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透明空间引资效应的市级检验

冯力沛

（西安财经大学 资源环境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100）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作为反映地区“开放”的代表性指标的外商投资也由此受到重视。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外商投资的引入不仅可以实现地区经济的飞速增长，还可以为投资地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及人员交流，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日臻进步［1］，所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吸引外商投资也就成为政府管理者的施政重点。但要在地区间的吸引外商投资竞争中占得先机，提升财政透明是关键。财政透明的作用在于，当腐败现象丛生的政府部门给外商投资企业增加额外负担时［2］，财政透明能够借助社会公众的监督，有效抑制腐败的滋生［3］。而这无疑有助于构建稳定有序的营商环境，吸引外商投资。2015年，我国实施了新修订的《预算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将财政信息公开进行了明确；十八大及三中全会又将实现“社会管理信息化”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作为未来政府工作的重点。这些都表示提升财政透明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对我国地方财政透明进行了衡量评估，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数据。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本文将探讨市级财政透明的引资效应及其溢出性，一方面能够了解市级财政透明的实施效应，为加快构建现代财政制度提供现实依据，另一方面也能为市级政府部门利用财政透明吸引外商投资提供可参考的内容。

一、文献综述

现实中，外商投资决策的达成并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综合考察的产物，所以现有文献分析影响外商投资的角度也是多方面的，这其中以金融、腐败、财政、经济以及居民收入等较为典型。首先，在论证金融对外商投资的影响上，Harford［4］的研究表明，资金流动性的强弱能够影响外商投资的多少。从理论上讲，资金流动性越高意味着投资地的融资成本越低，外商企业稳定财务运行的能力也越有保障，投资的意愿也会越强。与Harford［4］的研究视角略显不同，Zang et al.［5］从利率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在采用30 天银行承兑汇票利率作为影响因素分析澳大利亚的外商投资后，她们发现利率的增长非但没有抑制外商投资，反而推动了外商投资的增加。其次，针对腐败在外商投资中的作用。Kaufmann［6］的研究发现，投资地腐败的增加将导致外商企业投资成本激升20%。这表示地区政府要吸引外商投资，就必须采取措施抑制腐败的产生，这实质上就是要求政府部门加强财务管理，制定合意的财政政策。再次，在阐释财政政策对外商投资的影响时，Dornean et al.［7］以中东欧为例，他们分析发现财政收入对外商投资的影响效应并不是很显著，但财政支出对外商投资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他们的研究观点相近，Göndör et al.［8］也认为在影响外商投资的商业、政治因素中，税收减免是决定外商投资的充分条件。最后，与财政政策的作用类似，经济增长也是影响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从Mohamed et al.［9］的研究来看，经济增长会带动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是一个极为利好的投资机会，因为市场潜力被激发代表更多的消费需求会出现，外商企业的盈利空间也会增加。此外，居民收入作为影响消费需求的主导因素亦被进行了研究。Rivera et al.［10］指出外商投资其实并不会流向欠发达地区，即使这些地区具有丰富的劳动力且成本较为低廉，外商企业也会将资金投放到那些基础设施完善、平均工资较高的发达地区，因为这些发达地区具有的人口数量、教育水平及消费能力都有助于外商企业实现盈利，所以居民收入也是影响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显然，影响外商投资的因素不一而足，要构建合宜的外商投资模型，需尽可能多地纳入其他因素进行考察，财政透明便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以上文献的研究还表明除了腐败和经济增长对外商投资具有明确的正向影响外，金融、财政和居民收入等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可能并不单一。换言之，不同因素对外商投资的影响是复杂的，财政透明作为影响因素亦会如此，这需在本文中进行论证。

