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论战

杨薏霏

摘   要：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关于经济现代化道路的论战，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充分暴露、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以及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碰撞转型的时代语境，中国学界围绕“中国经济是否要现代化”“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路径”“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再反思”这三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大辩论。由于对问题理解的分歧，使其大致分为“以农立国”派与“以工立国”派，论战的角度多元、内容多样，呈现出中国学界早期对经济现代化问题的朴素理解。在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论战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贯穿始终，在关键时刻锚定大局，在步入尾声时打扫战场，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宣扬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现代化道路，捍卫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精神滋养。

关键词：中国经济现代化；以农立国；以工立国；新民主主义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3）16-0004-06

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界掀起一场持续至40年代的立国论战。以何立国问题的本质是对中国经济是否要现代化以及中国经济现代化要走何种道路的迷茫与徘徊，是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而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1]。由于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不同见解，使该场论战主要分为“以农立国”派与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以工立国”派等主要阵营。这场论战以章士钊《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的发表为开始，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作为最终总结。“现代化”与“工业化”是两个关联紧密却又极易被混淆的概念。因此，在对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论战展开详细梳理前，有必要对上述两个重要概念进行基本辨析。从相关概念史的考证可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学界并未对“现代化”和“工业化”两大概念进行明确区分，在论战中学界常常使用“工业化”一词来指代“现代化”，直至论战后期“现代化”这一提法才逐渐被中国学界所使用。因此，“以何立国”的论战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战，更是事关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论战。

一、中国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经济现代化道路论战的生成逻辑

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满目疮痍，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为了缓解战争造成的社会“创伤”，帝国主义卷土重来，致使近代中国的农业与民族工业均遭受严重打击。因此，在国内外复杂因素的交织下，中国作为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农业大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经济现代化的反思与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论战。

（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充分暴露

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确保剩余资本与剩余产品能够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不断加剧经济上的竞争、对殖民地的争夺，甚至结成了互相对立的联盟体系。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度追求，促使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日益尖锐、难以调和，最终于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经济衰退，许多工业区遭到严重破坏，欧洲世界银行家与世界工厂的两大特权已经发生转移。欧洲各国内部政治动荡不安。作为现代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发源地的欧洲的曾经被视为现代化范本的理论与制度，在战争的浩劫下丧失了往日的光环，原有的秩序受到怀疑和批判、固有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已经暴露。与此同时，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从东方传来，为世界各国人民展现了一条崭新的现代化之路。这一革命思想的传播和建设社会新秩序的号召，不仅在欧洲各国内部产生震荡，并且激发了海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抗意识，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理论的优越性产生质疑。因此，近代中国学界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在见证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动荡疮痍、在目见十月革命提供的崭新道路等因素交织下，开始思考近代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二）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日益深重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中国现代化的求索之路由此启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懵懂意识，到“自强求富”洋务运动的器物学习，再到以建設资产阶级社会为根本目标的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求索均未从根本上救中国于危亡之中。但辛亥革命后国内局势的短暂稳定、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一战对海外殖民地与半殖民的控制有所削弱，使得近代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对传统经济产业结构造成冲击，并同农村经济的崩溃破产形成巨大反差。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帝国主义卷土重来，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被迫中断，大批民族工业纷纷破产。种种经济基础上的变动触发了社会文化观念上的转变，反对工业化的悲观论调在双重因素交织下泛起。与此同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五四运动”的振臂高呼，催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中为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从而拉开了论战的序幕。

（三）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碰撞转型

在帝国主义的入侵下，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的侵蚀，中国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文化领域的碰撞带来了经济领域的摩擦。“以农立国”派基本上都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中国大革命、大力主张复兴中国文化，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则支持新文化运动、支持中国大革命、支持反帝反封建。这种分界表明，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近代中国学界对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思考，本质上是传统文化转型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是现代新兴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之争在经济领域里的天然分野。此外，近代中国学界关于经济现代化道路的论战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意义，工业化和反工业化、现代化和逆现代化、对都市生活的向往和对田园生活的鼓吹，在许多经济不发达的亚非拉国家与地区都曾出现，这是传统文化同新兴文化的渗透交融在经济领域的映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在一个由农村居民占多数的传统农业大国中进行的，因此，近代中国学界在中国传统“农本”文化同西方新兴“工业”文化的碰撞中、在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转型中，将文化领域的论战进一步蔓延至经济领域，掀起了对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论战。

