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中信息共享水平的调节效应研究

焦伟伟，邱国栋，庞明川，张 翀

(1.东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2.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025；3.东北财经大学 投资工程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一、引言

随着国内风险投资的迅猛发展，风险企业在促进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等方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无法取代。高风险性企业大多选择引入风险资本的方式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家(Venture Capitalist，简称VC)和风险企业家(Entrepreneur，简称E)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比如以双方持有股权或者债权等契约合作形式，以期能够共同推进技术研发和企业高质量发展，双方的共同努力决定着技术研发、企业经营的成功与否。所以，从本质上来讲，VC-E 两者间的关系处于一种相互协作、收益分享、风险联动的状态，风险投资家VC 提供资金以及其他增值服务，风险企业家E 提供技术和人力资本，双方是以风险企业为纽带的命运共同体。

基于利益相关的前提，双方都应付出最大的努力去经营风险企业，但在现实交易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各方并不能总是尽最大努力来共同经营风险企业，推动风险企业快速发展呢? 有学者基于公平理论对合作关系进行了分析，Kahneman et al.[1]指出公平是影响经济关系的基础元素，公平作为交易关系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够增强交易双方的合作意愿，进而促使交易双方产生合作行为，并且涉及利益越大，各方就越在意公平。可见，公平在VC-E 的双边合作关系中也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能够发挥重要的激励作用。同时，也有学者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探究此问题，并认为风险企业中信息结构的不对称和不确定性使得合作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处于不对等的状态，最终导致双方在理性抉择下实施保障个人收益而损害对方权益的行为，而这就是具有一定特殊性的VC-E 双重委托代理关系。由此可见，如何才能实现VC-E 合作关系的良好发展、鼓励VCE 双方更好地为风险企业发展投入、促使VC-E 达到合作双赢的问题，一直以来都为学者们所关注。

二、文献综述

VC-E 双方在合作中合伙投入风险企业发展所需的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共同致力于风险企业的发展。Aghion et al.[2]认为，在双方的合作关系当中，风险企业家E 既关注项目的货币收益，同时也在意非货币报酬，然而通常来说风险投资家VC 对货币收益的关心更多，故而从表面上看来，双方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冲突。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如果从整体以及系统的角度分析双方的目标，其目标的实现均依赖于风险企业的成功发展。邢亚丹等[3]认为，VC-E的共同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与前人的研究不谋而合，即VC-E 是相互依赖的个体，他们要为了本质上一致的利益目标一起努力，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与投资家的组合有时也可看作目标一致的合作团队。由此可见，VC-E 的双边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在研究中，不但要关注对风险企业家E 的激励，还要关注对于风险投资家VC 的激励，而这也正是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内容。

然而，关于VC-E 的激励问题，早期的研究者大多着眼于风险企业家的单边激励层面，而且主要从风险投资契约的视角切入进行相关的研究。Sahlman et al.[4-5]针对风险企业家E 的激励问题提出了分阶段投资风险项目、使用可转换优先股和可转换证券等方式，此举将有利于VC-E 双方利益趋于一致，减少VC-E 的利益冲突进而有利于激励风险企业家E，促使其积极工作、降低机会主义行为。而关于风险投资家的激励问题研究较少，但是风险投资家在双边合作关系中也会出现不合作行为，损害风险企业家的利益，影响风险企业的发展。故而，Cestone et al.[6]指出，风险企业家可以采取设计反竞争契约的做法来激励VC 为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付出更多努力。

可见，在VC-E 合作中，为了更好地对彼此实施激励约束，双方会通过设计合理的契约安排，使双方的行动选择与利益尽量趋于一致。但是，Grossman et al.[7]研究发现，双方的合约由于风险企业高度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的特征而存在着不完备性；有学者认为这种契约的不完备性为双边道德风险的发生提供了机会，不利于契约中的激励约束条款发挥相应的作用，基于此提出了相机控制的观点来对双方进行激励约束[8]。

