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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就业背景下流动人口就业能力提升研究

时间:2024-04-24

盛益健

(南京农业大学,南京 210095)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流动人口数量相比2010年已经增长了69.73%,达到37 582万。这说明,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由于中美贸易战加之国内外疫情的影响,就业形势依然比较复杂,并面临着诸多挑战。早在2018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将“稳就业”置于六稳之首的位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流动人口这一中国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就业能力提升已经成为国家宏观政策的重点关注部分。然而,要更有针对性地为提升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提出建议,必须要清楚地把握流动人口群体的就业能力特征和现状,掌握流动人口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一系列合理的政策建议。本文旨在就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二、文献综述

(一)流动人口的就业和失业现状

流动人口往往被看作从乡村脱离出来的一个群体,游离于农村留守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之间,流动人口的就业也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宋健(2010)发现,流动人口的就业具有强烈的地缘性和职业“非农化”特征。流动人口依靠地缘和业缘关系就业,在减少流动风险的同时也可以降低进入城市的成本,而这也意味着就业信息平台对流动人口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王胜今、许世存(2013)在对吉林省流动人口进行调查时发现,吉林省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工作时间更长,社会保障条件较差,这反映了流动人口目前仍然会受到一定的劳动力市场歧视。

失业现状方面,近些年来,流动人口的失业现象日益增多,而且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吴要武、陈梦玫(2018)认为,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劳动力供需不平衡,并且产业结构调整给就业带来的破坏等因素共同导致了流动人口失业率增高。徐玮、杨云彦(2016)发现,失业流动人口远离家乡,失业情况下仍然需要支付一定的生活支出,进而会出现没钱就医的情况。杨凡、杜姗姗、陶涛(2018)发现,流动人口的失业率在持续逐步地提升。流动人口不再像以往那样找不到工作就回到家乡从事农业工作。事实上,许多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已经脱离了土地。劳动力流动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然而目前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水平很低,一旦流动人口失业率攀升,对于流动人口的个体、家庭、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相关综述

国内少量的关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研究主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角度进行。罗恩立(2010)、罗恩立、王桂新(2010)将农民工和城市外来人口的就业能力分为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并分别将三个层面进行分解,最终构建了就业能力的影响因子和评价指标体系。

但现有研究对流动人口这一规模巨大的群体就业能力影响因素的探究较为缺乏。因此本研究将着重探讨关于流动人口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以及提升就业能力的相关建议。本研究重点参考McQuaid &Lindsay(2005)的分析角度,从微观个体、中观环境和宏观支持的角度分析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和影响因素。需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福利分割制度的不同,国外关于“就业能力”的分析角度与国内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本研究会在西方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从而构建更有说服力的流动人口就业能力分析框架。

三、流动人口就业能力分析框架及影响因素的介绍

结合相关文献,可以发现除了微观个体因素外,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基本国情下,在研究关于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时不能局限于微观层面,中观环境和宏观支持因素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能力。同时应当注意到劳动者的微观个体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和中观环境因素是相互影响的。而宏观支持因素又在整体上共同影响着微观和中观因素。

关于各层次中因素的选择,McQuaid&Lindsay(2005),以及罗恩立、王桂新(2010)等将人口特征与健康、特性和技能、工作搜寻、适应能力纳入了微观层面;家庭环境、工作文化和可及性资源纳入了中观层面;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公共服务、市场需求纳入了宏观层面。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人口学特征可能会影响流动人口获得工作的能力,而劳动力市场歧视可能会影响到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因此将这两个因素也纳入了这三个层面中。下面将对这些因素进行一些初步解释。

(一)微观个体因素

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能力的微观个体因素主要有人口学特征、工作搜寻、适应能力,其中工作搜寻指的是获取工作信息途径的多少以及找到一份工作所需要的时间。适应能力指适应工作流程和环境的能力和意愿,可以细分为工作适应、心理适应和环境适应。

(二)中观环境因素

中观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环境、社会支持网络和劳动力市场歧视。家庭环境主要包括流动人口承担的家庭照顾责任、家庭人均月收入等指标。社会支持网络指可以从社会中得到的关于工作的支持途径,主要包括自身、父母和亲友的人脉关系及社区的支持。

(三)宏观支持因素

宏观支持因素主要包括公共就业服务、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市场需求。其中,公共就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指可以促进流动人口就业的公共服务,包括政府提供的职业培训、社会福利支持。市场需求包括招聘和岗位空缺情况以及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流动人口就业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流动人口就业能力分析框架

