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代际支持与子女生育意愿

刘红 王枫

摘   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父辈代际支持对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并分析父代互联网使用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父辈代际支持显著提高了子代的生育意愿。其中代际照料支持和代际情感支持对子女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代际经济支持影响并不显著。第二，父代互联网使用通过挤出效应、经济效应和亲密效应等调节机制在整体上会弱化代际支持对子女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上述研究表明，我国提高人口生育率，实现人口均衡发展应充分重视家庭代际支持对提升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重要价值，并注重发挥互联网的正向调节机制，解除育龄群体“生”和“育”的后顾之忧。

关键词：父辈代际支持；子女生育意愿；老年人互联网使用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3）17-0158-04

一、研究背景

人口问题是中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为应对低生育率带来的冲击，政府相继调整出台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及三孩等政策，虽然带来生育率短期回升，但整体实施效果远远低于预期。个体生育意愿已成为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调查，“经济负担重”和“没人照看婴幼儿”仍是影响我国个体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1]。在现实的生育养育压力面前，来自祖辈的代际支持仍然是缓解年轻人生育顾虑的重要途径[2]，代际支持对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值得重点关注。

截至2021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1.19亿[3]。吕明阳和张益发现使用互联网有利于老人获取子代的情感支持[4]，但是很少有文献关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给予子女代际支持的影响，尤其缺少从互联网发展这一视角去审视家庭代际支持对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的上升对家庭传统代际支持的观念、内容以及行为均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及时关注互联网发展背景下家庭代际支持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和机制，对破解生育意愿实现障碍，构建友好生育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父辈代际支持与子女生育意愿

代际支持本质上是家庭资源的代际流动，是双向互惠家庭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通常表现在三个维度：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支持[5]。本文重点讨论父辈对育龄子女的代际支持。

关于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经济学和社会学两种角度展开研究。家庭经济学从成本和效用角度分析，认为个体通过分析生育的成本与收益，决定是否进行生育行为[6]。父母的代際经济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子女生育意愿。Bühler et al.将父代对子代的经济支持看作一种社会资本，通过提升个体或家庭的安全感和稳定性来提高子女生育意愿[7]。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背景下，普通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婚姻成本、教育成本以及住房成本等家庭再生产的成本都不断提高，父辈提供的经济支持往往显得杯水车薪。

随着中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越来越高，幼儿照料问题日益凸显。在中国社会托育服务发展不完善的背景下，许多研究证明了祖父母的照料支持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8，9]。

代际情感支持可以通过传递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影响子女生育意愿。当前社会存在的“逼婚”“催生”现象，本质上都是生育观念的代际传递，父辈或通过情感关怀或家长权威，将自己认同的生育观念和偏好传递给子女[10]。同时，原生家庭的成长环境对于个体生育观念会产生很大影响。与父母关系越亲密，子代越容易受到父母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有助于树立积极的生育观念。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父辈代际支持与子女生育意愿可能成正相关关系，家庭代际支持水平越高，子女生育意愿越强烈。

H1a、H1b和H1c：父辈的代际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对子女生育意愿有促进作用，而经济支持对子女生育意愿可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二）互联网使用调节家庭代际支持对子代生育意愿的影响

随着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高，家庭代际支持关系也随之产生新的变化。父代使用互联网会通过经济效应、挤出效应和亲密效应影响代际支持对子代生育意愿的作用。第一，父代使用互联网的经济效应有可能弱化家庭代际支持对子代生育意愿的影响。虽然互联网的发展会提高低龄老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概率[11]，在一定程度上可增强父代提供代际支持的经济能力。但是，新型互联网消费的便捷性会增加老人的网络消费支出，进而弱化代际经济支持对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第二，父代使用互联网的挤出效应可能会减弱代际照料支持对子代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互联网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大量的娱乐活动，进而挤出父辈对子女的代际支持时间。第三，父代使用互联网会通过亲密效应强化代际情感对子代生育意愿的正向效应。视频通话技术和各种即时通讯软件，可以使父代与子代的交流沟通更加便捷，同时也会促进父代将“多子多福”等重视家族延续扩大的传统观念进一步传递给子女。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说H2：父代使用互联网总体上可能弱化代际支持对子女生育意愿的促进效应。

H2a、H2b和H2c：父代使用互联网可能会弱化代际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对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强化代际情感支持对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

三、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由于CFPS2020年家庭数据库尚未完全公布，因此本文选用CFPS2018年数据，并根据个体生育年龄的合理性保留18—50岁的已婚样本。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最终样本量为6 735。

