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能力、企业社会责任与真实盈余管理

毛律欣 毛良虎

摘   要：利用2015—2020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数据，研究管理层能力、企业社会责任与真实盈余管理三者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管理层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正相关，同时企业社会责任在两者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细分责任内容后发现，低层次社会责任中介效应不显著，而高层次社会责任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基于机会主义动机的高层次社会责任是管理层掩饰真实盈余管理的主要工具。该结论细化了管理层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路径机制，为企业监管者更好地实施民营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管理层能力；企业社会责任；真实盈余管理；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3）19-0052-04

引言

2020年3月1日新《证券法》的落地实施意味着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注册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强化信息披露监管，提高上市公司信息质量。然而，盈余操纵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较为普遍，尤其是民营企业。较之国企，民营企业受到更多资源配置“歧视”和融资约束限制[1]，盈余管理动机相对更强。同时，由于外部监管的日益严苛，应计盈余操纵空间缩小，企业管理层转而投向灵活度大、隐蔽性高的真实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真实经营活动，且以牺牲未来收益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经营目标的实现，这对企业未来的发展能力更具破坏力。因此，充分了解影响民营企业实施真实盈余的路径机制，有助于从源头上治理真实盈余管理。

管理层作为盈余管理的发出主体，其年龄、性别、任期及心理等方面特征均会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有一定影响[2-4]，但研究结论尚未统一，其原因可能是忽略了管理层能力的异质性。管理层能力作为高管异质性的综合体现，其能力高低将直接影响企业盈余信息质量。企业管理层借助盈余管理粉饰经营利润，对外披露虚假财务报告，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本质上是一种缺乏社会责任的表现。然而现实中，能力强的管理层经营管理得当，更有意愿和能力去支撑社会责任的负担，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背后到底是降低了道德风险还是掩盖其谋私行为值得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基于此，文章从管理层能力异质性出发，将管理层能力、企业社会责任及真实盈余管理纳入同一框架，厘清三者关系的“黑箱”，为深层次分析民营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机制提供新思路和新證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管理层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管理层能力将直接影响企业汇报的盈余信息质量。能力强的管理层关注政府的宏观政策，深谙企业所处的现实环境，对行业的发展前景和趋势有更好的把握。因此，从理论上来说能力强的管理层汇报的盈余信息相对更加可信。但上述结论仅在成熟的资本市场及良好的监督披露范式下成立。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完善，对上市公司的监督体制及各种法律规范仍未落实，声誉、职业前景等可能影响管理层实施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十分有限。相反，管理层声誉越高，董事会往往会赋予其更多的权力，这就使得董、监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管难度加大，管理层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同时，由于管理者的薪资与公司本期的盈利情况和股票价值直接挂钩，盈余管理作为一种低成本影响财务报告的方式极有可能被管理者用来寻租[5]。因此，能力强的管理者为提高股票期权价值更有可能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真实盈余管理。综上，提出假设1。

假设1：管理层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正相关。

（二）管理层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

能力作为管理者异质性背景特征的综合体现，也是其独特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深刻反映。已有研究表明，高能力管理者所在企业的社会责任通常履行得相对较好[6]。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高能力管理者内心更渴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为其赢得良好的声誉。而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高能力管理者深刻认识到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存关系，因而要高度重视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李虹和霍达指出，管理层能力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7]。此外，能力强的管理层专业知识丰富且业务能力强，能够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做出正确的经营决断，有效提升企业绩效，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成本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综上分析，能力强的管理层有助于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提出假设2。

假设2：管理层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正相关。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

“道德观”和“工具观”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两大主要动因。前者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其遵守社会契约的表现，企业管理者受道德观念和利他主义思想的影响，势必会减少真实盈余管理这种不道德的投机行为。同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熟悉程度，缓解信息不对称，压缩真实盈余管理的可操作空间。因此，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有效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而后者则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真正目的很可能是为了掩饰企业正面形象之下自利和掏空股东利益的行为。在机会主义动机下，企业借助社会责任的履行向外界传递正能量，以此表明企业财务状况良好，同时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企业。在该情境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更有可能充当了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掩饰工具”。由于我国社会责任履行程度普遍不高，披露机制尚不完善，“工具观”可能更为贴切，因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基于“工具观”，企业社会责任在管理层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起中介作用。

依据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可进一步区分出低层次和高层次社会责任。低层次社会责任主要针对员工、客户和供应商等密切联系的利益相关者。积极承担对员工的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忠诚度，降低经营风险；而客户、供应商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契约关系人，维持彼此间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助于企业长远发展。换言之，企业低层次社会责任的履行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日常经营业绩和未来战略成败，因而充当管理层掩饰“机会主义”动机工具的可能性较小。而以环境、税收和公益捐赠为代表的高层次社会责任的利他性更强，履行此类社会责任的动机应有所不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对外赢得良好的信誉，可以有效转移公众注意力，而这恰恰是企业正面光环下掩盖其负面行为的手段。更有研究表明，企业积极缴纳税款、进行公益捐赠等行为提升了企业与政府及社会公众的亲近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默许和宽恕其利润操纵行为[8]。因此，基于社会责任的“工具观”，高层次社会责任的机会主义动机更强。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相较于低层次社会责任的承担，高层次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更显著。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以2015—2020年为时间窗口，并对研究数据作如下处理：（1）删除金融保险类及被ST、PT特殊处理的公司；（2）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3）对主要连续变量按照上下1%缩尾处理。最后，共获得720家公司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研究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与和讯网。