VC-E 公平感知程度对于双边激励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其公平感知受到利益分配、双方合作过程中的程序规范和互动行为的影响。在已有研究中，公平能够在合作中提升双方的信任程度，有利于双方良好合作关系的构建，并激励合作双方加倍付出努力的假设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论证。陈闯等[9]研究发现，过程公平在VC-E 信任关系构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廖飞等[10]研究表明，公平感知对于VC-E 的合作关系质量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然而，结合公平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我们发现已有的研究还有以下几点不足之处:首先，结合目前关于探讨VC-E 激励机制的文献看，学者们多是从单一理论视角切入的，忽视了风险投资过程中合作关系的独特性，VC-E 双边的合作关系既不同于传统的单边委托代理关系也有异于普通的合作关系，VC-E 的合作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也提示我们将两种理论视角综合起来进行研究才是更好的研究方式。其次，在相关情境因素方面，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外部情境因素(如环境不确定性等)，以及正式及非正式制度情境因素(如契约执行、共享愿景等)，而对于中国情境下的风险投资双方来说，由于相关信息披露制度不太完善，所以研究个人层面相关因素的调节作用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而，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在中国情境下，通过整合公平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研究风险投资中不同的信息共享水平将如何影响两种公平感知对双边激励的作用。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公平是激励过程中重要的激励要素，个人基于比较的视角，对公平进行的判断、对比、知觉和感受就是我们通常指代的公平，这也是本研究中强调的公平感知。公平理论认为，公平感知是一种动机基础，它直接与工作相关，并且能够影响情感反应和个人行为甚至工作中的决策。公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包括:人们通常会采用对比的方式来判断内心感受到的公平程度，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选择。有研究发现，当个人感觉受到公平对待的时候，会展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从而激发更多积极的工作相关行为。同样，公平感知在创投双边关系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家的公平感知对其投资后的管理行为有着积极的作用，使得其愿意与企业家合作，共同推动该企业成长。

(一)分配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

分配公平感知主要指的是一种主观感受，这种感受与个体对于货币或者权力等各方面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配置结果公平与否密切相关。在VC-E 的合作关系中，获取经济上的收益与管理上的权力是VCE 利益配置的关键手段，公平的收益与对等的权力是双边合作的润滑剂和助推器。就VC-E 的合作关系来说，分配公平感知对于双边激励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解释。一方面，公平理论强调的是货币收益与管理权公平分配的重要性，并且强调资源结果分配与各方实际贡献与责任之间的相互匹配。故而公平是分配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而重要的准则。当个人或者交易伙伴感知到在合作关系中的投入可以获得相匹配的报酬时，其在当前合作关系中的满意程度就会增加，同时合作伙伴的信任增加，从而产生良好的激励效应。已有的研究表明，分配公平可以在推动双方构建优良合作基础的同时，鼓励彼此为了企业发展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对投资方与企业方的合作起到正向影响。另一方面，当个人或者合作成员认为其在利益或权利分配方面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时，其在合作关系中的满意度就会下降，甚至产生不满情绪，进而带来其他不利的结果，如合作关系的不稳定甚至破裂、冲突的产生等。可见，分配的合理与公平对于投资方和企业方的激励效果均作用明显。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VC-E 分配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呈正相关。

(二)程序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

程序公平感知指的是个人对于合作过程中的决策制定以及互动过程公平与否的一种主观感受。在风险投资VC-E 合作中主要表现为VC-E 筹备董事会时遵循的过程是公平的，公司重大决策的制定过程是公平的，重点是在商业模式的选择与调整以及关键岗位的人事调动与任免等相关重要决策中，不可以只照顾其中一方的利益，更不可以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使其中一方获利。站在过程公平理论的视角来观察，若在其中一方不可以单独作决策的情形之中，其合作方所展示的过程公平决策流程会让他们感受到个人的经济收益与权力将能够得到保障，若非如此双方均会怀疑对方将来决策选择的可推测性，担忧个人经济报酬或权力受损的情况出现，造成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以及合作信心下降，进而使得双方的积极性和努力程度降低。此外，双方均认为决策过程公平时，就会相信对方不会将自己置于不利的位置，双方合作的热情就会更高，这样一来可以有效地提升激励水平。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VC-E 程序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呈正相关。

(三)信息共享水平的调节作用

在委托-代理理论的观点中，将VC-E 激励不足问题的根源追溯至风险企业的信息结构层面。风险企业的信息结构特征意味着VC-E 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处于不对等的状态，考虑到双方信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此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的信息更容易导致交易双方道德风险的产生，使得彼此的理性抉择是为了个人收益的增加而采取可能损害对方利益的投机行为，从而产生交易双方各自的道德风险，进而影响到各自对于企业经营的投入水平。VC-E 双方的信息共享水平毫无疑问会影响VC-E 双方各自所感知到的来自内外部的不确定性，从而对分配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的关系、程序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的关系均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引入信息共享水平这一变量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必要性。

