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差异研究

单 晨，陈艺丹

（1.天津社会科学院 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所，天津 300191；2.河北经贸大学 经济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61）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我国人民不仅满足于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对精神文化建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旅游业作为“五大幸福产业”之首，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过程中充当主力军的角色，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动力。随着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日益提升，旅游业与其他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京津冀区域是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三地地缘相接、文化一脉，旅游协同发展具有良好的自然和人文优势。2014 年，***总书记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京津冀三地旅游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战略，达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旅游先行”的共识，将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作为协同发展的先导，加强旅游试点示范区建设，不断完善三地旅游信息、交通等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积极打造旅游品牌，多措并举推进旅游协同发展，各项工作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生机勃勃。2018 年京津冀三地国内旅游人数12.17 亿人次，比2014 年增长69.4%，占全国国内旅游人次（55.39 亿人次）的22%；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6 977.09 亿元，比2014 年增长93.6%，占全国国内旅游收入（51 278 亿元）的33.1%；入境旅游人数774.51 万人次，占全国入境总人数的5.5%，入境旅游收入74.8亿元，占全国入境旅游收入的5.9%。特别是河北省国内旅游、入境旅游皆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2018 年河北省国内旅游人数达6.76 亿人次，比2014 年增长119.4%，国内旅游收入7 580.2 亿元，比2014 年增长199.8%，入境旅游人数（175.77 万人）比2014年（132.863 万人）增长32.32%，入境旅游收入（8.49亿美元）比2014 年（5.34 亿美元）增长59.1%。由旅游经济这些主要指标数据可见，五年来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在体量上增长显著，特别是河北省旅游发展呈现出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在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稳步推进的背景下，研究京津冀三地的旅游业协调发展对新常态下我国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于旅游业与经济、生态、创新等其他系统协同发展状态的研究由来已久，形成了丰富的成果。Seetanah[1]利用1990—2007 年19 个岛屿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建立索罗经济增长模型，探讨了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揭示出旅游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Su[2]指出旅游产业发展主要影响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四个方面，并以中国为例，分析了旅游发展对于经济、文化、社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Ozturk et al.[3]以1988—2008 年144 个国家的数据为样本，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评价分析了生态足迹与旅游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现在中上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更加显著。Mathur[4]阐述了旅游业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指出旅游产业发展在增强文化自信、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增强地区交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国内，赵传松等[5]基于耦合协调度等模型，研究了我国31 个省区市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耦合协调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发现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度呈不断上升态势，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呈现全局正自相关特征，影响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力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鲁延召等[6]以我国31 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发现旅游产业与社会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态势。针对特定区域或省市内部旅游业与其他系统的耦合协调的研究已经大量存在。向丽等[7]基于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11 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旅游产业与城市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发展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状况，并发现二者具有高度关联性。韦福巍等[8]构建了旅游产业、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广西不同县（市）的协调状态变化特征。王璐璐等[9]基于动力齿轮理论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2007—2015 年浙江省11 个地市的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提出了未来浙江省旅游业发展的优化措施。针对京津冀地区旅游业与其他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高杨等[10]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发现2004—2013 年京津冀地区旅游业、城市化、生态环境三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逐步演化为协调，三地耦合发展类型基本以城市化超前发展型为主，少有旅游超前发展型出现。纵观国内外现有研究，大部分针对特定区域开展，旅游与经济的耦合协调已经得到广泛重视并开展大量研究，学者们基本支持旅游与经济发展存在正向耦合协调关系；对于旅游与其他系统（环境系统、创新系统）的研究也不少见，且多在两系统间展开探讨，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针对旅游与社会事业耦合协调的研究相对较少，也鲜见关于旅游、经济与社会事业三个系统的实证研究。

