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在职消费对企业避税的影响

袁 晴，吴 清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引言

关于薪酬的讨论一直是经济生活中备受关注的话题。在公司中存在多种薪酬激励制度，比如说一般意义上的货币薪酬即工资，还有各种激励薪酬，这就包括将要讨论的在职消费。不同于人们通常所关注的工资，在职消费属于一种隐形的契约薪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不像通常意义上的工资那样方便度量，而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模糊性，并且没有一定的标准，人为因素影响较大。

就企业避税而言，现实生活中无论什么样的企业都存在税务筹划，而无一例外任何公司都希望可以少缴纳税款，这样一来可以缓解经济压力，二来为企业留得更多的资金。避税并不都是违法的，因为它也可以分为合理避税和非法避税。合理避税，顾名思义，就是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进行税务规避达到减轻企业经济负担的目的。而非法避税是不合法的，它是在没有经济实质以及商业实质的情况下利用违规手段逃避缴纳税款的责任，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损失，是一种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打击和管制。

管理层权力对于在职消费和避税来说，都是一个关键因素，集中的高管权力势必带来在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这又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后果，毕竟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一方过度使用时，其他人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失，这就会促使企业通过避税来达到目的。

本文以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研究在职消费是如何影响企业避税的，高管权力又是如何作用于在职消费和企业的避税行为的。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企业避税的倾向也就越大，二者之间是正向相关的关系。在职消费对企业避税也有显著的影响，在职消费程度越大的企业，往往呈现出较高的避税倾向，这也印证了之前的推理和假设。

一、文献综述

万华林（2007）指出关于在职消费的研究相关实证分析还比较缺乏，并且研究的关注点局限在了代理观。他创新性地提出了效率观的视角，并且进行了实证研究方面的分析，这对于在职消费领域研究具有很大的意义。

权小锋（2010）在职消费这种隐形薪酬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的重点在于高管权力对于私有收益的操纵问题，着重探讨了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当中不同权力层次和程度的高管对于私有收益及盈余操纵的程度。同时也指出改善内外部监管机制以及审计机构服务对于这种现象可能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冯根福（2012）研究了我国公司的薪酬激励系统，并创新性地引入博弈论的观点对隐形薪酬即在职消费进行了研究。同时，建立了讨价还价模型，对于管理层的持股、年薪等都有涉及研究。其贡献在于在前人的研究只关注年薪和在职消费时，独辟蹊径地考虑到了股权激励的因素，并且在系统的理论分析之上进行了实证分析，使得结论更为可靠，对后续的相关研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徐细雄（2013）对高管腐败现象进行了研究，从权力寻租的视角出发探讨了高管权力的配置对于腐败现象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同时，考虑到政府管制的作用对于薪酬的影响，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高管腐败制度原因以及经济后果的理论指导。

周美华（2016）从管理层权力理论出发，在此基础之上分析权力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分析了内部控制对于权力导致的腐败的调节和抑制作用。对于权力和腐败的研究可以说是十分的深入了，经过严密的实证分析，指出了权力与腐败之间是呈现正相关关系的，若权力越大，那么腐败也就越严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古以来，收入分配的问题一直是经济生活中的焦点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加大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以及提高犯罪率等诸多弊端。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公司由于股权激励分配的问题，高管往往对自己所获得的货币薪酬激励并不满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更倾向于谋求更多的隐形薪酬福利，比如说在职消费就是典型的隐形薪酬形式。

管理层是公司权力较大的群体，历史经验表明，权力往往容易滋生腐败，在公司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高管的在职消费，权力越大，进行在职消费的动机也就越大。对于企业避税，这个是每个公司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毕竟合理恰当的避税可以起到为公司节省资金、提高公司财务业绩的作用，但是过分激进的避税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损失。研究前人的成果不难发现公司高管权力越集中，腐败的动机也就越大，由此通过各种渠道进行避税的动机也就越强。