（二）变量说明

因变量为真实盈余管理。借鉴Roychowdhury[9]的方法，分别计算异常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酌量性费用，并将三个指标复合为一个综合指标，取绝对值后记作|REM|，其数值越大表明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越高。

自变量为管理层能力。参考Dermerjian[5]的方法，利用DEA和Tobit模型分离出仅受管理层影响的企业效率，并以此衡量管理层能力，用MA表示，即MA越大表明管理层能力越高。

中介变量为企业社会责任。以和讯网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表示，记作Re。同时，将员工、供应商和客户等责任得分之和认定为低层次社会责任（由于和讯网中对股东责任的评分标准与盈余管理密切相关，为避免产生内生性未列入股东责任），记作LRe；将环境、税收和公益捐赠得分划为高层次社会责任，记作HRe。

控制变量。借鉴李春涛等[10]的研究成果，将公司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公司成长性（Grow）、经营活动现金流（Cash）、股权集中度（Top10）、年度虚拟变量（Year）和行业虚拟变量（Ind）依次列入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上述假设，借鉴温忠麟等[11]的逐步检验法，建立如下模型：

|REMi，t|=α0+α1MAi，t+ΣControls+εi，t（a）

Rei，t（LRei，t / HRei，t）=β0+β1MAi，t+ΣControls+εi，t（b）

|REMi，t|=η0+η1MAi，t+η2Rei，t（LRei，t / HRei，t）+ΣControls+εi，t（c）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由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真实盈余管理（|REM|）的标准差和平均值均为0.13，这表明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真实盈余管理。管理层能力（MA）的平均值为-0.02，中位数为-0.04，数据表明超过半数的管理层能力表现为负数，综合能力评价偏低，尚存较大进步空间。企业社会责任（Re）、低层次社会责任（LRe）及高层次社会责任（HRe）的平均值分别为25.26、4.36和6.34，数据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或多或少都有履行一定社会责任，但整体的履行水平较低。此外，控制变量也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由相关性检验结果可知，管理层能力（MA）与真实盈余管理（|REM|）、企业社会责任（Re）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8和0.12，均在1%水平下显著，初步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企业社会责任（Re）与真实盈余管理（|REM|）的相关系数为0.11（P<0.01），初步表明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与真实盈余管理正相关，但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有待进一步求证（因篇幅限制，未列示）。

（二）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a）-模型（c）的回归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列（1）可知，管理层能力的回归系数为正（ɑ1=0.287，P<0.01），说明管理层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支持假设1。由列（2）可得，管理层能力的回归系数为正（β1=9.725，P<0.01），同样表明管理层能力可以显著提升其所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验证假设2。第（3）列同时加入管理层能力和中介变量（Re），中介变量（Re）对被解释变量（|REM|）的作用显著（η2=0.001，P<0.01），说明中介效应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列（3）中的管理层能力对被解释变量（|REM|）的直接效应显著（η1=0.282，P<0.01），且由之前的0.287变为0.282，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在管理层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验证假设3。

进一步地，分别使用低层次社会责任（LRe）和高層次社会（HRe）再次检验。由列（5）和列（7）可得，管理层能力的相关系数均为正，表明管理层能力均能正向提升不同层次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同时加入管理层能力和企业社会责任后，列（6）中仅有管理层能力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显著（η1=0.286，P<0.01），而低层次社会责任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即低层次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不同的是，列（8）中管理层能力与高层次社会责任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高层次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显著，验证假设4。以上结果表明，基于机会主义动机的高层次社会责任是管理层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主要“掩饰工具”。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结果的可靠性，进行如下检验：第一，替换变量。真实盈余管理重新采用范经华等[9]的度量方式；管理层能力为降低指标噪音，将回归残差按大小顺序四等分并赋值1—4，数值越大，其对应的管理层能力也越强。第二，内生性检验。将管理层能力的滞后一期作为管理层能力的工具变量，进行二阶段回归。第三，变更检验方法。利用Bootstrap法直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经检验，稳健性结果均同前文保持一致。说明本文所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5—2020年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得出结论如下：（1）管理层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正相关；（2）管理层能力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正相关；（3）企业社会责任在管理层能力与真实盈余管理间承担了中介作用。进一步地，低层次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高层次社会责任的中介效应显著。

鉴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第一，正确看待管理者能力。在人才选聘和培养方面，应选拔和培养出具备较强综合能力又兼备良好职业操守的高素质人才；在内部激励机制方面，灵活运用薪酬、股权等激励措施，激发管理者主人翁意识，缓解其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管理层考核机制上，应纳入更多的考核指标或给予更长的考核期限。企业应以更包容的心态去看待管理层对企业的运营管理，短暂的经营业绩成果不应成为判断管理层好坏的唯一依据。第二，正确引导社会责任的履行。企业应丰富管理层绩效考核机制，摒弃“业绩第一，利益至上”的原则，将社会责任考核纳入传统绩效考核之中，鼓励管理层优先履行低层次社会责任，不搞只履行高层次社会责任的“面子工程”，谨防企业利用高层次社会责任掩饰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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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Capabil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Mao Lvxin， Mao Lianghu

（School of Business，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146，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f Chinas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4 to 2019，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anagerial abil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managerial abilit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lays a part of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m.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low-level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not significant， whil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high-level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significant. High level social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opportunistic motivation is the main tool for management to cover up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conclusion refines the path mechanism for management to implement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provides manageme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enterprise regulators to better manage the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of listed companies.

Key words： managerial abilit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mediating effect

[責任编辑   刘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