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碳排放

陈宇斌 ,王 森

(1.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2.暨南大学 国际商学院,广东 珠海 519000)

一、引言

在国内“双碳”格局构建背景下,各个领域正在积极探索低碳减排路径。农业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产业生态系统,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对化肥、农机等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正在加速助长农业碳排放,为温室效应、全球变暖“添砖加瓦”。农业生产不仅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的领域之一,还是全球人为温室气体重要的排放源之一。有关证据表明,中国农业部门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15%。因此,探究农业碳排放的驱动机制和减量优化策略对于加速农业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美丽中国”宏伟蓝图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那么,如何实现农业碳排放减量目标呢? 实际上,在变动有限的耕地面积范畴内,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的作用不容忽视。具体而言,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同时,农村承包地的流转推进了农业规模经营进程,包括劳动力、土地、化肥以及农机等在内的投入要素将随之重新进行调整和组合,这个过程对农业碳排放势必存在影响。纵观已有研究,有关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影响研究还较少。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进步[1-2]、城镇化发展[3]、农业政策[4]以及消费结构[5]等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层面,忽视了农村劳动力作为农业生产主体和农业生产系统中最为活跃的生产要素,长期外流现象极有可能会对农业碳排放产生较大影响。所以,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还存在较大深化空间。另外,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业规模经营进程之间的关联颇为密切。那么,农业规模经营是否在农村劳动力外流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存在传导作用? 并且,在不同阶段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非均衡条件下,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这些问题将构成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

基于以上阐述,该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深化:一是拓展研究对象,从整体视角以1997—2019 年全国31 个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识别农业规模经营是否在农村劳动力外流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发挥传导作用;三是核实在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不均衡背景下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的异质性影响。继而丰富农村劳动力与农业碳排放两者在理论层面的研究成果,以期为相关部门在制定农业碳减排策略时提供借鉴。

二、理论假说

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碳排放的关系密切。但是,在当前“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还鲜有研究将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碳排放三者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系统分析,并且现有文献对农村劳动力影响农业碳排放过程中传导路径的识别层面有待深化。基于此,本文旨在探究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及农业规模经营的作用机理。

(一)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直接影响的理论逻辑

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的直接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农业“去内卷化”效应与要素再配置效应。一方面,从“去内卷化”效应来看,中国农业增长方式由“内卷化”向“去内卷化”的转变深刻揭示了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动态发展关系。从农业环境效应角度考虑,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存在必然关联。纵观我国农业发展历程,从1949 年至改革开放这段历史时期,国内农业生产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内卷化”现象,大量的劳动力聚集于耕地资源有限的农村地区,农业陷入“内卷化”增长阶段,即“无发展的增长”[6]。但在此阶段,农肥主要由草料焚烧、牲畜粪便堆积等产生,这也成为农业碳排放产生的主要来源。直至20世纪90 年代,城镇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不断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农业生产也逐渐由“内卷化”向“去内卷化”演变[7]。而在此过程中,农业碳排放开始更多地通过施用化肥等化工用品和农业机具投入使用等途径产生。21 世纪以来,农业“去内卷化”进程持续推进,这个过程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耕地种植面积缩减,增加了耕地抛荒的现象,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业生态压力。

另一方面,从要素再配置效应入手,在劳动力长期过度外流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原有产值,大量的化肥、农机等要素被迫投入到农业生产领域,可能会导致农业碳排放有所增加。与此同时,为了保障粮食安全稳定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国家相关部门也在重点推动职业农民培训工作,鼓励“土专家”“田秀才”等一批擅于农业经营管理的中坚农户加入农业生产领域,推动农业产业化、绿色化生产。而且,随着全球变暖、温室效应等全球性气候变化问题的凸显,人们也不断将注意力转移到农业生产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层面,开始呼吁农业生产主体注重农业环境问题[8]。因此,在政策导向和社会压力的双重作用下,通过补充高素质农业劳动力、鼓励化肥等投入减量增效、促进农机节能技术改进等方面重新实现农业要素的科学配置来缓解农业生态压力较为合理。