（一）变量选择

本文被解释变量生育意愿选取CFPS2018成人问卷中对应的问题“认为自己有几个孩子比较理想”，即期望孩子个数来刻画生育意愿。该问题的回答范围为0—10，数值越高表明受访者生育意愿越高。样本人群生育意愿平均值为1.91，标准差为0.69，大多数受访者理想生育规模为两个或低于两个子女。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代际支持，包括父代对子代提供的代际经济支持、代际照料支持与代际情感支持三个维度。上述三个维度重新整合为家庭代际支持指数，根据子代接受代际支持的类型数量，分别赋值为0、1、2和3。

如表1所示，没有来自父母代际支持的样本生育意愿的均值为1.86；而至少接受一种代际支持的样本受访者的生育意愿均值为1.92，且两个总体均值是否相等的t检验统计量在1%水平显著，表明接受代际支持的子女生育意愿往往更高。初步印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H1。

本文参考相关文献，分别纳入个体、家庭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庄亚儿等，2021）。通过省份固定效应控制地区层面的影响。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二）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生育意愿指标为有序离散变量，本文采用有序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方程具体形式如下所示：

Yj=ln■=αj+βgran_assisti+ΣγControlsi+εi（1）

其中，因变量代表个体i的生育意愿，j表示计划生育子女数的集合（0—10）；核心解释变量为gran_assisti，β代表个体i获得的家庭代际支持指数；ΣControlsi表示系列控制变量，αj表示估计的截点，εi则代表模型无法观测到的误差项。为检验回归结果稳健性，同时选取有序Probit和泊松（Poisson）模型进行对照。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本文在重点考察家庭代际支持对子代生育意愿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互联网发展在其中可能发挥的调节效应。本文主要利用stata16.0进行实证检验。

（三）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無论采用何种回归模型，家庭代际支持对子代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均在1%水平下统计显著。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父代的代际支持对育龄子女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第2列和第3列Oprobit和Poisson模型的回归结果依然显著，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研究假说H1得以验证。第4列显示家庭代际支持分类指标的回归结果：第一，来自父代的经济支持对育龄子女的生育意愿没有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说H1a得到验证。第二，在1%显著性水平下，父代照料支持对子女的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说H1b得以验证。第三，来自父代的情感支持显著提高了子女的生育意愿，假说H1c得以验证。

（四）父代使用互联网的调节效应

为考察互联网发展在家庭代际支持影响子女生育意愿中的调节效应，本文将调节变量父代互联网使用×代际支持指数纳入回归方程。如下页表4所示，第1—3列均显示，无论采用何种模型交互项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父代使用互联网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父辈代际支持对子代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且该调节效应结果是稳健的，假说H2得以验证。从家庭代际支持细分维度看，第4列分别引入代际支持的经济、照料和情感三个维度指标和父代互联网使用的交互项，结果显示父代使用互联网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代际照料支持对子女生育意愿的激励作用，增强代际情感支持对子女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而对代际经济支持没有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假说H2b和H2c得以验证，而H2a没有通过检验。CFPS202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①老年人网购的比例仅有29.6%，通过网络进行消费比例较低，这可能是导致经济效应不显著的原因。

四、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充分提高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并使其变现，需要家庭和社会形成合力，共同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尤其需要鼓励家庭代际支持，并注重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正向调节机制，弱化互联网使用的负面效应。第一，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应充分重视家庭代际支持对提升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重要价值。第二，优化互联网生育文化的宣传氛围，加强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培训，引导老年人健康使用互联网。生育问题是“家之大事”，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各级政府必须关注微观家庭遇到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好育龄群体“生”和“育”的后顾之忧，增强和促进其生育意愿并积极转化为生育行为，最大程度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

参考文献：

[1]   优化生育政策，改善人口结构：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答新华社记者问[EB/OL].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6/01/content_5614518.htm，2021-06-01.

[2]   李婉鑫，杨小军，杨雪燕.儿童照料支持与二孩生育意愿：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研究，2021，45（5）：64-78.

[3]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s：//www.cnnic.net.cn/n4/2022/0830/c132-10117.html，2022-08-30.

[4]   吕明阳，张益.使用互联网有助于老年人获取代际支持吗？[J].调研世界，2022（7）：35-45.

[5]   Zhang Hongfeng et al.The effect of reverse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on the happiness of Chinese older adults： A moderating effect analysis based on role conflict[J].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23（13）：1080772-1080772.

[6]   Leibenstein H.，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Studing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York：Wiley Press.1957：147．

[7]   Bühler Christoph and Dimiter Philipov.Social Capital Related to Fertility：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Bulgaria[J].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2005（3）：53-81.

[8]   靳永爱，赵梦晗，宋健.父母如何影响女性的二孩生育计划：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J].人口研究，2018（5）：17-29.

[9]   王晶，杨小科.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照料分工与二孩生育意愿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7（2）：140-155.

[10]   Bernardi Laura.Channels of Social Influence on Reproduction[J].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2003（6）：427-555.

[11]   吕明阳，彭希哲，陆蒙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就业参与的影响[J].经济学动态，2020（10）：77-91.

[责任编辑   刘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