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家庭养老的多维度发展与完善

曹汝朵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长久以来，家庭养老是人类社会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养老方式[1]。在农村青壮年向城市大批流动的背景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难以为继，而我国目前依旧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农村的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社会养老方式发展得并不完善。加之农村老年人“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有调查数据显示，占81.3%的受访老年人认为“家庭养老”仍是当下最理想的养老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有98.7%的农村地区老年人对“家庭养老”更加青睐[2]。因此就当前而言，家庭养老依旧是农村地区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但却因缺乏足够的现实支持而难以满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而这一政策的实施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支持。值此契机，鼓励一部分进城务工的青壮年返乡就业或创办养老服务机构，不仅能够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的内生动力，而且能够缓解一直以来农村家庭养老方面无子女在旁给予老人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难题，对农村在经济与人文建设方面具有双重正向效应。

一、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困境

（一）空巢老人数量不断激增

随着我国生活水平、医疗水平及国民健康意识的显著提高，老人的平均寿命也有所延长，所以无论在城市地区还是农村地区，高龄老人的数量呈明显增长的趋势，这就导致我国老人抚养比逐年递增，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在人口社会特征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不仅更需要家人的照料，并且照料需求的强度也会增强[3]。但是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出，使得农村子女与父母在空间上隔离，老人们被迫成为空巢老人，无法获得子女对自己正常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

（二）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

学界大多数观点皆认为：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在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方面存在弱化趋势。首先在家庭结构方面，相较于传统多子化社会中一对父母生有多个子女的情况，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现代社会的家庭呈现“4+2+1”的核心模式，在当今人们日益繁忙且精神压力倍增的背景下，一对夫妻除了要抚养一个或几个子女，还要供养四位老人，所以均分到单个老人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显得极为有限，其次在空间距离方面，农村子女外出务工从空间上与父母隔绝，在很多时刻，远水难救近火，子女无法照护到父母的大小疾病、心理变化以及细微的生活需求等。

黄健元指出，许多学者只重点关注精神慰藉与生活照料这两个方面，而忽视了经济支持方面的强化。但就目前中国农村而言，许多老人即使没有退休工资，也极少使用儿女的钱用于自身养老，相反的，由于老人一贯以来的勤俭作风与浓厚的家庭观念，他们往往会帮助自己的儿女照看孙辈，以减轻他们的育儿负担。所以笔者认为从经济支持方面来看，外出务工的子女也并未为父母提供更优质的物质生活，一是由于进城务工的青壮年本身在城市的个人消费水平会比在老家有所上升，且即使有物质结余，拥有家庭资源优先享用权的也是他们的子女而非父母，即农村老人这一群体。

（三）尊老敬老的风气逐渐消失

在我国古代小农经济的背景下，皇权不下县，邻里关系紧密，彼此间在物质与精神上互帮互助的情况尤为普遍，由于家长制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尊老敬老的风气盛行，乡绅多由当地具有实质权威性的德高望重之人担任，他们扮演着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维护村落和平及调节家庭内部或家庭与家庭之间大大小小的矛盾的角色，具有一定的公信力。一般来讲，对于个别家庭子女的不孝行为会给予一定的批评教育甚至惩戒措施，这些皆是为政府所默许的行为，也是村民们所信服的评判，虽然这一约定俗成的乡俗其合理性和科学性还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认，在一定意义上，确实缓解了政府权力所管辖不到的一些家庭纠纷，维护了小范围内的仁孝正义及老人的合法权益。

现代家庭中“养老不足，爱子有余”的代际重心下移的现象比较普遍，在农村，这种“重幼轻老”的现象更为明显，一些家庭一切以孩子为中心，一切围着孩子转。这种“重幼轻老”的现象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也不利于老人的幸福养老[4]。

（四）农村老人的资源禀赋不高

个人禀赋主要是指个人所拥有的资源、素质或所表现出的个人特征[5]。从经济资源的禀赋来看，相较于城市老人的经济资源禀赋，农村老人明显势弱，大部分城市老人都享有退休金待遇，能够更好地提升生活的品质，而农村老人经济来源较为有限，尤其是部分女性老人，从未有过就业经历，缺乏一定的就业技能，一直以来，都是依靠配偶赚取生活费用，到年老的时候，养老就显得更加的被动；从人力资源的禀赋来看，由于农村人口的总体受教育程度不高，健康意识较为淡薄，精神生活的缺乏与急救常识的匮乏导致农村老人所占有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禀赋与城市老人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从公共设施资源的禀赋来看，对于退出劳动力市场且身体机能不断衰退的老人而言，丰富的基础公共设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衰老焦虑，增添晚年生活的乐趣，城市老人所占有的资源就较为丰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诸如医院、小区健身器材、商场、老年大学等应有尽有，城市老人无论是从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来看都丰富多彩。相比之下，虽然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步发展起来，但依旧存在诸多局限性甚至区域空白。

二、农村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原因

（一）现代化进程中计生政策实施的历史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上最为严格计生政策的实施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社会的家庭结构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逐渐被小家庭模式所取代[6]。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家庭户平均人口为2.62人，较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7]。从家庭结构层面来看，与古代子女众多情况相比，我国目前主要的家庭模式为“4+2+1”，人员单薄，且可利用的家庭内部人力资本极为有限，而中年人作为家庭的中流砥柱肩负着养老与养小的双重责任，在市场竞争极为激烈的社会环境下，物价飞速上涨、育儿压力等使得他们陷入即使孝心有余，而人力、财力、精力不足的窘境。