所以而言,在农业发展演进过程中,通过对国内农业“去内卷化”效应和要素再配置效应的阐释,不难推断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存在内在影响。除此之外,在已有研究中,有学者先将农业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农业环境效率或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投入产出体系并利用DEA 模型进行测算,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助于提高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和农业绿色发展水平[9-10]。虽然这并未直接揭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产生的抑制作用,但也间接隐含了农村劳动力外流通过抑制农业碳排放等农业内源性污染而提高农业环境效率和农业绿色效率的结论。总之,历史发展逻辑和现有研究基础两个层面的证据均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

(二)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间接影响的理论逻辑

农业零碎化和分散化经营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是我国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为此,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长期以来是国内农业政策领域不断强调的方向。基于理论判断和客观事实推断,农村劳动力外流可能对农业规模经营形成起促进作用而间接作用于农业碳排放。具体而言: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外流有助于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农业冗余劳动力持续外流之后,虽然农村现有劳动力规模缩减,但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国家对农业专业经营人才培育的重视度不断提高,一些种植大户、职业农民以及农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始下沉农村地区,相较普通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拥有更为完整和系统的农业生产知识和经营管理理念,从而更倾向采纳绿色低碳生产技术。同时,伴随着三大产业融合发展趋势的持续强化,这个过程为农业生产领域注入了许多新技术、新要素。并且,农村承包地通常由普通个体农户向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进而推动了农业规模经营。所以,农村劳动力外流为农业规模经营提供了现实条件。另一方面,农业规模经营有助于抑制农业碳排放。农地规模经营扩大之后,相比农地流转之前的零碎化、粗放式经营方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方式使得投入要素配比更加趋于科学化,尤其是化肥等污染性要素减量增效明显,有助于提高改善农业生态环境[11]。当然,农业规模经营扩大之后可能会促使农业以农机生产服务为主,进而提高农业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可能会增加农业能源消耗而助长农业碳排放,但是随着农业的进步,农业节能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为此提供了良好解决方案。总体而言,农村劳动力外流能更好地促进农业规模经营而进一步对农业碳排放产生抑制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农业规模经营在农村劳动力外流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发挥传导机制。

(三)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影响门槛特征的理论逻辑

随着农业市场开放度的不断提高和城镇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全国各个省域系统内部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长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禀赋条件以及原有劳动力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在此基础之上,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动态变化驱动下的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影响的同质性可能不一定适用。有研究表明,当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未超过门槛阈值时,其对农地流转表现为促进效果,而当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超过这个阈值时,其对农地流转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强化[12]。还有研究基于县域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非农转移有助于提高农村地块集中程度并带动农户采取低碳生产行为,但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种植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也可能会提升农业碳密度[13]。因此,上述结论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不同阶段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可能会对作用对象存在异质性影响。同样地,就不同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而言,农业规模经营进程有所不同,进而导致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极有可能存在非线性特征。具体而言,当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在一定范畴之内,农业规模经营可能会有助于抑制农业碳排放,这是因为在这一阶段的劳动力、化肥等要素处于较为合理的投入配比关系。而当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之后,为了维持农业产值,劳动力与化肥等投入要素可能会表现出不合理的配比关系,存在劳动力投入过少而化肥、农药以及农机等投入过多的情况,这种不合理的要素投入比例可能会助长农业碳排放。此时,普通线性模型可能无法完全阐释清楚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内在复杂关系。因此,在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动态演进背景下,探寻不同农村劳动力外流水平区间下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影响的异质性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不同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区间下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门槛特征。

综上所述,本文的核心内容主要由以上提出的三项假说构建。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一方面,立足于当前国内“双碳”战略目标构建背景之下,探究农业碳排放减量策略;另一方面,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客观事实出发,探究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农业规模经营的作用机理。

三、模型选取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1.中介效应模型。为了检验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农业碳排放为被解释变量,农村劳动力外流为核心解释变量,农业规模经营作为机制变量,共同构建本文的递归估计模型,具体如式(1)～(3)所示。