总结来说，即管理层为谋求更多的货币薪酬之外的私人利益，常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通过一些投机取巧的复杂的避税活动来达到目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提出两个相关的假设。

H1：高管的在职消费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H2：管理层权力对企业避税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了2015—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数据处理之前，为了取得更好更可靠的实验结果，我们根据前人的经验和数据分析的要求，对得到的数据进行了以下的筛选和处理：一是剔除金融业、保险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二是剔除ST、*ST企业的数据样本；三是剔除对涉及的有用的高管数据缺失的样本；四是剔除财务数据存在问题的样本，比如税前利润小于0，ETR比1大或者比0小的样本数据；五是删除相关指标存在数据异常的样本。经过处理和筛选，最终得到3 995个样本观测值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样本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实证分析部分使用的数据处理软件为Stata16.0。

（二）研究变量设计

对于变量的衡量，由于本文所选取的变量没有直接的度量数据，因此根据查到的资料和实证分析的需要选取了合适的替代变量进行衡量。就管理层在职消费而言，用Perk来衡量，通过把收集到的报表中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项目中的几个费用项目的加总处理得到。具体包括办公差旅费、董事会费、交通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学习培训费以及通信费等费用，并且取用营业收入对其进行标准化得到。

对于管理层权力，参考权小锋的研究，从下面的几个维度来综合分析衡量管理层权力。高层兼任情况，如果一位高管在担任董事长的同时还兼任公司总经理，那么取1，不存在兼任情况就取0；高管的持股情况，如果公司的总经理手中持有公司的股票则取1，如果高管没有持股就取0；独立董事占比情况，如果该公司的独立董事占的比例小于样本均值的话则取1，如果大于样本均值就取0；高管团队规模的情况，如果公司的高管团队规模小于样本均值的话，则取值为1，如果大于样本均值的话，则取值为0。最后，将这些指标按照经验做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综合处理得到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标为后续的实证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就企业避税而言，我们用TA来表示，而企业避税没有直接的数据来源，根据前人的研究经验，在此我们选择的是实际税率ETR来衡量。这一数据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都出现过，因此可靠性较高，对实验结果作用更为显著。本文在控制变量的选取上参照了前人的经验，对公司的行业特征、经营类型以及年份因素进行了控制。

（三）模型的建立

为验证之前的假设H1，设立了模型一：

为验证之前的假设H2，设立了模型二：

1.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以收集到的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基础，运用Stata16.0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分析结果，如下页表1所示。结果显示，企业避税衡量指标的均值是0.14，标准值是0.17，最小值是-0.66，最大值是0.78。管理层在职消费的均值是0.302，标准差是0.266，最小值是0.024，最大值是1.522。高管权力的均值是2.308，标准差是0.911，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4。根据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的数值结果，可以看到变量的数据分布情况以及数值特征，总体来说数据分布差异不大，数值较为均匀。 2.实证分析。分析在职消费与企业避税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避税之间呈现正向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职消费的程度越高，公司高管为谋求更多的隐形薪酬，会想方设法地通过避税来达到目的。根据高管权力与企业避税的结果分析，高管权力越大，越倾向于利用权力谋取私利，因此为此进行避税的倾向也就越明显，二者之间是正向相关的关系。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 在职消费与企业避税程度

表3 高管权力与企业避税程度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有利益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利益的分配问题。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当下，各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比如腐败、财务造假以及偷税漏税等。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公司高管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常有利用职权进行违法避税的行为，而且是出于谋求更多的隐形薪酬和在职消费等私利的动机，这对于其他股东和社会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基于以上事实，本文选取了管理层权力和管理层在职消费这两个变量来研究对于企业避税的影响，并且探讨如何才能对这些行为进行监督控制。利用收集到的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企业进行避税的动机也就越强；管理层在职消费程度越高，企业避税越严重。基于以上分析并提出建议，即增强公司内部控制的监管作用，加强外部监管，可以有效缓解公司激进的避税行为，促进分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