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创新要拓展互联网思维，警惕互联网行为

魏忠

未来教育学者，博士，MBA、EMBA 导师，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庚商教育智能科技董事长，网名“学者、行者、旁观者”，在“大数据教育”“未来教育体验空间”“技术对教育的解放”等领域有深入研究和实践。出版《教育正悄悄发生一场革命》《教育正悄悄发生一场怎样的革命》等专著。

一

这几年，互联网引发的在线教育热潮如火如荼。在线教育作为重要的知识获取手段和学习手段，最开始有其合理性。然而，互联网思维一旦演变成互联网行为，我们就需要反思了。在线教育在美国兴起，对于少数天才学生和具有良好自律能力的学生是有效的，但对于普遍的教育环节来说，教师不可缺少、学校不可缺少、教育秩序不可缺少、教育的惩戒和强制不可缺少。因此，绝大多数在线教育网站很快就失败了。

云和互联网思维讲究的是参与、兜售、体验、简单、专注、清爽、速度、服务、尖叫、微、快、精、变，对于潜层次的思维变革并一下子得到回报的事情，我们既要考虑其必然性，更要考虑其适用性。对于互联网思维，我们可以想一想，局部试一试也是没有问题，但是要到互联网行为，还有很远路程，重要的是四个字：前提条件。这些年我特别警惕那些让人激动的群体活动，例如几百人上千人的大会和教师培训，群体人在一起，一块做一个动作往往让人忘乎所以。激动，是一个不可复制、不可重复和推广的事情。

前提条件，是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分。

二

1958年，我妈妈所在的湖南村里“大炼钢铁”失败，没有了生产工具和吃饭的家伙，很多有本事的人离开家乡另谋生路。那一年我爸爸从太原工学院冶金建筑专业毕业，于是父母来到河南安阳，建设一座新的钢厂。到2016年，这个全国第20位的钢厂全年钢产量1000万吨，几乎与1958年提出的赶英超美的全国目标一致。

互联网思维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草根、跨界重构、分享、扁平，我称这为物联网和跨界思维。跨界的实质是换一个维度去想问题。然而，跨界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出界。

那么，跨界和出界有什么区别呢？从“大炼钢铁”现象我们可以稍作总结。炼钢是用群众运动来解决经济建设问题。发挥群众积极性没有问题，当时的条件下进度加快也没有问题，但是跨界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钢不能变成钢渣、工业化炼钢不能回归土法炼钢。跨界的成功往往是建立在真实信息基础上的跨界实践、建立在先进而不是回归落后基础上的跨界和增长；跨界人往往需要具有比内行人更加丰富和深刻的界内专业思维。而如果界外之人还没有对界内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深刻了解，那么跨界就会成为一场笑话。本来用50年来完成的事，用5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去完成，本身就是不符合专业规律，是草率的互联网行为。互联网行为成功的关键在于积累要足够，就像马云要在网上做生意，至少要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有很多过剩的产品，二是要有很多过剩的人，三是原本的商业中有很多多余的成本。

在教育行业，跨界是非常常见的现象：著名的教育家往往都不是教育界或者教育专业的，这是由于教育是一个转化学科，其思想、内容和方法往往来自外界核心技术和哲学的发展。但是，即便如此，如果搞教育的人没有其他行业的专业性积累，毕业没多久就奢谈教育，老师没当几年甚至没当过老师就想颠覆和重构教育，自己的教育很失败却想改变别人甚至孩子的教育，出于逆反心理不让孩子接受正规的教育而想投机取巧试图弯道超车，以上现象却成了常态，那么这个界不如不跨。

跨界，要更加专业、更加深刻，这是跨界的互联网行为成立的前提条件。

三

用户思维，是互联网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教育的用户思维即从学生的现实需要出发来看问题。在电影《决裂》中，教授孙子清讲脱离实际的马尾巴的功能，而张铁生的原型却强调实用性。抛去政治因素，这两个观点都没有什么不对，这些年国际教育争论的主流也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是这两者的不断矛盾，推动了教育的向前发展。

1999年，我在复旦大学读MBA，当时教我们运筹学的是朱道立教授，是一位非常具有实战经验的企业老总，但学生们对朱教授的课程非常讨厌，认为和实际毫无关系。但20年过去后，大家聚在一起，将朱教授的这门课评为最有价值的一门课。

教育是百年大计，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人再树人，到第三代才可能成才。那么，教育的专业性恰恰在于，教育除了有实践性，还有理论性，在变化的实践中如何掌握和抽象10年不变的知识，20年留存的技能，30年不能忘怀的体验，这些往往是当学生（用户）的不能理解的非现时的回报。网上既流传有耶鲁大学校长鼓吹的“教育就是无用之学”，还有杜威學派坚守的“实用主义教育”，更有托夫勒强调面向未来的教育。