其中,carbon为农业碳排放;labor为农村劳动力外流;scale为农业规模经营;control为机械化水平、财政支农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复种指数等控制变量;i和t分别为年份和省份;ε为误差项。

2.门槛效应模型。为了分析农村劳动力外流动态变化条件下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影响的门槛特征,借鉴相关研究[14],以农村劳动力外流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如式(4)所示。

其中,labor是门槛变量;λ是估计门槛值;I(·)是示性函数,如果括号内为真,则I取1,否则取0。

(二)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碳排放(carbon)。参考李波等[15]的研究,农业碳排放主要来自相对狭义的种植业范畴内的农药、灌溉、农膜、化肥、柴油以及翻耕六个方面。其中,农药、化肥、柴油、农膜、翻耕以及灌溉的消耗碳排放系数分别是4.934 kg/kg、0.895 6 kg/kg、0.592 7 kg/kg、5.18 kg/kg、312.6 kg/km2与20.476 kg/hm2,碳排放总量由式(5)计算所得。

式(5)中,Ct表示各个省份单独年份的农业碳排放总量;k和t分别是碳排放的种类和年份;ckt表示各个碳排放种类的排放量;δk和ωk分别为各碳排放种类的排放系数与要素使用量。

2.解释变量。(1)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村劳动力外流(labor)。借鉴相关研究[16],采用乡村从业人员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的差值(万人)表征。乡村从业人员包括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两者的差值越大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越明显。(2)中介变量。中介变量为农业规模经营(scale)。使用各省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相应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公顷/人)的比值表征。(3)控制变量。影响农业碳排放的因素多,结合已有文献和实际情况,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农业机械化水平(machine),使用农业机械总动力(万千瓦)表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consume),采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衡量;财政支农水平(support),使用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值表征;复种指数(cropping),使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的比值表征。

3.数据说明。以1997—2019 年全国31 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关于数据来源方面,因变量农业碳排放计算涉及的化肥施用量等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自变量和机制变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规模经营所涉及的播种面积、乡村从业人员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据来自省级统计年鉴、《中国宏观统计数据库》;控制变量所涉及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农业统计年鉴》等。针对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和线性插补法补齐。另外,为克服模型中潜在的异方差问题,对相应实量指标取对数处理。表1 为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为了规避“伪回归”的现象,先采用LLC 检验方法对各个变量进行了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一阶差分后全部变量均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所有变量为平稳序列;再运用 Engle-Granger 两步法检验发现,各变量之间存在稳定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本文从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出发,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业碳排放在时序和空间层面存在较大差异,选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FE)对此进行估计。同时,出于对比分析和稳健性考虑,还选用了混合最小二乘模型(OLS) 和广义矩估计模型(GMM)进行回归。

由表2(4)列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可知,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业碳排放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估计系数为-0.625,这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有助于抑制农业碳排放。同时,(2)列的OLS 估计结果、(6)列的系统GMM 估计结果与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仅在影响强度层面存在微小差异,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估计系数分别为-0.569 和-0.655。并且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协变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的结论依旧成立。至此,假说1 得以验证。所以说,在农业“去内卷化”效应和要素再配置效应作用下,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整体表现为抑制作用。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在其他解释变量中,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以及复种指数上升,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增加翻耕面积、化肥等要素投入,从而助长农业碳排放;而财政支农水平提升有助于降低农业碳排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支出对农业生产施加的环境规制效应。另外,这些结论在三种估计方法下基本一致,说明基准结果可信。

(二)中介效应检验

该部分主要根据模型(1)～(3)检验农业规模经营是否在农村劳动力外流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发挥传导作用,以对假说2 进行检验。

由表3 可知,(1)列中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影响系数为-0.625,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2)列中估计结果说明农村劳动力外流对中介变量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系数为0.251,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这揭示了农村劳动力外流有利于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进程的客观事实;(3)列检验了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规模经营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内在关系。自变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和中介变量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812 和-0.742,而且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由此说明,农业规模经营在农村劳动力外流影响农业碳排放的过程中具有部分传导作用。同时,农业规模经营的中介作用份额为29.80%(0.251×0.742/0.625)。所以,假说2 得以验证。结合理论和现实可知,一方面,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持续外流,农地的转出和转入渠道更为顺畅,从而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另一方面,农业规模经营有助于实现化肥等要素的科学配比,从而削减了农业碳排放。

