注。我国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科技型企业创业的优惠政策,鼓励科技型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流程和新工艺[2]。但是2020 年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显示,中国创业活动大部分集中于低技术行业,存在科技创新性不足的问题[3]。那么,何种因素制约着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提升,这一研究话题对于提高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和促进创新型创业经济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于科技型创业企业而言,中国独特的土地供给制度是其面临的一个重要情景因素。土地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载体,其配置方式不仅影响创新要素集聚,而且也成为影响一个区域创业潜力的关键因素[4]。总体来看,在财税竞争和引资竞争的激励下,我国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税收最大化目标,将城市建设用地在工业、居住、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进行策略性供给,具体表现为大量廉价供应工业用地、少量高价供应商业和居住用地,使得某种用途的城市建设用地的新增供给数量与人口需求出现偏离,同时其他用地供给与人口需求存在反向偏离,造成城市中不同用途土地的供需错配[5]。因此,城市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的是在控制城市建设用地总量供应的条件下,政府实施的策略性土地供给导致不同用途城市建设用地供给与人口需求不匹配的结果。这较难满足人口流入尤其是创新型人力资本流入带来的居住和商业服务业需求[4]。由此可见,我国土地市场未能很好实现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平衡发展[5]。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创新要素的集聚和创新环境的改善。而科技型创业企业作为高成长性和高风险性并存的创新型企业,其发展主要依托高技术研发人员和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1]。因此,城市建设用地作为经济活动中的一种生产要素,其供需结构错配程度对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产生何种影响? 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 这不仅是重要的现实问题,也是亟待研究的科学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从土地资源错配衡量方法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可以采用商住用地与工业用地出让面积或价格之比,工业协议出让土地面积占比等单要素指标加以衡量[5-6]。也可以通过生产函数计算出土地要素错配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程度加以衡量[7-9]。从土地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来看,部分学者研究了工业用地错配或土地供给结构失衡对经济增长和创新创业的影响,其中的作用机制是工业用地错配或土地供给结构失衡带来了房价上涨[9-10],挤占了政府和企业科技支出[11],增加了创业者的融资成本[12],阻碍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企业技术效率的改善[5],从而抑制了城市创新创业质量的提高[13]。从科技型企业创业活动的影响因素来看,部分学者研究了宏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政策环境、城市营商环境、孵化环境、市场规模、创业生态系统、技术进步程度对城市科技型或高技术创业活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14-15];也有学者从微观层面考察了创新型创业机会,创业投资和回报以及创业者的知识厚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能力、风险偏好等微观主体资源禀赋差异因素对科技型或高技术创业活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16-17]。

总体而言,目前对于土地资源错配的衡量指标多以工业用地供给作为关键测度指标,很少把不同用途的城市建设用地纳入统一框架中。虽然有部分研究土地资源错配的文献从经济产出角度间接地考虑了某一区域的土地要素需求,但是学者主要从土地供给侧来研究土地资源错配程度,忽略了人口因素对土地需求和土地资源错配的影响。对于土地资源错配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效率损失和城市创新水平上。虽然学者已经意识到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创业活动的重要性,但较少直接、系统地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尤其对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本文相对于已有研究有以下贡献:第一,已有文献从供给角度研究了土地供给结构扭曲或失衡程度,缺乏从土地需求侧对土地供需结构错配进行研究。因此,在考虑城市对居住、工业和商业服务业用地需求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城市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为形成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协同治理机制提供现实依据。第二,以国内外学者较少涉及的科技型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从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创新环境、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住房价格来阐释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制,并借鉴江艇[7]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操作建议进行实证检验。第三,现有文献主要探讨土地资源错配或土地供给结构失衡对创新创业的总体影响,本文则分析了不同经济区域、不同类型土地和不同城市的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异质性影响,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价值。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稀释效应