二、中国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关于经济现代化道路的三次论战

根据论战核心问题的变化，该场论战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论战伊始到1929年世界經济危机爆发，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第三阶段是从40年代初到新中国建立前夕。纵观论战全局的演进变化，可以将其大致概括为“中国经济是否要现代化”“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路径”“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再反思”这三个循序渐进的核心问题。尽管在每个阶段中学界探讨的焦点问题有所差别，但是其界限并非泾渭分明，有些基本问题的探讨在下一阶段中仍有所延续。

（一）20世纪20年代论战：中国经济是否要现代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无情破坏，直接引发了西方学界对现代化的深彻省思，从而将研究视野从工业领域转移至农业领域，人口论、地代论、土地剩余价值课税论等纷纷涌现，甚至出现期待东方文明拯救西方的崭新论调。20世纪初，中国工业化进程举步维艰并呈现出畸形发展的不良态势，官办工业片面发展、私办工业饱受压制，因而当西方社会反思思潮传入到中国这样一个以农村居民为主的传统农业国时，中国学界立刻掀起了一场思想的回潮、理论的逆流，致使“中国经济是否要现代化”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论战中的首要问题。

章士钊在1921—1922年间游历欧洲，目睹了战后欧洲各国的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现代化、工业化。因此，为了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于1923年8月在《新闻报》上发表了《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一文，在文中他宣称“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2]，公开反对经济现代化、工业化。此议一出，响应与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孙倬章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以社会进化的视角揭示章士钊的“以农立国”主张背时代而驰的保守性、落后性，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论证了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步性、必然性。留学美国的董时进是章士钊主张的拥护者，他以现代农业经济学理论为基，系统考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此拥护“以农立国”的逆现代化主张。董时进通过梳理工农关系，得出农业国可以独立于工业国而存在，工业国却是农业国寄生物的见解，以此反对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维系濒临崩溃的传统农业经济。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是党内最早提出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中国经济必须要现代化的理论家。恽代英站在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批驳董时进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仅从全球农业国与工业国供求平衡出发来确定中国不需要开展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表面化论析，并从本质上揭露工业国对农业国的“需求”以及工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对中国来讲并非机遇而是灾难，帝国主义“势必挟其工业之优势，以窥窃农业国之统治权”[3]，因此中国势必现代化然后才可自存。

1923年11月章士钊撰写《农国辩》一文作出回应。章士钊以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崩坏为实例，分析现代化与工业化引致的弊端与苦难，指出中国正遭逢“未举工国之实，先受工国之弊，徘徊歧路，进退失据”[4]的现时境况。尽管章士钊注意到了第三国际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但他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等同于农国生产分配的“取义在均”，并认为“所言虽不离工，而考其用心，固隐然有逃工归农之意”[4]，以此作为反对现代化、工业化的支撑。为此，杨明斋专门撰写《评<农国辩>》一文纠正章士钊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现代化建设方针的误读。杨明斋指出，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是“均劳力发展生产和均民用的享受权”[5]，这是社会主义的本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企图抛弃现代化。此外，杨明斋还切中时弊地抓住论战关键，捍卫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杨明斋指出，西方国家的劳资对立、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其根源在分配和财产权制度的不合理，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并不在现代化，从根本上推翻了“以农立国”派对经济现代化的责难。瞿秋白则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入手，指出中国经济对帝国主义依附性的日益加剧，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

综合而言，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之争主要在宏观层面展开，并未对具体的实践路径作出充分的研讨。但值得肯定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捍卫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抓住了论争的本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觉悟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指向。

（二）20世纪30年代论战：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路径

20世纪30年代，贫困与苦难、动荡与不安在世界与中国蔓延。曾经被视为现代化范本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深陷经济危机泥潭，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阵痛”，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加快了侵略与掠夺他国的步伐。与此同时，国内的割据分裂、农村经济的凋敝以及各类现代化范式的接连破产，都让中国学界陷入深深的沉思。30年代的论战是对20年代论战的接续，既然已经确定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然性和紧迫性，“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路径”问题自然成为新的论战核心。

20世纪30年代涌现了一批将农业作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路径出发点、倡导乡村建设运动的知识分子，其中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卢作孚的“实业民生”、梁漱溟的“文化复兴”等是当时乡村建设理论的代表。与其他学者醉心实践不同，梁漱溟兼具了学理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是乡村建设运动与“以农立国”派在30年代的理论骨干。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一条“从农业引发工业”[6]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路径，并对为何要以农业作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给予回应。梁漱溟认为，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农业有基础而工业没有；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条件出发，农业生产所需的土地条件具备，而工业所需的资本条件匮乏；从市场竞争环境出发，农业竞争平缓而工业竞争激烈；从工农关系出发，农业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生产力与购买力的提升，二者辗转递增缘引工业的发展，最终农业工业互为推引促进经济增长，因此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践要以农业为起点。但梁漱溟经济构想的最终指向并不是工业生产力的进步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是要重建传统的满足自给自足需要的乡村工业，其理念仍未从固有的小农经济摆脱出来，本质上仍是逆现代化的理论。此外，对于如何破解“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路径”中的阻碍，梁漱溟的探源也并未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出发，未能科学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科学研判近代中国占支配地位的最主要矛盾，只是片面地将其归因于文化失调，并得出政治问题是总关键、政治问题中的内部矛盾是问题核心的错误论断。