大量事实表明，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事业进步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协同发展效应显著。一方面，旅游业是涉及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文娱等多个环节的综合性产业，其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旅游目的地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还可以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居民收入[11]，因此，旅游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因素。另一方面，旅游目的地经济增长、社会事业进步也会不断推动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设施的完善及旅游服务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增强旅游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故经济增长、社会事业进步是旅游业稳健运行的重要保障。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游客旅游观念逐渐改变，传统观光为主的旅游方式已不能满足游客的精神需求，享受型、休闲型、体验型旅游需求正不断增长，旅游决策的制定不再仅限于自然风光、生态环境，地区经济、社会事业、文化等综合发展水平均影响着旅游者的决策[12]。因此，区域旅游、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旅游业已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途径、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深入探究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同发展规律，对构建“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京津冀区域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同发展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水平，分析三地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变化特征，并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对影响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因素进行探究，以期发现区域旅游协调发展的规律性结论，为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协同发展、促进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提供可行依据。

二、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构建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依据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耦合协调系统的特征，遵循全面性、科学性、系统性等原则，在对国内外旅游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理论分析和频度统计基础上，构建反映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详细见表1。本文指标的样本数据为京津冀三地旅游业、经济与社会事业2004—2017 年的年度统计数据，具体来源于2004—2018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北京市统计年鉴》《天津市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以及各地区旅游统计公报等。

表1 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旅游发展子系统包含3 个一级指标，分别为产业基础、产业效应、产业潜力，是对旅游经济发展状况较为全面的描述。其中，产业基础包含旅游业从业人数、星级饭店营业收入、旅行社营业收入3 个二级指标。这是因为旅游业的正常运转与持续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的投入，而星级饭店、旅行社等旅游企业的营业收入代表了旅游企业为游客提供服务的能力，比旅游企业数量更能反映旅游业发展潜力和活力。旅游总人次与总收入、入境旅游人数与收入一直被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绩效水平的衡量指标[1，10]。旅游发展潜力包含旅游总收入占GDP 比重、旅游总收入增长率、旅游总人数增长率3 个二级指标。其中，旅游总收入占GDP 的比重反映了旅游产业发展地位，旅游总收入增长率和旅游总人数增长率是从旅游产业扩张的角度衡量该产业的发展潜力，表明产业规模增长水平对产业发展后劲的影响，增长率越高，说明该产业在一定时期规模扩张的速度越快。

经济发展子系统指标层面中，包含2 个一级指标和6 个二级指标，综合反映经济发展的数量和结构变化。参考王璐璐等[9]的研究，经济总量指标选定4 个二级指标（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生产、消费、对外依存度等角度反映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表征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与特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后劲[13]，本文选取第一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可有效评价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

相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应从人民生活环境改善的角度来衡量[8]。积极发展社会事业具有维系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切身利益，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科教文卫、社会保障支出是衡量社会事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因此，选取科教文卫、社会保障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来反映社会事业的发展情况。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着居民生活质量。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影响着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基础条件的改善，间接反映居民生活环境的变化。因此，社会事业发展子系统指标层面中，选取了科教文卫支出占比等8 个二级指标，综合反映社会事业以及民生改善情况。

（二）数据标准化及指标权重确定

初始数据在数量级及量纲上存在较大差异，为了使得数列具有可比性，计算结果更加准确，需要对初始数据作无量纲化处理，提高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无量纲化处理有初值化、均值化、区间值化等方式，一般根据研究需要进行选择。本文为消除旅游、经济、社会事业子系统评价指标的量级和量纲差异，采用极大极小值法对各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由公式（1）计算得到。

其中，aijt表示归一化后的指标，xijt表示t 时期子系统i 的第j 个指标。

采用熵权法分别确定京津冀三地旅游、经济、社会事业子系统二级指标的权重。熵权法的计算方法如式（2）。

首先，基于标准化后的数据，计算第j 项指标第i 年份的比重fij。其中，n 表示考察期时间长度。其次，根据信息论中信息熵的定义，由公式（3）、（4）可以得到子系统内各指标权重。

其中，ωj即为指标j 的权重，m 表示指标个数；k=1/lnn；当fij=0 时，ftjlnftj=0；0＜ωj＜1，且。最后，由表示归一化后的指标值aijt及指标j 的权重ωj，可以得到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计算方法如式（5）。