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参与和技术创新性是提升科技型企业活跃度的重要途径。创新型人力资本的集聚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外部效应将企业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转换为创业能力[4],从而提高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创新型人力资本是城市创新创业活动中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而城市宜居性越来越成为创新型人力资本在区域间流动时重点考虑的因素[18-19]。政府如果把土地要素更多地配置到工业部门,则会造成商住用地供给扩张速度小于其需求增长速度的土地供需结构错配问题,从而较难满足创新型人力资本对居住改善、商业便利性等城市宜居性方面的需求。此外,扩张式供给工业用地还会降低能源利用效率、加剧城市环境污染[20],由此降低创新型人力资本向目标城市的集聚程度。

因此,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引发的创新型人力资本稀释效应,不利于提高集聚地各类人力资本之间的社会互动程度和学习的便利性,使科技型创业企业失去了人力资本支持。它还减弱了科技企业创业活动的竞争效应和规模效应,缩短了科技型企业创业存续期,降低了创业活动技术含量,抑制了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21]。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土地供需结构错配通过降低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水平抑制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

(二)创新环境破环效应

创业生态理论认为创新环境的改善可以使创业者通过提供新产品和服务获得更多的创业租金,带来更多基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创业机会,从根本上改变市场供求关系,进而增强科技型企业创业意愿和创业活跃度[22]。同时,完善的创新环境有助于新企业整合资源、培育核心竞争力,使得初创科技型企业不仅可以在既有市场中获得有利地位,还能探索和开拓新的创业机会[3],催生更多的高技术创业活动。由于土地要素具有保值增值功能和融资放大效应[5],商住用地供给扩张速度小于其需求增长速度的土地供需结构错配问题会强化地方政府“以地融资”的杠杆效应,导致地方政府债务不断累加,扭曲银行信贷结构,增加科技型企业创业主体的融资成本[6]。这不仅会削弱土地市场的有序竞争环境,还会扩大企业寻租空间,提高土地领域贪污腐败的发生概率[5]。由此,企业会将更多的精力、财力花费在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上,弱化企业开发新产品和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意愿。在“以地引资”的工业用地利用方式指引下,地方政府以低价供应大量工业用地,降低了企业用地成本和生产经营成本[6]。创新活动存在风险高、投入规模大、收益慢的特点,大多数企业为了规避风险,会通过消耗土地资源的粗放方式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增加利润,不会通过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改变原有生产和经营方式[4],从而制约了城市创新环境的改善。

因此,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引发的城市创新环境破坏效应,不利于推动新产品开发、新技术扩散和应用,使得“高精尖缺”创业孵化项目难以通过学习效应、合作效应和竞争效应推动企业间的合作创新,提高了创业活动的交易成本与市场风险,不利于为新企业的诞生提供高价值的创业租金和创业机会[5],降低了技术型创业项目存活率,最终抑制了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土地供需结构错配通过破坏创新环境抑制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

(三)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削弱效应

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体现了一个区域的生产和交易成本,对区域的创业活动有显著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有利于降低初创企业生产成本,促进创业。按照创业感知理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创业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提升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增强创业可行性感知,最终提高创业活跃度[23]。另外,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会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相关产品和服务市场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环境承载力,降低新创企业的交易成本,从而涌现更多创业机会,激活城市创业活力[11]。然而,受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总量控制的原因,地方政府过度供给工业用地的行为会挤压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用地的供给,并且减少相应基础设施的建设,最终造成在稀有的城市土地上积聚大量发展前景暗淡的中低端工业企业,导致城市第二产业占比过大[6],带来工业用地供给扩张速度大于其需求增长速度的土地供需结构错配的问题,进而不利于政府履行和发挥公共服务职能[11]。同时,地方政府将工业用地的土地出让收入投资于完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挤占了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降低了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6]。

因此,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引发的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降低对区域内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资源约束效应,使得创业企业难以获得长期丰富的资源支持去探索新的机会,增加了初创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制度性交易成本[5],也会对其投资区位的选择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制约了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土地供需结构错配通过削弱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抑制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