对于VC-E 之间的合作而言，加强信息共享能够降低VC-E 工作时的不确定性及信息不对称性，同时通过这种方式还影响着分配公平感知和程序公平感知对于双边激励的效果和作用。一方面，信息共享的一种形式表现为信息沟通，而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可以降低合作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在合作关系中产生争执的可能性[11]。双方冲突的减少使得个体工作时能够更好地投入努力，因为个体工作时被卷入冲突会耗费资源，从而降低投入工作的努力程度。另一方面，信息共享水平与合作双方的信任程度密切相关，高水平的信息共享会巩固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强化双方长期的合作意愿。因此，VC-E 双方有效的信息共享使得风险投资家VC 能够及时了解企业的内部情况，便于其采取有效的管理对策辅助企业经营，也能够使得风险企业家了解到风险投资家的下一步意图，以便更好地配合其工作，从而努力经营企业，这样可以较好地规避双边道德风险，有效激发双方的积极性，实现双边激励。

如前所述，具体的情境会调节分配公平感知、程序公平感知对双边激励产生的影响效果，在风险投资领域中，对于VC-E 来讲较为良好的信息共享环境的协同配合能够对双边激励产生更好的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信息共享水平会强化分配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的正向关系。

H3b:信息共享水平会强化程序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的正向关系。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得到的分配公平感知、程序公平感知、信息共享水平与双边激励的理论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理论框架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工作主要采取调查问卷的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针对风险企业VC-E 的双边激励进行研究，受限于研究者自身能力水平，问卷发放过程中，虽然难以实现VC-E 一对一配对数据收集，但是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反映风险投资领域VC-E 的双边激励情况，力图实现样本的多样化，问卷发放对象既包含风险企业家也包含风险投资家。问卷收集通过实地调研和电子问卷同步进行的方法开展。在大连区域内，主要采取实地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在征询企业家或投资家同意后请其参与问卷调研工作，该过程总共收集问卷80 份。本研究的其余调研工作均采用发放电子问卷的形式，电子问卷有利于问卷送达与数据采集。上述工作进行的时间为2019 年4 月—8 月，总共收集到问卷289 份，在全部收集到的问卷之中，删去选择性答题、答案重复或互相冲突的问卷，最后选取有效问卷260 份，VC-E 的样本比为1 ∶2 左右(81 ∶179)。

(二)研究变量及其测量

1.分配公平感知。本文对于VC-E 分配公平感知的度量主要结合研究对象的特点进行。VC-E对于分配公平的感知可以通过比较双方的投入-产出以及由此带来的满足感进行测度，主要包含契约规定的利益分配和控制权分配两个方面的影响，同时，考虑到VC-E 双方本质上目标和激励要素具有一致性，因此在研究中将双方的分配公平感知认定为具有一致性。鉴于此，本研究借鉴已有的量表[12]，并具体设计了如下题项进行测量:现金流与自身的努力和投入相比是公平的、现金流与自身承担的角色和责任相比是公平的、现金流与行业内同类型企业相比是公平的、现金流与自身的贡献相比是公平的、控制权与自身的努力和投入相比是公平的、控制权与自身承担的角色和责任相比是公平的、控制权与行业内同类型企业相比是公平的、控制权与自身的贡献相比是公平的。

2.程序公平感知。对于程序公平感知的测量，本研究借鉴已有的成熟量表[13-14]，具体设计了以下6 个题项进行测量:双方谈判和签订契约时所采用的程序是公平的、双方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所采用的程序是公平的、双方在治理和管理风险企业活动时所采用的程序是公平的、双方对待彼此是客气有礼貌的、双方是尊重彼此的、双方会顾虑彼此的感受。

3.双边激励。双边激励的内涵是VC-E 双方愿意为了共同利益及各自利益的实现，采取互助互勉的行为，并共同努力推动风险企业的成长。如果VC-E 合作创新意愿较高，愿意一起为企业付出努力，推动企业的成长，那么我们就认为实现了双边激励。对于双边激励的测量，我们结合双边激励这一变量的特征对已有量表进行了一定的改进[15]，用6个题项测量双边激励:双方积极付出努力以获得企业成长所需资源、双方积极付出努力以提高企业创新成功率、双方积极付出努力以提高企业成长速度、双方积极付出努力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双方积极付出努力以取得企业经营成功、双方积极付出努力以提高企业技术水平。

4.信息共享水平。对于信息共享水平的测量，本研究结合VC-E 合作的特征并参照以往文献关于信息共享的量表[16-17]，将信息共享的表述语句进行了适当的调整。针对VC-E 信息共享水平的测量设计了如下条目:彼此进行较为频繁的信息互通而非只囿于已有的契约条款、彼此相互告知对方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发生的变化、尽可能地相互提供对方所需的信息、彼此相互分享未来的发展计划。