作为政府治理的一项内容，财政透明对外商投资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Drabek et al.［11］就指出财政透明在吸引外商投资中具有积极作用。当财政透明度较低时，社会不确定性会增加，外商投资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外商企业会倾向于选择那些财政透明、资金稳定的地区进行投资。Gelos et al.［12］也持相同观点，在对新兴市场的股票基金进行分析后，他们发现一国的财政透明度越高，国际投资者对该国股票基金的持有量会越多，股票市场上投资者的“羊群行为”也会越少。显然，这些学者的研究肯定了财政透明引资效应的直接性；除了产生直接影响外，财政透明对外商投资的影响还具有间接性。这种间接性体现在影响外商投资的社会经济指标亦会受到财政透明的影响。譬如上文述及的影响外商投资的金融［13］、腐败［3］、财政［14-15］、经济［16-17］和居民收入［18］等都会受制于财政透明的影响。无论是直接性，还是间接性，这些文献都表明财政透明的提升有助于外商投资的增加。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Heald［19］就认为财政透明的作用并非始终如一，当财政信息公开高过某个门槛值后，财政透明的提升将会对经济目标产生抑制作用。由此，财政透明对外商投资是否存在激励效应还需结合实际进行具体分析。

至于财政透明影响外商投资的溢出性研究，目前虽无相似文献可考，但由于财政透明属于制度构建的范畴，所以可从制度影响外商投资的溢出分析中窥知一二。张相文等［20］就通过研究发现，制度的改进有助于提升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和本国企业的吸收能力；朱福林［21］在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比后指出，制度是决定这两类国家在获取国际研发投入溢出上出现差异的关键。

综合而言，现有文献并没有直接分析财政透明引资效应的溢出性，但已阐明的影响外商投资因素多样化和财政透明在吸引外商投资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结论，以及在以公开透明为特征的现代财政制度构建的背景下，针对制度改进影响外商投资溢出的研究都对本文的分析具有参考价值。由此，本文将分析我国城市财政透明的引资效应及其溢出性。

二、数据分析

截至2018 年，我国共有294 个地级市，但基于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本文只选取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等直辖市在内的168 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在这168 个城市中，共有99 个东部城市和69 个中部城市，涉及到的省份包括京、津、冀、辽、徽等15 个省份。之所以选择这些城市，一方面是由于这168 个城市的外商投资总额占全国外商投资总额的比重较高，具有显著的代表性。数据显示，这168个城市2013 年到2018 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所有城市外商投资总额的比重基本处于80%以上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较之于西部城市，这些城市的市域面积相当，自然条件等也存在显著的相似性，所以在进行模型分析时可以规避这些因素对外商投资的影响，进而着重阐述财政透明的引资作用。

（一）市级财政透明度的现状分析

在城市财政透明的调查衡量上，清华大学进行了系统的工作。从2012 年开始，清华大学每年都会对我国城市财政透明状况进行调查评分，并由此形成了一组稳定的财政透明度数据，这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是考虑到2012 年设计的调查框架与其他年份的存在明显不同，所以本文只选用调查体系较为稳定的2013 年到2018 年的城市财政透明度数据，而城市外商投资亦取这一时间段的数据。根据城市财政透明度均值的四分位数分析结果可知，我国城市财政透明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财政透明整体水平偏低是被调查城市的突出特征。这可以从绝大多数城市的财政透明度均值都没有达到及格水平得到印证，即使是在最大的四分位区间内，市级财政透明度的均值下限也只有51.91，远低于报告设计的百分制总分。

第二，财政透明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反映到其均值的四分位值上表现为各数值间的差距显著。其中，上四分位数与中位数的差值虽然最小，但也有5.02 分；若结合财政透明度均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来看，则市际间差值将达到60 多分，这个差值足以达到一个城市的财政透明度分值。而从区域角度来看，这种市际间的差距会更为明显。从2013 年到2018 年，东、中部城市的财政透明度均值差异由0.88分扩大到15.77 分。

第三，区别于城市财政透明整体水平偏低和存在差异，均值四分位数统计对城市财政透明不稳定的呈现并不直观，但这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以淮南市为例，2013 年该市的财政透明度为32 分，2014 年到2016 年则处于50 分左右，到2017 年出现下降，分值仅为28.36 分，2018 年又小幅回升到33.17分，而这种不稳定的状况在其他城市的财政透明度中也不少见。