(四)房价挤出效应

房价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从住房供给角度来看,商住用地供给扩张速度小于其需求增长速度的土地供需结构错配会提高住房价格[19]。这主要是因为在“以地谋发展”和土地财政的动机下,地方政府会提高工业用地出让比重,相应地居住用地的比重会减少,导致住房供给量不足,从而引起房价上涨[24]。一方面,房价上涨会导致企业将重心转向房地产投资领域,忽略了主营业务和科技创新投入,从而挤占了科技型企业创业资金,加上科技型企业创业的风险大、投入高、技术研发周期长,因此会降低潜在科技型企业创业者的创业倾向,最终降低了科技型企业创业活动[6,8]。另一方面,房价上涨会提高住房成本,导致劳动力生活成本提高,增加科技型初创企业的用工成本。用工成本高涨会降低科技型初创企业的利润空间,进而会抑制潜在科技型创业者的创业意愿,最终降低了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动[25]。

因此,居住用地或商业服务业用地供给扩张速度小于其需求增长速度的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提高了房地产价格,带来了房地产泡沫,扭曲了企业的投资结构、提升了劳动力用工成本和居住成本[25],从而对技术创新活动资金投入和创新型人力资本产生挤出效应[5],降低了潜在科技型企业创业者进行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研发的意愿[6],进而降低了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土地供需结构错配通过提高住房价格抑制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

综上,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制,如图1 所示。

图1 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建立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影响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计量模型。

其中:techit表示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指数,landit表示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α1表示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指数的影响程度,Z表示控制变量参数向量;λi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ηt表示时点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为检验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影响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制,根据江艇[7]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及操作建议,本文在实证分析部分只考察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中介变量的影响,从而克服逐步法检验中介效应模型的缺陷①。在公式(1)的基础上,本文建立如下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模型[7]。

式(2)～(5)中,β1、η1、φ1、γ1、分别表示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对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创新环境、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住房价格的影响程度,其他变量与前文一致。

(二)变量定义、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1.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指数。借鉴国家统计局对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的范围界定,本文认为科技型企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知识密集型、科技含量相对高的制造业企业和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服务业企业。因此,借鉴赵涛等[26]的作法,本文从以政府公开的企业信息为数据源的天眼查数据库中,得到城市层面存续和在业的私营科技型企业每年新增数目,以此表示初创科技型企业数量,并用城市每百万人口中的初创科技型企业数量表示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同时,借鉴杜运周等[23]处理创业活跃度数据的方法,通过计算原始值与最大值的比值得到[0,1]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指数,数值越趋近于1,说明该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越高。这一比值是一个相对值,反映不同年份实际值的大小,并且这一比值是一个与城市特征无关的无量纲数,因此该指数在不同年份间可以直接对比。

2.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借鉴Nassar et al.[27]对相关变量的处理方法,本文使用城市中不同用途土地的供给增加份额与需求增加份额之间的欧氏距离,表示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该指数可以反映由于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和制度扭曲等因素导致的土地供需结构错配程度,具体公式见式(6)。

借鉴钟顺昌[28]对城市土地供给的划分方法,本文涉及的城市土地供给包括居住用地供给、工业用地供给和商业服务业用地供给(即除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用途以外的城市建设用地)。式(6)中,mk表示第k种用途土地供给增加份额与需求增加份额之间的距离。当mk＞0 时,表明第k种用途土地供给增加份额大于需求增加份额;当mk＜0 时,表明第k种用途土地供给增加份额小于需求增加份额。lk和dk分别表示第k种用途土地供给增加值份额和需求增加值份额。land表示整体经济中(城市)土地供给增加份额与需求增加份额之间的欧氏距离,即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land取值越大,表明土地供需结构错配程度越大。根据土地供需结构错配的内涵,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的需求增加值份额用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值占总常住人口增加值的比值衡量,工业用地的需求增加值份额用城市工业就业人数增加值占总就业人口增加值的比值衡量。

不同类型土地需求指标选取理由如下:为了充分考虑非户籍流动人口对商业服务和住房需求的影响,选用城镇常住人口占比衡量商业服务业用地和居住用地需求。借鉴Dipasquale et al.[29]建立的工业物业需求模型,使用工业从业人数占比衡量工业用地需求。