本文对VC-E 分配公平感知、程序公平感知、双边激励和信息共享水平这四个主要变量的度量运用的是5 级LIKERT 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除此之外选择VC-E 合作时间、风险企业发展阶段以及风险企业规模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借此控制它们对于双边激励的影响。VC-E 合作时间是影响双边激励的重要因素，考虑到合作时间是反映合作信任程度的重要指标，投资方和企业方合作时间越长彼此对于合作前景抱有的信心越大，从而更愿意为风险企业积极付出。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当企业处于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其面对的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一般来说会有所不同，进而所要承担的管理风险和投资风险亦会有所不同。如果在合作过程中面临的风险过高，必然会对双边激励产生影响。相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大型企业声誉较高且占据更多的资源，可以运用到技术开发、企业经营中的资本更充裕，所以风险投资家在选择注资企业时出于对方声誉与自身回报的考虑会更倾向大型企业，更愿意为其投入资金，也更有动力为企业的经营付出更多的努力，从而更容易实现双赢结局。

(三)变量的信度和效度

通过Cronbach’s α 检视自变量分配公平感知、程序公平感知、因变量双边激励以及调节变量信息共享水平这四个主要变量的可靠性系数，得出Cronbach’s α 值分别为0.896、0.877、0.885、0.737，各信度系数值都比相关文献所提供的边界值0.7 要大，说明各主要变量的信度较高。出于保障研究过程有效性的考虑，研究选择的量表全部是该领域普遍使用且相对成熟的量表，与此同时还在确定调研问卷之前，请教相关领域的学者，听取其建议对调研题项进行改进。本文中各个主要变量的构建效度通过因子载荷以及能解释的方差百分比来进行检验，检验的结果见表1。我们从表1 中发现，各个度量条目的因子载荷、各个变量的能解释方差的百分比以及各变量的AVE 值，均超过研究中给定的参考值(分别为0.70、0.50 和0.50)，故而收敛效度很好。

表1 变量的度量、信度和收敛效度分析

Fornell et al.[18]指出，研究中可采用将某变量能解释方差百分比的二次方根与此变量和其他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的值进行对比的方法，以此来检视变量的区分有效程度是不是符合研究要求的标准，变量间达到符合要求的区别效度的标准就是前者的取值均超过后者的关系系数的取值。由表2 的检视分析可知文中各个主要变量的区分效度符合要求的标准，各主要变量能解释方差百分比的二次方根全部超过其自身与其他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的值。

表2 均值、标准差、Pearson 相关系数和潜变量区别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数据共同方法变异的问题，本研究借鉴熊红星等[19]建议的方法，把各度量条目一起放入SPSS 23.0 查看因子分析结果。本文把各度量条目一起放入SPSS 分析后发现，全部度量条目的变异不可以由某单一因子来解释说明，所以文中数据共同方法变异的问题不足以对文章的研究结论造成实质性影响。

(四)回归分析

1.主效应分析。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来分析两个自变量(分配公平感知、程序公平感知)与因变量(双边激励)之间的关系，对H1、H2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在表3 中呈现。其中，Model1、Model2、Model3 是将双边激励作为因变量，而Model1 仅将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分析控制变量和双边激励的关系；而Model2 进一步把分配公平感知这一解释变量加入其中检验它与双边激励的关系；Model3 主要是通过在Model1 中进一步引入程序公平感知作为解释变量探究其与双边激励的关系；Model4 则同时把两个自变量引入，考察两个自变量对双边激励的影响程度。由表3 我们可以观察得出，VC-E 分配公平感知同双边激励之间的相关系数β=0.682，同时t值的显著性水平是0.000(p＜0.001)，说明VC-E 分配公平感知同双边激励的正向关系从统计学的视角上来看是显著的，从而统计检验结果支持H1。VCE 程序公平感知对因变量双边激励的回归系数β=0.827，同时我们看到t 值的显著性水平是0.000(p＜0.001)，说明程序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的正向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从而统计检验结果支持H2。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2.调节效应分析。关于信息共享水平对VC-E两种不同的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关系调节作用的分析:第一步，以双边激励为因变量，将对双边激励有影响的控制变量加入模型；第二步，将分配公平感知、程序公平感知和信息共享水平一同作为自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之中；第三步，将信息共享水平与分配公平感知的交互项、程序公平感知与信息共享水平的交互项放入回归模型。同时，我们对回归模型中的自变量分配公平感知和程序公平感知以及调节变量信息共享水平进行均值中心化处理。回归模型结果如表4 所示。从表4 所呈现的结果可知，通过对比Model5a 和Model5b 可以发现，Model5b 在增加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两者交互项(DJ×IS)的状态下，方差解释力R2从45.7%提升至46.6%，同时该交互项在自变量分配公平感知同双边激励正向关系中的正向调节效应在统计上显著(β=0.225，p＜0.05)，假设H3a得到验证。通过对比Model5c 和Model5d 可以发现，Model5d 在增加自变量与调节变量交互项(PJ×IS)的状态下，方差解释力R2从53.9%提升至54.8%，同时该交互项在自变量程序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的正向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β=0.225，p＜0.05)，假设H3b得到验证。

