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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个人教育回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5的实证研究

时间:2024-04-24

贺凯丽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1600)

一、教育回报率研究现状

教育回报率的分析一直是教育领域定量研究的热点话题,以往对教育回报有既有宏观角度集中于中观与微观角度的研究。宏观视角有基于时代背景的分析,如我国市场化程度加深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等。赵忠、何汉儒(2020)指出,“依市场化指数划分各省份不同市场化程度,估计了我国城镇劳动力教育回报率随市场化进程的变化趋势。”[1]也有以教育政策的过渡与变迁为背景的定量分析,如余华义、侯玉娟(2019)“利用CGSS,并基于高校扩招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进行断点回归设计,探究了中东西部地区在高等教育扩招前后的男女教育收益率差异”[2]。中观角度主要有根据区域、城乡差异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等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如侯瑜、杨荔茗、杨行健(2019)“利用分组回归的方法,估计不同地区、不同教育层次劳动力的高等教育社会回报率”[3];刘雪晨、李宝瑜(2019)“分析不同所有制企业间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性别差异,并得出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性别差异在各类所有制企业都显著存在”的结论[4]。而微观角度主要是探讨个体性别以及个体家庭背景,家庭背景也就是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父母工作职位等。朱健、徐雷、王辉(2019)“从微观家庭视角出发,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差异所造成的居民教育获得不平等问题”[5]。通过对过往研究的总结,发现我国学者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较多,但缺少对研究生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故本文将运用CGSS2015数据,采用明瑟方程与多元回归分析法对研究生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研究数据与研究假设

(一)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CGSS2015数据,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清理筛选,选取收入、工作年限、性别、父母受教育程度、工作区域以及单位性质等变量进行数据分析,并剔除年龄大于65岁的样本。最终选取了最高学历为硕士的样本107个与最高学历为大学的样本1 534个。

因变量为个人收入,不符合正态分布,故对收入取对数处理,并对缺失值进行均值替代。自变量为受教育年限,由于观察对象为大学生与研究生群体,故将缺失值与低于大专的学历程度都作为缺失值处理,仅保留高等教育群体的样本,并将大学生赋值为0,研究生赋值为1,并将1的受教育年限假设为16年,2的受教育年限假设为19年。控制变量一为工作经验,以工作年限为指标衡量;控制变量二为性别,将女性赋值为0,男性赋值为1;控制变量三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以父母受教育年限的总和来衡量;控制变量四为工作区域,将省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并分别赋值为1、2、3;控制变量五为工作单位的性质,将“国有、集体所有或控股”划为国有集体企业,将“私有/民营”划为私有民营企业,“港澳台资、外资所有和其他”划为外资企业,国有集体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分别赋值为1、2、3。

表1给出了大学生和研究生群体与各影响因素的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可见研究生群体的平均收入对数为11.2,高出10.8的大学生群体0.4,研究生群体父母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为21.1年,比大学生群体多大约4年。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了不同影响因素下两类群体的收入差异分析。表2显示,不论是研究生群体还是大学生群体总是男性收入较高,不论男性还是女性,研究生群体的收入总比大学生群体要高;在研究生群体中,工作区域东部明显很高,但在大学生群体中差异并不明显,从样本量上发现东部就业人数明显高于中西部;无论是大学生群体还是研究生群体外资企业的工资最高,但外资企业就业的人数最少。

表2 研究生与大学生工资收入差异分析

(二)研究假设

1.区域因素与教育回报率。本次研究中的区域主要是指工作区域,从东中西部的视角进行研究生教育回报率的区域影响因素分析,以发现区域因素对研究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如何。

假设1:教育回报率多少受所工作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影响,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东部地区高于中部与西部地区。

2.个体特征与教育回报率。个体特征是指研究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性别以及家庭背景等因素。教育回报率本身就是指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每多上一年学所得到收入能增加多少,故研究生的教育回报率相较于本科生来说是否有显著提高值得我们探讨。

假设2:研究生教育回报率高于大学生教育回报率。

假设3:性别是教育回报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生教育回报率男性高于女性。

假设4: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子女教育回报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

3.工作单位性质与教育回报率。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多种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由于不同性质的企业单位具有不同的体制与工资机制,教育回报率在不同性质工作单位也存在差异。

假设5:公共部门的教育回报率低于私有经济的教育回报率。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一)模型设定