（二）市级外商投资总额的现状分析

与财政透明的特征相似，外商投资总额也存在显著的市际和区域间的差异。以区间内数值对比来看，各个四分位区间内的市级外商投资总额的均值都具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最低为1.04 亿美元，最高可达156.06 亿美元；而在各区间的对比上，这种差异更为明显，譬如最高四分位区间内的外商投资最大均值约为177.04 亿美元，最低四分位区间内的外商投资最小均值却仅为7.1 亿美元。从区域角度而言，东部城市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要明显高于中部城市。方差分析（ANOVA）中的Bartlett 检验显示，东、中部城市各年的外商投资额均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外商投资额的变动趋势上，虽然某些城市呈现出增长趋势，但还是存在一定数量的城市外商投资存在不稳定的状况。以辽阳市为例，2013 年该市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是5.2 亿美元；到2014 年增长到6 亿美元；从2015 年到2018 年，该市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基本呈现下降趋势，这四年的投资额分别是3.6 亿美元、8 390 万美元、3 494 万美元和5 460万美元。

总体而言，财政透明度和外商投资总额都具有显著的市际间差异和不稳定的趋势，这表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性，而这种联系性将为下文构建模型提供经验基础。与此同时，市级财政透明度与外商投资额的均值还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和集聚特征。具有代表性的是长三角城市群，其财政透明度均值较高，实际利用外商投资也颇有建树，城市外商投资额的均值较之于其他地区城市的均值要明显高出许多。为了验证城市外商投资和财政透明是否存在显著的集聚特征，表1 给出的是采用莫兰指数（Moran′s I）③进行检验的结果。

表1 2013—2018 年城市外商投资和财政透明度的空间全局自相关检验情况

由表1 可知，全国层面的城市财政透明和外商投资都通过了空间全局自相关检验，且其莫兰指数都为正，这表示样本城市的财政透明和外商投资都存在空间集聚特征。同时，城市财政透明度的莫兰指数高于城市外商投资额，这显示城市财政透明的空间集聚特征要比城市外商投资的显著。既然两个变量的莫兰指数都维持了较大的稳定性，那么论证城市财政透明与外商投资的联系性就具备了一定的依据。

在区域层面上，2013 年到2018 年东部城市的外商投资和财政透明的莫兰指数整体上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中部城市的莫兰指数则以负数为主，这种结果一方面表示中部城市的外商投资和财政透明呈现高低相错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全国城市具有的空间集聚特征可能主要来自于东部城市。

三、实证分析

（一）空间矩阵构建

既然全国层级的城市财政透明度与外商投资都具有较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那么在阐述财政透明引资效应的溢出性时就可基于地理相邻的视角。同时，由于东、中部城市的财政透明和外商投资都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也可利用区域分析对全国层面的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基于地理位置相邻准则构建的空间矩阵如下：

（二）模型构建

如上所述，现有文献的研究表明：（1）影响外商投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2）财政透明在吸引外商投资中具有重要作用。由此，本文将空间计量模型的基础模型设定为：

其中，fdiit表示的是i市t年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ftit是i市t年的财政透明度；Xit则是影响城市实际使用外商投资总额的其他变量集；μi表示个体效应，νt是时间效应。该模型是不考虑空间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公式（2）的主要功能在于阐释财政透明是否存在引资效应。以公式（2）为基础，要探讨市级财政透明的引资效应及溢出性，需对其进行扩展。

公式（3）是以公式（2）为基础构建的空间杜宾模型，既可以探讨市级财政透明是否存在引资效应，还可以分析地理位置相邻城市的财政透明和外商投资能否对该市的外商投资产生影响。由于选取的样本城市地理分布广、时间跨度短，所以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更符合实际。同时，为了消除数据量纲的影响，可对各变量取对数，这样公式（3）的形式转换如下：

（三）回归结果

由回归结果可知，任何一个层面的市级财政透明都存在明显的引资效应，且东部城市的财政透明引资效应要明显强于中部城市和全国。结合市级外商投资具有的区域集聚特征，这明显表明外商投资越高的地区，财政透明的引资作用越明显。