3.中介变量。(1)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水平。采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从业人员数作为创新型人力资本的替代指标[4],运用区位熵指数测度城市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具体计算公式见式(7)。

其中,innovation表示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水平,ihumanj表示某城市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从业人员的数量,allj表示全国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从业人员的数量,human和total分别表示某城市从业人员总数和全国从业人员总数。(2)创新环境。以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衡量创新环境,该指数基于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中的全部企业的创新创业产出数据编制而成。(3)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选择公共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服务支出之和占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衡量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30]。(4)住房价格。用各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总额除以商品住宅销售面积来表示[24],使用各省份CPI平减后,再进行对数化处理。

4.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借鉴相关文献的研究[5-6],选择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用城市人均GDP表示;创新投入,用科学技术支出占GDP比重表示;相对外商直接投资,用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表示;金融深度,用城市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之比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用城市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量来表示;城市生活成本,用人均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表示。为了缓解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人均GDP和人力资本水平取对数。同时,以2007 年为基期的GDP指数计算不变价人均GDP。由于实际利用外资的单位为美元,采用国家公布的年平均汇率折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

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5.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数据来源于天眼查网站,土地供给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和中国土地市场网,创新环境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龙信数据研究院和企研数据联合编制的创新创业指数,城镇可支配收入来源于Wind 数据库,其余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EPS 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年均增长率方法补全。本文在剔除了数据缺失值较多的三沙、巢湖等行政区后,最终选定2008—2019 年270 个地级市层面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方差膨胀因子法(VIF)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人均GDP的方差膨胀因子最大,为3.12,其余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2.50。总之,所有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都小于10,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基于公式(1),根据Hausman 检验结果,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表2(1)列表明: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同时,(2)列在(1)列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并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3)列在(2)列的基础上控制了时点固定效应。结果表明,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抑制了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与前文理论分析一致。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1.考虑内生性问题。本文基准回归采用的是最小二乘估计方法,然而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互为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会导致估计结构有偏和不一致。为了检验前面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工具变量两种方法,考察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借鉴毛文峰等[5]的作法,采用城市土地坡度平均值与经济增长目标的交互项作为土地供需结构错配的工具变量。AR(1)和AR(2)检验表明随机扰动项满足存在一阶自相关但是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条件,Sargan 检验表明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面板工具变量法中的Kleibergen-Paap rk WaldF统计量为15.361,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表3(1)和(2)列是分别采用系统GMM 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这说明本文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2.排除极端异常值。把所有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3)列,发现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负向作用仍然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的核心结论不受极端异常值的影响。

3.替换被解释变量。把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每百万人科技型初创企业数量的原始值,对回归系数重新估计。由表3(4)列可知,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表明前文研究结论稳健性较高。

(三)异质性分析

1.区域异质性分析。已有研究表明,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城市创业活跃度越高[3]。因此,按照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区域划分,以考察不同区域间的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影响的异质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于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划分,不仅考虑了地区空间上的相邻程度、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的相似性,还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的相似程度。借鉴孙早等[31]的作法,从八大综合经济区的视角探究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区域差异,表4 是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区域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

从表4 可以看出: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对东北、黄河中游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的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的影响显著为负。其中,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的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负向影响较大,可能原因在于,这些地区拥有发展成熟的城市群,高技术产业和创新型人力资本密集,创新环境和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科技型企业发展的乘数效应较强[14],由此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的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边际影响较大。

表4 分区域的回归结果

2.不同用途土地供需错配指数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差异。不同用途土地供需错配指数影响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估计结果见表5。表5(1)～(3)列分别表示居住用地供需错配、工业用地供需错配和商业服务业用地供需错配指数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和工业用地供需错配指数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并且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供需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负向影响大于工业用地供需错配程度的影响。其原因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发展,城市商业服务业承载力和住房获取难易程度很大程度上成为匹配人和工作岗位、吸引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的决定性因素;并且相对于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工业用地缺乏区位垄断性,其对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和创新要素集聚的影响较弱。因此,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供需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负向影响强于工业用地供需错配程度的影响。