其中，Uit表示第i 个子系统第t 年的综合发展得分值。

（三）耦合度模型

耦合理论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系统协调状态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姜磊等[13]讨论并修正了耦合度公式出现的错误，将之推广到n 个系统，本文借鉴其研究结论，对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实证研究。n 个系统的耦合度模型[13]由公式（6）表示。

由于耦合度只能显示各系统之间作用的强弱，不能显示协调发展水平的阶段性特征[13]，因此，需要利用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将耦合度模型转变为协调度模型。n 个系统的综合评价得分由公式（7）计算得到。

其中，T 表示综合评价得分，βi是各个子系统的权重。本文在考察旅游、经济、社会事业三个系统两两之间的协调度时，令βi=0.5，i=1，2。考察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三个系统的协调度时，令βi=1/3，i=1，2，3。

协调度模型由公式（8）表示：

其中，D 表示系统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1］，D值越大，协调度越高。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京津冀三地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本文借鉴王莎等[14]的研究，将耦合水平从低到高划分为4 个等级：低度、中度、高度、极度协调阶段。对应的判别标准分别为：当D∈［0，0.3）时，属于低度协调阶段；当D∈［0.3，0.5）时，属于中度协调阶段；当D∈［0.5，0.8）时，属于高度协调阶段；当D∈［0.8，1］时，属于极度协调阶段。

（四）灰色关联分析模型

灰色关联分析是灰色系统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系统变量时间序列数据的曲线变化趋势的近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的紧密程度，变化趋势的相似度越高说明关联度越高，反之就越低。因此，该方法可以用来衡量各因素对于系统协调度影响的相对重要性，从而指导相对关键影响因素的确定[15]。本文利用此方法来分析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对协调度的影响程度。关联度数值大小可以反映协调度的变化受某个因素的影响程度。

一般地，灰色关联度模型的构建过程可以分为4 个阶段：确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对数据进行消除量纲化处理，求灰色关联系数，求灰色关联度。本文参考晁文琦等[16]人的研究建立灰色关联模型。

第一步，根据研究目的确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一般地，表征系统行为特征的序列称为参考序列，用X0=（x0（1），x0（2），…，x0（n））表示，其中n 表示观测值的个数。影响系统行为特征的因素序列称为比较序列，用Xi=（xi（1），xi（2），…，xi（t），…，xi（n））表示。其中i=1，2，…，m；xi（t）表示第i 个因素在时期t的取值；n 为时间序列的长度；m 为比较数列或者是影响因素的个数。

第二步，对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选取初值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如（9）所示：

将经过处理后的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分别记为X0′=（x0′（1），x0′（2），…，x0′（n））；Xi′=（xi′（1），xi′（2），…，xi′（n）），i=1，2，…，m。

第三步，计算关联系数。基于无量纲化后的数据，计算比较序列与参考数列对应元素的绝对差值矩阵，并确定绝对差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进一步，由式（10）可以计算得到参考序列与各个比较序列的关联系数。

第四步，计算关联度。式（10）计算得到的是在某个时间点k 的灰色关联系数，进一步，需要对考察期内关联系数求均值，以反映系统特征行为序列与因素序列之间关联程度。计算得到的均值即为关联度，计算公式为：

第五步，根据关联度大小，对各个参考序列对应的指标进行排序。关联度越大，说明该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的关联性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三、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耦合系统发展的时序特征

（一）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综合发展得分的时序特征

由式（1）～（5）这一综合发展得分的计算过程可知，综合发展得分是对某地区发展水平的纵向比较，反映了该地区的发展情况，其数值大小不能作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但可以通过计算综合发展得分增长率，判断不同省市发展程度变化速率上的差异。京津冀三地旅游、经济、社会事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得分、综合发展得分增长率的计算结果见图1～图3。

图1（a）、图1（b）分别显示了京津冀旅游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及其增长率的变化差异。由图1（a）可见，考察期内，北京市旅游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从0.372（2004 年）增长到0.510（2017 年），呈现“高起点、低终点”的特征。这说明较河北省、天津市两地，北京市旅游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增长率较慢，图1（b）印证了这一现实。河北省旅游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从0.076（2004 年）增长到0.956（2017 年），呈现“低起点、高终点”的特征，其增长率在考察期内6年名列首位。天津市位于三地旅游业发展的中间位置，整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综上可知，考察期内，河北省旅游业发展的程度远高于北京市和天津市。另外，2010 年起，河北省旅游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北京市2012—2016 年旅游业综合发展得分增长率一直在0 附近波动，2017 年开始回暖。