四、流动人口就业能力的影响因子分析

(一)概念的界定

本研究中的流动人口判定的标准为人户分离人口,但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而本文中就业能力的定义则采用Hillage & Pollard(1998)所提出的指个体获得最初就业、维持就业以及必要时获取新就业机会所具备的能力。在本文中,就业能力的定义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指获得工作的能力,二是指实现个人职业发展的能力。即就业能力可以理解为劳动者通过获得技能和动力支持,找到和保持现有工作,并随环境变化而实现工作转换的能力。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通过对江苏南通、无锡和安徽滁州的问卷调查,在江苏南通、无锡和安徽滁州三个地级市内随机抽取一个区和一个县,从每个样本区和县抽取一定数量(每个地区120份)的调查对象进行调查,确定发放问卷1 102份,共得到了1 028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93.28%。受访者中男性占比52.1%,女性占比47.9%,平均年龄35.05岁,健康状况较好和非常好占比总计87.7%;未婚占比28.3%,已婚占比69%,离婚占比2.5%,丧偶占比0.2%;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占比45.1%,大专占比25.9%,本科占比24.7%,研究生及以上占比4.2%,平均学历为大专。流动人口大多为技术/熟练工人(22.1%)、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23.2%)、服务行业人员(24.1%)等。

就业能力的分析框架包含微观个体因素、中观环境因素以及宏观支持因素,并且这些因素之间又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为了明确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能力的具体因素,本研究选择对这些因素进行因子分析。

(三)操作方法

1.因变量分析。在因子分析前,笔者对因子进行KMO值和Bartlett球形检验。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同时,KMO检验的值为0.814,可以认为本研究数据结构很好,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对受访者的受教育状况和职业技能水平等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后,得出1个主成分因子,将其命名为就业能力。

2.自变量分析。一是KMO值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KMO检验的值为0.854可以认为本研究数据结构很好,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二是分析之后,得出了13个主成分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2.861%。根据各个因子的负载,将其命名为社会福利享有、培训参与、适应能力、工作年限及婚姻状况、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公共就业服务、职业类别、收入、社会支持网络及健康状况、稳就业背景下市场压力、劳动力市场歧视、家庭环境、市场需求、工作搜寻。

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R=0.736,提示中高等相关。R2=0.541,提示自变量可以解释54.1%的因变量(就业能力)变异。adjusted R2=0.534,小于R2=0.541,校正了R2中总体自变量对因变量变异解释程度的夸大作用,提示具有高影响强度。ANOVA表格显示,本研究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F=72.943,P<0.001,提示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对数据进行处理,筛选出显著因子,最终得到各因子的标准系数,如表1所示,进而得到就业能力的回归方程:

表1 系数a

就业能力=0.372×社会福利享有+0.273×培训参与+0.137×工作年限及婚姻状况+0.31×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公共就业服务+0.272×职业类别+0.253×收入+0.115×社会支持网络及健康状况-0.056×劳动力市场歧视+0.175×市场需求+0.145×工作搜寻

(四)因子解释及就业能力现状分析

社会福利享有包括流动人口的“五险一金”享有情况、工作时长、劳动合同是否签订。这些因素能够保障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提升。“五险一金”的享有能够帮助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权益。而劳动合同是否签订则是规范劳动时间的重要保障。调查显示,16%的流动人口并没有“五险一金”,其中住房公积金的缴纳率最低为56.8%,生育保险缴纳率也不高,为77.8%。“五险一金”除了医疗保险之外,都没有达到95%。休假情况上,58.2%的流动人口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高于2小时,36.3%表示并没有支付加班费,62%表示每周休息小于或等于1天。劳动合同上,17.9%表示没有签署劳动合同。整体看来,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享有情况有待改进。

培训参与包括流动人口参加培训的次数和原因,以及培训的组织者。劳动者参加培训的情况会影响到其工作技能的提升速度,而培训的组织者是政府、企业或者中介也会影响培训的内容、数量和费用,从而影响到培训参与的意愿。流动人口中,有45.5%参加过培训,参加培训的均值为3.2次。培训的组织者以工作单位和中介或培训机构居多。政府组织的只占5.9%。24.9%的流动人口认为培训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这说明,流动人口培训参与意愿不强。

工作年限及婚姻状况会影响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劳动者在本地工作年限越长,其在本地的社会支持网络就会越多样化,从而会对其找工作等提供帮助。而婚姻状况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者的职业规划,从而对其就业能力产生影响。已婚的流动人口往往会有家庭成员长期分居的现象存在。家庭分居的流动人口在进行职业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就会有相对较强的与家人团聚的倾向,而这可能会与对其最有利的职业发展方向产生冲突,影响到流动人口的工作年限,进而降低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

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公共就业服务指标也能够对就业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有38.8%的流动人口了解过政府的稳就业政策,但只有16.9%拿到过政府关于就业、培训的补贴,这说明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公共就业服务对流动人口的帮助效果有待提升。

职业类别的不同能够影响到个体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的好坏。技术生产岗位有一定门槛,在具有一定工作经验之后相比非技术生产岗位有着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而非技术生产岗位的从业者在达到一定年龄后会被年轻的劳动力替代,从而失业,失业后想要找到类似的岗位难度较大。因此,部分从事非技术生产岗位的流动人口在达到一定年龄后,只能被迫返回户口所在地。