表4 回归分析结果(2)

为了进一步验证信息共享水平的确加强了VCE 两种不同的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之间的正向关系，本研究借鉴Aiken et al.的做法[20]，决定使用选点法再次检验信息共享水平的调节效应。不考虑控制变量，同时在高信息共享水平(High IS)和低信息共享水平(Low IS)的情况之下，作出VC-E 两种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关系的曲线图(图2、图3)。

图2 信息共享水平对分配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的调节作用

图3 信息共享水平对程序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的调节作用

在图2 中，通过将高信息共享水平情境中分配公平感知和双边激励这两个变量间的正向显著关系(b=0.795，p＜0.05)与低信息共享水平情境中两者的正向显著关系(b=0.542)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者的正向关系更强。同理，在图3 中，通过将高信息共享水平情境下程序公平感知和双边激励之间的正向显著关系(b=0.795，p＜0.05)同低信息共享水平情境下两变量之间的正向显著关系(b=0.542)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前者的正向关系也更强。以上检验表明信息共享水平确实能够对分配公平感知、程序公平感知和双边激励的正向关系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当处于高信息共享水平情境之时，两者之间的正向显著关系得到增强。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在公平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以引入风险投资的风险企业为样本，收集了260 份VC-E的数据，进而探讨VC-E 合作过程中的分配公平感知、程序公平感知、信息共享水平与双边激励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我们运用SPSS 23.0 将调研工作中得到的有效数据进行处理及回归检验，发现如下结果:

1.分配公平感知、程序公平感知均对双边激励产生正向影响。由此可见，分配公平感知和程序公平感知的确能激励VC-E 为风险企业的成功经营积极投入努力，在VC-E 工作进程中，帮助激励企业家为双方的合作投入更多的努力。对于VC-E 的合作来说，一方面要注重分配公平，只有尽量保证现金流和控制权的分配公平，才可以更好地激励风险投资家为该企业的成功经营付出更多的努力，否则会极大地影响VC 的努力程度；另一方面程序公平既体现在签订契约条款时，也更加体现在双方正式合作之后。

2.信息共享水平正向调节分配公平感知、程序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高信息共享水平下，分配公平感知、程序公平感知与双边激励的正相关关系会得到强化，VC-E 合作过程中要关注信息共享水平。以上结论为厘清双边激励问题提供了现实依据。一方面，公平的合作环境对于VC-E双方来说必不可少；另一方面，良好的信息共享环境为VC-E 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支持，同时双方进行良好的沟通有利于促进彼此专有知识的高效流动，还会增加彼此的信任，这为激励双方付出努力形成了稳定的环境。

(二)研究启示

本文为如何实现VC-E 双边激励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新的理论视角，通过融合公平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引入信息共享水平这一调节变量并构建理论模型，梳理了分配公平感知、程序公平感知、信息共享水平和双边激励之间的关系。此外，打破了以往对于双边激励的研究多遵循“经济人假设”的双边激励基本研究范式，基于公平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同时，本文对于如何鼓励VC-E 双方更好地为风险企业进行投入，构建双边激励机制，促使VC-E 达到合作双赢的局面提供了有益的研究启示。

第一，确保合作的公正与公平是构建双边激励机制的首要条件。对于提升风险企业双方的公平感知，一方面，应当完善VC-E 合作的相关政策和规定，为VC-E 合作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保证风险企业双方的合作建立在一套公平合理的规则以及程序之上。公平的合作环境在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投资活动中更能够激励风险企业双方付出努力，达到合作共赢。另一方面，VC-E 双方应签订公平的合作契约，签订的契约要体现双方的整体利益而非单方利益。在合作中VC-E 双方不应采取任何机会主义行为，而应坚持公平协作的立场进而为双方的共同利益提供保障。双方需要保证合作中现金流和控制权的公平合理分配，并且在制定决策时要考虑对方的不同意见，要尊重对方，顾及对方的感受，努力构建一种良好的合作信任关系，提高双方的长期合作意愿。

第二，双边激励机制构建过程中应注重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机制和良好的信息互动机制，从而使双方在不断的信息互动中，学习彼此的技术和经验并进一步增强彼此的依赖和凝聚力，促进彼此的了解以减轻信息不对称以及不确定性问题，从根本上互相激励，共同付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