图1 京津冀旅游子系统发展差异

图2 京津冀经济子系统发展差异

图3 京津冀社会事业子系统发展差异

图2（a）、图2（b）显示了京津冀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及其增长率的变化差异。河北省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从0.091（2004 年）增长到0.909（2017 年），仍然表现出了“低起点—高终点”的发展态势，且其增长率一直为正，波动性最小。北京市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也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天津市于2016 年开始出现经济回落，这与现实情况相吻合，是由国际不确定性风险、国内经济新常态、天津市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和环保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图3（a）、图3（b）显示了京津冀社会事业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及其增长率的变化差异。2006 年，北京市社会事业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增长了7.614倍，这是由于北京市提高了社会事业部分指标的支出比重；之后处于波动上升状态。2015 年，其综合发展得分出现下降是因为社会事业部分指标的支出比重降低了。河北省社会事业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则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且增长速率变化趋势最为平稳。天津市社会事业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则在波动中上升。由图3（b）可见，2013 年以来，河北省、天津市社会事业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增长率表现情况优于北京市。

对于单个省市的旅游、经济、社会事业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且定义：如果系统i 的年均增长率大于系统j 的年均增长率，则认为系统i 的发展领先于系统j，或者说系统j 的发展滞后于系统i。经计算，2004—2017 年，北京市旅游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年均增长率（2.5%）落后于其经济（12.2%）、社会事业（35.4%）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年均增长率，属于旅游发展滞后于经济、社会事业类型；天津市旅游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年均增长率（16.4%）大于其经济（5.9%）、社会事业（7.8%）综合发展得分年均增长率，属于旅游发展领先于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类型；河北省旅游子系统综合发展得分年均增长率（21.5%）也大于其经济（19.3%）、社会事业（13.6%）综合发展得分年均增长率，也属于旅游发展领先于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类型。

（二）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两系统协调度的比较

这里关注旅游与经济、旅游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状况，对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协调状况暂时不考虑，因此，只测算京津冀旅游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旅游子系统与社会事业子系统的协调度，由公式（6）～（8）计算得到的协调度结果如图4 所示。

图4 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与社会事业协调度

由图4（a）可见，河北省旅游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协调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4—2010 年，协调度处于波动上升阶段，且2010 年是河北省旅游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协调度由中度协调阶段进入高度协调阶段的时点。第二阶段是高度协调阶段（2011—2015 年），旅游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协调度快速上升。第三阶段是2016—2017 年的极速上升阶段，进入极度协调阶段。与北京市、天津市相比，河北省旅游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协调度具有最小的波动性且平均增长率最高，综合表现好于北京市、天津市。可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河北省发展潜力不断释放，旅游与经济表现出了良好的协同发展态势。

与河北省相比，天津市旅游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增长率较低、波动性大，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4—2009 年，处于波动上升阶段，且2009 年是天津市旅游与经济由中度协调阶段进入高度协调阶段的时间。第二阶段（2010—2014 年）旅游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逐渐上升，处于高度协调阶段。2015—2017 年为第三阶段，协调度增长速度变缓，2016 年进入极度协调阶段。这是由于2015—2017 年天津市旅游业发展迅速，而天津市的经济出现下滑，导致两系统间的协调度出现下降。

与天津市相似，2004—2009 年，北京市旅游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处于波动上升状态，2007 年由中度协调进入高度协调状态，2009 年以后稳定上升，且于2017 年进入极度协调状态。但是，北京市的旅游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整体增长率落后于河北省和天津市，这是因为北京市作为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科技、信息、人才等多重优势因素的集聚极大地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而在考察期内，北京市旅游业的发展程度没有赶上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程度，使得协调度较河北省和天津市相对落后。