收入因素会影响很多方面。高收入的流动人口会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在培训上。同时,收入高的流动人口会更倾向变成本地人或者主动回到户口所在地,成为非流动人口。换言之,收入越高的流动人口就业能力会更强,同时也有很大的可能不再是流动人口。数据显示,流动人口月收入均值为5 448.18元,标准偏差为2 927.201。

社会支持网络能够帮助流动人口获得更多工作信息和机会,从而间接提高流动人口就业能力。78.9%的流动人口认为父母和亲友的人脉关系并不广泛,他们只能依赖老乡等来自流出地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流动人口从流出地到流入地有超过半数是由于流入地有自己熟悉的人,表明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整体情况不佳。

健康状况也会影响个体的就业能力,健康状况不好的个体,在就业过程中会有更多劣势。

劳动力市场歧视会导致同工不同酬,同时有更少的晋升机会以及更大的失业可能性,对流动人口就业能力有着显著的消极影响。流动人口中,43.4%表示或多或少受过歧视,说明流动人口仍然遭受较为普遍的劳动力市场歧视。

市场需求决定了流动人口获得工作的难易程度以及工作中的竞争压力,对流动人口工作能力有着重要影响。数据表明,50.1%的流动人口认为目前所在行业的市场需求量一般。

工作搜寻能力能够反映流动人口搜集工作信息的能力和获得工作的效率,能够一定程度上影响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通过调查发现,亲人朋友推荐、报刊或网上招聘信息是流动人口获取工作信息最重要的两个途径。90%的流动人口在1个月内找到了工作,也就是说,流动人口的工作搜寻能力较好。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整体情况并不乐观。具体来看,流动人口就业能力的影响因子之中,除了工作搜寻因素水平较高,流动人口其他因素的表现并不好。流动人口的培训参与次数较少,培训参与意愿不强,对有关就业的政策了解不够,社会支持网络较为单一,受到劳动力市场歧视的现象较为普遍,市场需求量不大等。总的来说,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有待提升。

五、流动人口就业能力提升策略

基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稳就业背景下流动人口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含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角度,并且这三个角度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的。因此,要提高流动人口就业能力,必须要同时从这三个角度出发,系统地提高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

(一)微观个体因素

在微观个体因素上,应当提高流动人口培训参与的意愿。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中只有45.5%表示参加过培训,均值为3.2次。这说明,流动人口参加培训的意愿并不是很强烈,且参加培训的次数还相对较少。因此,为提高流动人口就业能力,流动人口群体应当提高自身参加培训的意愿。对于非技术生产岗位的流动人口从业者,由于整体学历不高,因此个体较难产生培训意愿。这就需要政府和企业多进行组织宣传。本研究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参加的培训只有5.9%是由政府组织举办的,其余多为中介或培训机构。因此针对某些行业,特别是以农民工为主要工作群体的如建筑业等,政府应多与企业和中介合作,宣传并开展相关职业技能培训。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与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合作,为流动人口提供培训以提高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

面对已婚的流动人口,政府可以出台鼓励流动人口伴侣到本地工作生活的政策,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团聚。同时,政府也应放宽流动儿童的上学限制,帮助减少留守儿童的出现,同时使得流动人口能够更好地进行职业发展规划。

工作搜寻能力角度,政府应与企业合作,在各个市、区、县内设立招聘市场。同时,政府出面或者与企业合作搭建线上招聘平台,方便企业和流动人口相互寻找和适配。

(二)中观环境因素

在中观环境因素上,对流动人口的老人和儿童可以采取学费减少、政府发放养老补贴等措施减少流动人口压力。在社会支持网络角度上,应着力扩大流动人口在本地的人际圈。具体来说,企业的工会可以举办一些工会内和工会间的联谊活动,通过扩大流动人口的社交圈起到提高流动人口就业能力的作用。社区也可以多向流动人口提供一些就业信息和岗位,帮助解决流动人口就业问题。同时,对实行劳动力市场歧视的企业,一经查实,政府应当对企业予以重罚,以减少劳动力市场歧视对于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

(三)宏观支持因素

在宏观支持因素上,政府应当强制企业和个人必须缴纳“五险一金”。可以考虑将其纳入企业减税的范畴中,鼓励企业积极为流动人口缴纳“五险一金”,并且采用重罚,双管齐下鼓励企业为流动人口缴纳“五险一金”。对劳动合同的签订同样应当采取类似的措施。对不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和个人予以处罚,从而提高劳动合同的签订率。

同时,政府应加大稳就业相关政策的宣传,推进政策惠及更多流动人口。面对当前市场压力较大,市场需求减少的情况,政府可以采取开展基建创造更多岗位、鼓励流动人口继续深造等等方式从需求、供给两方面出发缓解流动人口的就业压力。

此外,各地还应逐步放宽流动人口落户政策,鼓励流动人口转变为非流动人口,以此减少一些地区存在的对流动人口就业歧视现象,从而全方位、系统地提高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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