对教育回报率的研究多采用经典的明瑟收入函数模型,其标准形式为:

lnY=α+β1educ_y+β2exp+β3exp2+ε

式中,lnY表示收入的对数,educ_y表示受教育年限,β1为受教育年限的系数表示教育回报率,表示每多读一年书的教育回报增长率,exp为工作经验年限,exp2是工作经验年限的平方,以反映出收入与工作经验之间的非线性关系,ε则是不可测因素的随机误差项。本项研究还增加了工作区域、性别、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工作单位性质等控制变量,故将经典明瑟收入方程进行扩展,扩展后的明瑟收入方程为:

lnY=α+β1educ_y+β2exp+β3exp2+β4region+β5male+β6f_edu+β7dtype+ε

(二)变量选择

将学历层次“研究生”作为实验组,学历层次“大学生”作为参照组,因变量为收入的对数lninc;自变量为两个教育层次的受教育年限educ_y、工作经验年限exp和工作经验年限的平方exp2;控制变量为工作区域region、性别male、父母受教育程度f_edu以及工作单位类型dtype。

四、研究生个人教育收益率实证分析

利用明瑟工资方程及其扩展方程对研究生群体与本科生群体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探究不同影响因素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所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研究生教育收益率回归结果

(一)个体特征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

根据回归结果,P值小于0.01,模型十分显著,说明受教育年限与研究生就与回报率之间有显著关系,当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研究生教育回报率增加0.12个单位,说明受教育年限对研究生个人工资收入具有正向作用。故假设2正确,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相应的教育回报就越高,研究生教育回报率高于大学生教育回报率。

在模型二中加入了自变量“工作经验”,这时的P值也是显著的,并且工作经验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说明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研究生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之后,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教育回报率增加0.69个单位。

为了探究研究生教育回报的性别差异在模型四中加入了“性别”变量,此时的P值小于0.01,仍然是显著的,且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以及地区等变量后,男性的研究生教育回报率高于女生大约0.122个单位,故假设3性别是教育回报率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生教育回报率男性高于女性是正确的。

在模型五中加入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已验证家庭背景是否对研究生教育回报率有一个显著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其P值为0.145,大于0.1的显著性水平,故认为其不显著。也就是说,父母受教育程度对研究生群体的教育回报率影响很小或几乎没有,许多学者在对低于高等教育的学历层次进行教育回报率的研究时,大多得出家庭背景对孩子的教育回报率有一个正比例的影响,但本研究在对研究生群体探究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说明教育程度越高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小,故假设4不成立。

(二)工作地区对研究生教育回报率的影响

在模型三中加入了“工作地区”这个控制变量,以研究不同的工作区域是否对研究生教育回报率有不同的影响。以东部地区为参照组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其P值小于0.01,具有很高的显著性,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均小于0,说明东部地区的研究生教育回报率最高,高于中部地区0.46个单位,高于西部地区0.37个单位。故假设一成立,教育回报率多少受所工作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影响,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东部地区高于中部与西部地区。

(三)单位性质对研究生教育回报率的影响

最后一个模型中加入了“单位性质”这个变量,以探讨不同性质的单位对研究生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如何。以国有集体企业为参照组进行回归分析,私有民营企业的P值为0.036,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外资企业的P值小于0.01,多是显著的,且回归结果显示,外资企业的教育回报率最高,高出国有企业0.55个单位,私有民营企业次之,国有集体企业教育回报率最低。故假设五成立,公共部门的教育回报率低于私有经济的教育回报率。

五、结论及启示

首先,从个人特征上来看,研究生教育的回报率高于大学生,无论研究生是否扩招,教育回报率总是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提高,因此选择读研对个人经济收入具有正向的积极作用;工作经验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也是正向的,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取得较高的收入,因此刚毕业的研究生应调整好心态,注重自己的提升空间,视野不要局限于刚入职的工资收入;研究生群体的教育回报率仍然具有性别差异,但差异就大学生来说明显缩小;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变得不显著,可能说明研究生层次的受教育程度能减少家庭背景对其工作就业的影响,更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寻求一份适宜的工作。

其次,从工作区域来看,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研究生教育回报率最高,且东部地区就业人数最多,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经济条件好的地区资本流动快,工资较高,更容易吸引劳动力聚集;且与大学生群体相比研究生的教育回报地区差异更大,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地区收入差距越大。

最后,从就业者就业单位性质来看,教育回报率最高的是外资企业,最低的是国有集体企业,在就业人数上则正好相反,国有集体企业就业的人数最多,外资企业就业的人数最少,之所以国有集体企业就业人数最多,我们考虑了多种因素,可能是受传统大众文化与父母观念影响,认为国有企业为铁饭碗,“面子”足,也可能因为国有集体企业更加安稳,倾向于选择安稳的职业等等,这也都有待后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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