由图4（b）可见，河北省旅游子系统与社会事业子系统的协调度表现出了与旅游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协调度同样的发展趋势，但是旅游子系统与社会事业子系统的协调度数值要高于旅游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协调度值。同样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4—2010 年，协调度处于波动上升阶段，于2009年进入高度协调状态。第二阶段为2011—2015 年，快速上升阶段，处于高度协调状态，2015 年进入极度协调状态。第三阶段为2016—2017 年，极速上升阶段，处于极度协调状态。与北京市、天津市相比，河北省旅游子系统与社会事业子系统的协调度具有最小的波动性且增长率最高，综合表现好于北京市、天津市。

天津市旅游子系统与社会事业子系统协调发展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4—2008 年，协调度稳步上升阶段，于2006 年进入高度协调阶段。第二阶段为2009—2014 年，协调度逐渐上升。2009年出现一个断层，是因为2009 年天津市的科教文卫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下降导致社会事业发展子系统综合评分下降，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旅游业发展。第三阶段为2015—2017 年，进入极度协调发展状态。

北京市旅游子系统与社会事业子系统的协调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04—2007 年，两子系统协调度处于上升中，于2006 年之后表现为高度协调状态，2008 年出现下降。第二阶段为2008—2012 年，两子系统协调度稳定上升。2013 年进入第三阶段，该时期社会事业发展领先旅游发展，属于旅游发展滞后型，两子系统协调度处于波动状态。

（三）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耦合协调度的比较

由图5 可见，河北省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可分为三个阶段：波动上升阶段（2004—2009 年）、快速上升阶段（2010—2015 年）、急速上升阶段（2016—2017 年）。这与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两两系统间协调度表现出了相似的阶段性特征，符合逻辑规律。而京津两市的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系统协调度表现出了与各自旅游子系统与社会事业子系统协调度相同的阶段性特征。其中，天津市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系统协调度的阶段可分为波动上升阶段（2004—2009 年）、快速上升阶段（2010—2014 年）、缓慢上升阶段（2015—2017 年），2009 年数值较2008 年降低是由科教文卫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下降导致社会事业发展子系统综合评分下降而导致。北京市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的阶段划分为波动上升阶段（2004—2007 年）、快速上升阶段（2008—2012 年）、缓慢上升阶段（2013—2017 年）。这是因为近几年北京市的旅游发展速度落后于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速度，使得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增长速度减缓。从波动性、增长率来看，河北省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仍然表现为三地最佳。总体上看，2008 年起，京津冀三地旅游业不断发展壮大，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发展都表现出了高度协调状态。

图5 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耦合协调度

四、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不受样本量多少和样本有无规律的限制[17]，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本文分别以京津冀三地为研究对象，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以2004—2017 年的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时间序列数据为参考序列，分别以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为影响因素，考察三地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与各层次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与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的灰色关联分析测度结果分别如表2、表3 所示。

综合表2、表3 关联度测度结果可以看出，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与7 个一级指标、24 个二级指标的关联度均在0.6 以上，可见，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都对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影响较大。

对于北京市来说，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与7 个一级指标关联度排名依次为：民生改善、旅游子系统产业效应、旅游子系统产业基础、社会事业发展情况、经济子系统总量指标、旅游子系统发展潜力、经济子系统结构指标，其最大值为0.891，其最小值为0.685。其中，社会事业子系统的8个二级指标的关联度最小值为0.772，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指标的关联度达到0.902，社会保障和就业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指标的关联度为0.9，固定资产投资的关联度为0.89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的关联度为0.883，位居二级指标关联度前列。综合图1～图3 中北京市旅游、经济、社会事业三系统综合发展得分变化情况，近年来社会事业子系统较其他两个系统波动性明显，可见，社会事业子系统的指标对北京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影响较大。旅游子系统的关联度最小值为0.72（对应指标为旅游总收入增长率），旅游总人次（万人次）的关联度为0.895，旅游子系统的指标对于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处于中间位置。而经济子系统中一级指标关联度排名分别为第6、第7名，较社会事业、旅游两个子系统，其对北京市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影响最小。就二级指标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的关联度为0.649，是24 个二级指标关联度的最小值，对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影响最小。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关联度为0.841，为该子系统指标关联度的最大值，该指标可以反映某地区经济发展的外向程度，影响着入境旅游发展状况，因此对于北京市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影响显著。