在市级财政透明引资效应的溢出性上，只有全国和东部的回归结果显著，且其系数都为负，这表示一个城市的财政透明度提升越高，相邻城市的外商投资越低，市级财政透明存在明显的“引资竞争”效应。而中部城市具有的不显著的财政透明引资“竞争性”也间接地证明了在外商投资额较高的地区，市级财政透明的“引资竞争”作用更易发挥。

至于市级外商投资的溢出性，中部城市的表现有别于全国和东部城市。全国和东部城市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一个城市的外商投资增加将会带动邻近城市的外商投资上升；而中部城市的回归系数则“符号”不定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中部城市间在吸引外商投资上可能存在“复杂”的关系。

其他影响外商投资的因素也都以正系数为主。其中，城市财政自给率对吸引外商投资的影响最大，回归系数显著超过1，这表明城市外商投资对财政自给的弹性最为敏感；城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数对外商投资的影响虽然在中部城市的回归中不显著，但是基于全国和东部城市的结果可知，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为代表的技能人才培养在吸引外商投资中具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年末总人口对各个层面的市级外商投资都有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东、中部城市的对比中，人口规模较大的东部城市具有的引资效应要明显强于中部城市，这显示消费市场是吸引外商投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财政透明是影响城市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只是囿于城市财政透明度的整体水平较低且不稳定，财政透明在吸引外商投资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这一点可藉由东、中部城市的回归结果可知。财政透明度较高的东部城市要比财政透明度较低的中部城市更能吸引外商投资。人口亦是影响外商投资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受过技能教育的人口对吸引外商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实质上表示在“人口红利”不断锐减的背景下，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吸引外商投资，需在保证人口数量的同时，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与人口素质相似，财政自给对城市外商投资也具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吸引外商投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虽然外商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进行投资布局，但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外商企业会综合考虑投资地的教育、医疗、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因为这些公共服务可以帮助企业节约因招揽人才而支付额外的成本。基于这些结论，本文认为要吸引更多的城市外商投资，需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表2 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

第一，应不断提升市级财政透明度。目前的城市财政透明虽取得进展，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这其中以公开内容不足最为突出。在政府部门设置的“四本账”中，一般公共预算的信息公开较多，而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保基金等信息的公开则相对较少，这使得城市财政透明度的衡量并不能充分诠释政府财政管理行为，也就不能有效影响外商投资。鉴于此，要吸引外商投资，应不断深化财政信息公开内容。具体而言，在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保基金等“三本账”的信息公开上，凡是属于法律、法规要求公开的内容，只要不与政府保密相冲突，都应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同时，在实施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时，应侧重对“三本账”的信息公开考核，这样在加强政府部门财务管理的同时，有助于履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第二，应充分激发人口“第二次红利”。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即使人口规模增长出现下降，人口素质的提升也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动力。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也意识到这一点，不断增加社会公众接受技能教育的机会，以期能在人口规模下降的背景下，激发人口素质带来的“第二次红利”。然而，在技能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却存在着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相矛盾的状况。由于专业设置具有固定性，市场对人才需求又在不断变化，所以在对社会公众进行技能培养时，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强调“产学研”的结合。通过开展学校与企业的合作，一方面可以实现学生的高效就业和推动科学技术研究，使学校尽职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企业降低招工成本和转化科技成果。

第三，应逐步提高地方公共服务水平。虽然实证结果显示城市财政自给率越大，对吸引外商投资越显著，但这并不表示扩大财政自给率就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至少从财政绩效和可用财力的角度而言，低效的财政支出和有限的可用财力都会影响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进而对吸引外商投资产生消极影响。由此，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可在构建合理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和优化地方可用财力上着手。这样不仅有利于不同地区基于统一规范的标准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行评价、改进，还有助于政府部门打破利益藩篱，推动财政资金分配脱离路径依赖，甚至有助于盘活地方财政的存量资金和资产，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注释：

①本文在编辑校对过程中，作者对数据进行了更新，特此说明。

②数据来源：EPS 统计数据平台。

③根据K.Keisuke 提供的Stata 命令进行的检验ht⁃tps：／／ideas.repec.org／c／boc／bocode／s4581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