表3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三)门槛效应检验

考虑到不同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水平下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选用面板门槛模型对此进行检验。在门槛回归之前需要对门槛数量和门槛值进行事前检验。本文运用Bootstrap 重复自举抽样300 次的方法对农村劳动力外流作为门槛变量的情形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由结果可知,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对应的F统计量和P值均表明通过1%的临界值,而三重门槛结果不显著。这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驱动下,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同时检验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外流的两个门槛估计值分别为4.015 和4.970,对应的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 [3.971,4.079]和[4.908,4.977]。

表4 门槛效应检验

进一步地,基于全国1997—2019 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门槛回归分析,以对假说3 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 所示。从回归结果来看,农业规模经营作用于农业碳排放时存在较为显著的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门槛。而且在各个门槛区间,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两个区间影响系数显著为负,一个区间影响系数为正。具体而言,当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低于4.015 时,农业规模经营扩大对农业碳排放影响系数为-0.224,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这一区间范围内,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存在一定抑制效应。当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对数值高于4.015 且低于等于4.970 时,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系数为-1.595,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这个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区间内,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强化。而当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高于4.970 时,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值为0.277,即在这一区间值的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下,农业规模经营反而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农业碳排放。至此,假说3 得以验证。事实上,门槛效应存在的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城镇化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外流同时使得农业由“内卷化”不断走向“去内卷化”,农业劳动力规模有所优化,从而有利于抑制农业碳排放;另一方面,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农业规模经营水平虽然上升,但是为了维持固有产量甚至实现农业增产的目的,过量的化肥、农膜以及农机等投入形成了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反而助长了农业碳排放。所以,在农村劳动力外流驱动下,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影响效果表现为“U”型特征。

表5 门槛回归结果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以1997—2019 年全国31 个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旨在探究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第一,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第二,农村劳动力外流影响农业碳排放的传导机制在于,农村劳动力外流通过促进农业规模经营而间接对农业碳排放产生抑制作用,中介份额占比为29.80%。第三,农业规模经营作用于农业碳排放时存在较为显著的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门槛,当未跨越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第二道门槛值4.970 时,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表现为边际递增的负向作用,而当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超过第二道门槛时,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反而表现为一定的助长作用,即随着时间的演进,在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农业规模经营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表现为“U”型特征。

(二)政策建议

一方面,合理引导农村冗余劳动力非农转移,推动农业低碳化发展进程。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外流有助于抑制农业碳排放。因此,城镇就业保障部门及相关企业应该重视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城乡相关部门之间建立就业纽带,为农民工在城镇就业提供更有利条件,解决放弃务农工作农户群体的后顾之忧;鼓励留守老人、妇女等弱势农业生产主体“洗脚上田”,当地政府应加强对农村留守群体生活补贴,真正实现农业“去内卷化”。另外,为了避免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之后可能出现的以化肥等要素过量施用替代劳动力流失而助长农业碳排放增加的现象,还应合理地引导农村劳动力外流,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发展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为主导的绿色农业生产模式,既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耗费,同时有助于抑制农业碳排放。

另一方面,强化农业碳排放减量路径依赖,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实现农业投入科学配比。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外流可以通过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而进一步削减农业碳排放。所以,应完善土地流转管理制度,适度增加农地流转补贴。完善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以及标准化管理模式。强调要素投入的科学配比,突出农业生产的安全、优质和绿色导向。强调土壤改良投入合理化,逐渐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科学化和生产投入的绿色化。培育新型农业生产主体,形成一批拥有丰富农业生产知识、掌握先进农业绿色管理方法的中坚农民、职业农户。激发农业技术创新,通过实现种质创新、方法创新和产品创新等途径提高农业环境效率,助力“双碳”目标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