表2 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与一级指标的灰色关联分析测度结果

表3 京津冀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与二级指标的灰色关联分析测度结果

对于天津市来说，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与7 个一级指标关联度排名依次为：旅游子系统发展潜力、社会事业发展情况、旅游子系统产业基础、经济子系统结构指标、民生改善、旅游子系统产业效应、经济子系统总量指标。其最大值为0.928，其最小值为0.698。经济子系统的两个指标没有进入前三位，可见，相比社会事业子系统、旅游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对于天津市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影响较小。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比较旅游、经济、社会事业综合发展得分曲线（图1～图3）与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曲线走势（图5），可见，天津市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曲线与经济综合发展得分曲线最不相似，所以关联度最小。旅游子系统的指标有两个位于排序的前三位，旅游子系统发展潜力关联度为0.928，为7 个一级指标的关联度最大值，旅游子系统的关联度最小值为0.72（旅游总收入增长率）。旅游子系统10 个二级指标中，关联度最大值（0.943）对应的指标是旅游业从业人员数量。旅游发展潜力的3 个二级指标关联度都在0.9 以上。旅游业发展潜力测度了旅游产业在该城市的发展地位以及旅游产业扩张的速度，可见，天津市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旅游、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社会事业发展状况指标的关联度为0.885，位列7 个一级指标的第二位，民生改善指标关联度为0.783。在社会事业发展状态的二级指标中，教育经费、文化体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都达到了0.9 以上，民生改善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关联度为0.9，可见，社会事业子系统的大部分二级指标对于天津市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经济子系统中一级指标关联度排名分别为第4、第7 名，较社会事业、旅游两个子系统，其对天津市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影响最小。就二级指标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的关联度为0.939，对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影响显著；结构指标对于天津市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影响大于总量指标。

对于河北省来说，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与7 个一级指标关联度排名依次为：旅游子系统产业基础、旅游子系统发展潜力、经济子系统结构指标、经济子系统总量指标、民生改善、社会事业发展情况、旅游子系统产业效应。其最大值为0.934，最小值为0.875。社会事业子系统对于河北省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影响小于旅游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另外，就关联度的数值范围来看，所有一级指标对于河北省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影响显著强于北京、天津。就二级指标来看，关联度最大值为0.985，对应的指标是入境人数；在24 个二级指标中，有13 个指标关联度大于0.9，9 个指标为0.8～0.9，仅固定资产投资与旅游总收入两个指标的关联度为0.7～0.8，可见，所有的二级指标都对河北省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五、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考察了2004—2017 年京津冀三地的旅游、经济、社会事业的综合发展度以及耦合协调水平。综合发展得分测算结果显示，京津冀旅游业、社会事业、经济发展度总体上均呈现出增长态势，北京市旅游发展滞后于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天津市、河北省的旅游业发展皆领先于经济、社会事业发展。

京津冀三地的旅游与经济、旅游与社会事业的协调水平皆表现出逐步提高的态势。北京市旅游与经济发展于2017 年步入极度协调状态；天津市旅游与经济于2016 年步入极度协调状态，旅游与社会事业于2017 年步入极度协调状态；河北省旅游与经济、旅游与社会事业发展于2015 年步入极度协调发展状态。与北京市、天津市相比，河北省旅游业与经济、旅游与社会事业协调度具有最高的增长率且波动性最小，综合表现好于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的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耦合协调度可以分为“波动上升、快速上升、急速上升”三个阶段。北京市、天津市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耦合协调度皆可划分为“波动上升、快速上升、缓慢上升”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三地旅游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带动作用，明显提高了河北省旅游业对于周边地区的行业竞争力。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分别研究了协调度评价体系中一级、二级指标对于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都对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度影响较大，北京市、天津市的旅游子系统、社会事业子系统对于当地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强于经济子系统，河北省旅游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对于当地旅游产业-区域经济-社会事业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强于社会事业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