表5 不同类型土地供需错配指数的回归结果

3.城市异质性分析。相关研究认为,市场化、城市规模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等城市特征对企业新建率有重要影响[11]。因此,本文根据公式(8)和(9)构建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把市场化程度、城市规模和互联网发展水平三种城市特征作为转换变量,分析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见表6)。其中,市场化程度用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城市规模使用城市常住人口数衡量,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用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表示。本文建立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为:

其中:β1和β2分别为线性部分的土地供需结构错配的回归系数和其余控制变量的回归参数向量,δ0和δ1为解释变量非线性部分的回归系数,μi和φt分别为模型个体固定效应和时点固定效应。G(wit,γ,c)是关于转换变量wit的连续函数,以逻辑函数形式表示;γ 是平滑参数,刻画了转换函数的转换速度,决定转换函数从0 到1 的转换速度;c是位置参数,是转换函数的拐点。

从表6 可以看出: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存在市场化程度、城市规模和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并且回归系数的取值范围均小于0。这意味着随着市场化程度、城市规模和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升,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抑制作用变大。城市规模越大,地方政府越倾向于限制商住用地供给[19],达到“以地控人”的目的,由此商住用地供给增长速度滞后于需求增长速度,导致房价上涨,较难满足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商住需求,从而对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产生较大负向作用[19]。同时,市场化程度和互联网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创新资源的市场配置效率越高、信息传播速度越快,可以有效地发现更多的创业需求信息和创业机会,而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带来的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水平稀释效应和房价挤出效应会降低创业机会的“变现”能力,从而对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产生较大负向作用。

表6 城市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五、作用机制检验

本文进一步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对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如何通过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创新环境、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和住房价格影响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制予以识别和检验[7],具体估计结果见表7。表7(1)～(4)列分别表示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对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创新创业指数、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和住房价格的回归结果。

表7 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影响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

表7(1)、(2)和(3)列结果显示: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对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创新创业指数、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降低了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水平、创新创业指数和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表7(4)列结果显示,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促进了住房价格的增长。这意味着土地供需结构错配通过抑制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破坏城市创新环境、削弱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提升住房价格降低了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

六、结论与启示

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 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实证考察了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显著抑制了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北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而言,土地供需结构错配指数显著负向影响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和工业用地供需错配指数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并且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供需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负向影响大于工业用地供需错配的影响;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高,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抑制作用会变大。第三,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型人力资本集聚水平稀释效应、创新环境破坏效应、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削弱效应和房价挤出效应是土地供需结构错配降低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制。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新时代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有如下启示:第一,在满足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和经济学规律的前提下,形成不同城市建设用地间的用途转换机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就业结构有条件地将工业用地转变为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用地,盘活闲置低效工业用地,加速城市更新中的“工改居”。第二,按照常住人口数量配置商业服务业用地和居住用地,使得城市中不同用途土地的供给变化适应土地需求变化;有条件地适度提高大城市人口限制,尝试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解决重点城市居住建设用地指标配置不足的问题;建立新增土地供需结构与房价调控协调运行的政策体系,对于房价涨幅较快的城市,尤其需要根据常住人口数量动态调整居住用地供给的最低比例。第三,在不同用途城市建设用地配置过程中,政府决策者应充分考虑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城市规模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等社会经济环境,最大程度降低土地供需结构错配对城市科技型企业创业活跃度的负向影响。第四,确定合理的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比例区间,满足创新型人力资本对教育、医疗、居住等的实际需求;抑制非房地产企业在房地产建设领域的投资冲动,防止对科技投入资金形成挤出效应,为科技型初创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地方政府要加大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力度,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

注释:

①江艇[7]认为中介效应检验的逐步法存在无法解决中介变量内生性的问题。因此,建议在中介效应分析时,应该根据经济理论分析X,M和Y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在实证分析时只考察X对M的影响,从而避免直接效应系数估计不一致的问题(X,M,Y分别表示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并且建议不需要估计中介效应的大小和检验其统计显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