容易标签化的我们，总是不能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当年马尾巴的功能和白卷英雄背后，是理论和实践在教育中的配比问题，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非常专业的教育学问题并且没有一定的答案。那么，把教育学者都没有给出固定答案的东西，贸然交给用户思维去左右，是要出大问题的。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理论和实践，用户和教师，谁说了算，还是要看教育行为的前提条件。

四

著名的力学专家钱伟长是钱穆的侄子，一家国学大师，钱伟长一开始考上清华也读的是中文。考大学有5门课，钱伟长两门文科历史和中文满分，三门数理化加起来25分。感伤于中国科技的落后，钱伟长跑到吴有训教授跟前要学物理造枪造炮。吴有训给钱伟长两个要求，一是一学期后理科成绩必须70分以上，二是理科要求高、学习苦，希望他用体育来证明自己能行。1937年，钱伟长不仅成了物理佼佼者，还成了中国国家足球队的队员，参加远东运动会。

后来广被流传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恰恰和钱伟长原先的本意相反。1958年，当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认为，将学科分得特别细，并不利于学生成长。他认为，“学习要学习关键的东西，数理化这三门课学得透彻了，就可以获得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钱伟长特别重视综合素质的教育，后来他“投笔从戎”转为理科，强调数理化学习被人记住，反而演变成“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与钱伟长的原义完全相反了。

多少年后，我们都忘记了，钱伟长所说的关键的东西，是相对于专业分得过细，几十门几百门课程的前提而言，他的原话是“数理化学得透彻了”，根本不是指考试，也不是指只有这三门课，而是强调触类旁通。

其实，数理化学习受到重视，并不是起源于钱伟长，而是蔡元培。1928年，蔡元培任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校长，力排众议，将交大一直以来沿袭的“科门”学科建制，改为现代大学制度中较为提倡的“学系”建制，成立数学、物理、化学三系，整合国文、外文教学资源扩建为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在蔡元培之前，以专业分类的横向式教学建制，利于该专业教学与管理，却造成一校内其他教学资源分割，各自为政，且不利于公共基础课的管理。

今天我们所谈的STEM教育，既有钱伟长所说的关键的东西，更有融合和素质教育的含义，而不仅仅是“科学、技术、艺术、工程”几个重要的东西。然而，今天的STEM教育，恰恰又重新回到学好数理化的口号时代，学生们玩毫无深度思考和学科融合的机器人游戏成为常态，并且是千篇一律。

将千篇一律和展示性的科技活动等同于STEM教育，是不折不扣的从众的互联网行为。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原先以实战和动手能力著称，在军工研究所中普遍存在一个现象，总工程师大多是西北工业大学的校友，而清华大学的校友大多当所长。西北工业大学曾经认为，学生学习的知识太少，应该加大知识学习强度。本科生的学分从110学分增长到240学分。有校友回顾，这些年，西北工大的校友发现不仅自己的学生没当上所长，连总工程师的比例也大幅减少。痛定思痛的西北工业大学最近又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大幅度减少理论课程，增加实验环节，做西北工业大学自己擅长的事情，将理论课的学分又减少到150分上下。

生命信息和生态思维，是互联网思维的更高级层次。量子态、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情感计算、生命信息、脑科学、神经科学、生态学，多个学科的最新成果对教育有很大的启示，但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因此教育要依据每个人的层次和特点来进行。在专业和通识教育的矛盾中，永远没有一个答案。

没有答案的事情就没有规律吗？当然不是。我们一方面要接受技术带来的新观念的冲击去调整，另外一方面，上天又给了人类一个天生的护卫：保守的力量。只要有保守的力量，就不至于让我们燃烧得过快，而让我们不断反思另外的变量和关切，将行动拉得稍微慢一点，等待灵魂的步伐。

重要的事情说第四遍：生命信息也好，生态也好，互联网行为有个前提条件，即保守的力量与创新的力量双轮驱动。快乐教育也好，艰苦教育也好；实用主义也好，通识教育也好，生态意味着因个体的个性不同，教育也将不同。教育因为不同而美丽，而无论如何美丽，教育毕竟需要的是教育行为，而不能是互联网行为。

文章的最后，让我们回到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叫瑞云峰，是宋朝著名的四块石头，也是《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中所说的著名的太湖石。宋朝之所以让人怀念，是因为其审美能够穿越古今，成为我们一种判断事物的哲学。太湖石讲究廋、透、漏、皱，恰恰是一种美学鼓励和牵制创新的沉静的力量。所用不所有，“瘦”是互联网思维；穿越却留痕，“漏”是跨界物联思维；通过现象看本质，“透”为大数据思维；移步换景，“皱”为生命信息与生態思维。我们可能对未来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可以坚守美的哲学，拓展未来的画境。只要教师群体保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知识分子精神；独立思考、不盲从的学者精神；多角度看事情的涵养和境界，就像这块石头，时事变迁，它一直具备悠久的审美，具有永恒的价值，这就是教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