（二）传统孝道宗亲伦理的严重滑坡

从社会文化方面来看，自中国古代便有“百善孝为先”的优良文化，表现为封建时代将“忠与孝”作为判定人才德行的重要标准，在隋朝更有举孝廉的人才选拔制度，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封闭性的社会共同体，共同体的稳定是由内在深层次的机理维系着，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体现，正是“长老统治”[8]，而近代以来，由于受到新文化运动与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冲击，孝道伦理意识逐步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经济逐利意识与理性的自我发展意识占据思想的主导地位，加之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老年人的竞争力远不如能更好地适应日新月异市场社会的年轻人，进而极大地削弱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权威性与地位，随着家庭收入来源中农业收入比重下降，老年人的传统种植经验相对贬值，削弱了其家庭权威，造成老年人家庭地位下降[9]。甚至许多人将老人冠以“落后”“无用”之名，将老人的家庭价值与社会价值污名化。

（三）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传统养老模式的失调

传统社会中家庭存续的基础就在于各成员对家庭的责任。与之相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则在于“经济人”理性和利益最大化[10]，在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家庭日益核心化，小型化，且社会的整体流动性不断增强，很少有年轻人能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从始至终生活在自己的家乡，于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具有滞后性，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结构，而新的养老方式又没有应时而出，农村配套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缺失，导致农村家庭养老问题成为一直以来亟待解决的难题。

（四）邻里之间的关系不断疏远

农村社会中，邻里互助的风气之所以不断衰弱，原因在于农村三缘体系中的地缘关系衰弱，邻里互助的和谐局面被打破，伦理关系瓦解。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发展使得迁徙或进城务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邻居变动的可能性远大于中国古代，导致邻里之间的亲密关系很难被构建；另一方面，目前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生活节奏都不断加快，使得大多数人每天都过着忙碌的生活，无暇顾及周围的人，互助意识便逐渐消退，加之随着社会私有化的不断发展与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许多家庭能够在各个方面自给自足，不再与周围邻居在平常有紧密的联系与频繁的往来，久而久之，导致邻里互助的风气不断消逝。

三、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家庭养老的多维度思考

（一）政府层面：根据社会结构合理匹配公共服务

兴建公共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随着农村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在人口基数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改变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失能率水平[11]，不仅能够为返乡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业岗位，同时还能提升老年人生活水平，减轻家庭负担，同时给予返乡人员一定的迁回政策鼓励如对有返乡劳动力且子女与父母同住的家庭给予一次性小额补贴、给予返乡劳动力就业优先的政策等，不仅能从现实意义上推动更多劳动力的回流，也体现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以及对农村人口的人文关怀。

（二）社区层面：营造新型村民互助的良好氛围

新时代应该赋予家庭养老在邻里互助方面新的定义，旨在重构一套符合当前制度体系与现实需求的方法论，首先在每个村选举一名德高望重的人辅助村支部协调村里内部关系，举办一些促进老人身心健康的亲子活动以增进子女与老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其次可以设立一套奖励机制，对村里在平时生活中经常照料或帮扶老人的村民给予表彰或一定的物质与精神奖励，再则，组建一支训练有素的中老年志愿者队伍，由于中老年身体状况良好，还未处于需要被照料的人生阶段，且他们空余时间较之年轻人较多，在年龄方面由于跟老人较为接近，共情能力强，能够更贴心地照顾老人。同时，由于青壮年返乡，村里可以从每家挑选一名青壮年作为志愿队后备军，以应对一些突发紧急情况或解决特殊的技术性问题。

（三）工作单位层面：奖惩措施与道德教育并举

一般来说，一个人求学生涯结束后至退休前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工作，故一个企业的文化环境对员工个人人格价值观的养成与塑造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返乡劳动力在进入当地企业就职以后，企业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去影响员工的尽孝思想与行为。

中国自古便有百善孝为先的传统，时至今日，虽然时代的改变致使孝道伦理在不断弱化，然而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孝顺父母仍然是为人所称赞的美德，孝顺的子女总会更容易受到别人的尊重与信任，在工作单位这一复杂的集体中，受到尊重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人的尊重需要与自我实现需要是个人在满足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后不懈追求的目标，奖励孝行，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够为公司打造优良的企业文化，也能满足子女的尊重需要与自我实现需要，还能切实地提升家庭养老的品质，可谓一举三得。

（四）家庭层面：重塑新型家族孝道伦理

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是父辈与子辈、孙辈共同生活，子女有在年迈的父母身侧照护日常起居的责任与伦理约束。《论语·里仁》有云：父母在，不远游，也揭示了传统家庭养老的模式。当前社会，要使所有子女都留在父母身边尽孝已不再可能，而这时，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内部之间的宗亲照护便不失为一种具有人情味的辅助养老方式，双方可就照护方面的各个细则进行协商，达成一致，如此既能够缓解远在外地的子女的后顾之忧与心理负担，也能够让老人感受到亲情式的关怀与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