共产党湖北党部早期创始人钱亦石批驳了梁漱溟等“以农立国”派将农业作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出发点的依附性发展路径，强调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必要性。钱亦石明确指出，现今是机器工业称霸的时代，因此要想中国能够独立自主地发展生产、摆脱中国经济对帝国主义经济的依附，只有振兴工业这一条路径，要以大工业为基础来改造农业。陈翰笙运用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对近代中国农村的实际境况进行调研，并同梁漱溟宣扬的实践路径展开论战。通过调研陈翰笙发现，农田的分散以及新地主阶级对土地的集中使得农业管理的合理化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等举措均无从实现，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农业繁荣的极大阻碍。并且中国自古以来的农业生产方式，天然就同大量生产的发展、大量劳力的使用、科学技术的应用相排斥。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农民阶级被迫缩减生产资料、放弃自己的土地，从而直接导致荒地面积的日益增加、耕地面积的不断缩减，进而引发农业产量的下降、农村经济的步步崩溃。陈翰笙认为，“以农立国”派并未意识到近代中国农业问题的核心在于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核心在于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间的矛盾，虽然该派论者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路径”问题构拟了具体的方案与设想，但其实践路径同农村的现时境况相分离，只是强调农业繁荣未能真正解决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拥护者千家驹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梁漱溟将“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路径”中的阻碍归因于文化失调的偏见作出纠正。千家驹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强调“社会的法制礼俗本身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有怎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就产生怎样的法制礼俗”[7]。对于如何破解“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路径”中的阻碍，千家驹从根本问题出发并指出，必须彻底消灭帝国主义以及封建势力残余，否则一切关于“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路径”的设想都不能谈也不配谈，只是流于空想。

综合而言，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之争发生了从宏观至微观的转向，论战双方均呈现出互相借鉴的趋势，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有所削弱，但这也使得“以农立国”派的倒行逆施更具隐蔽性。如果说20年代的论战使国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时代趋势，那么30年代的论战则进一步加深了国人对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开始从具体实践路径的维度来强调相辅相成的工农关系，对民族独立自主与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关联有了初步的认识。

（三）20世纪40年代论战：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再反思

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从区域性向全球性扩展，几乎全部国家都被这场战争所裹挟。这场战争不仅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控制大幅削弱，同时也日益凸显了经济现代化对于坚持抗战、结束战争的支撑作用。从国内形势来看，抗日战争正从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转化，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道路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预见性被实践所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主张日益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和认可。因此，在战争形势发生逆转、中国共产党力量日益崛起等因素的推动下，20世纪40年代的论战实际上是对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家经济重建路径的再反思，因此，“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旧话重提，再次成为论战的核心。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王亚南认为，20世纪40年代对“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的论战是一个旧问题辩论的再起。杨开道在《中国以何立国》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的优秀农业民族，中国现时的社会仍然是“以农立国”的且不具备发展工业的客观条件，因此中国的未来仍然要走“以农立国”的经济现代化道路。此后，杨开道又撰写了《再论中国以何立国》《现代农业国家诠释》等文为“以农立国”进行辩护。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未来发展前景，杨开道始终秉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中国无论如何发展工业化、机械化，始终将局限在某一限度内，其最终结果只会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农业国。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经济学家钱俊瑞批判了杨开道的论调，指出其本质上仍然是在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辩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学家许涤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关于中国以何立国的问题》一文中对杨开道给予批驳。许涤新从坚持抗日战争胜利的现实需要出发，引用毛泽东提出的“三位一体”，论证“以农立国”无法支持中国将抗战进行到底并取得最终胜利。同时，在该文中，他还援引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此证明在社会生产发展到大机器工业时代仍想以农立国，“显然是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的”[8]。此外，许涤新对杨开道所构想的经济现代化最终指向作出深刻剖析。他指出，杨开道“现代农业国家”的提法“本质上仍不外是企图保存封建的生产关系而已，保存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况而已”[8]。在论战中，许涤新进一步意识到中国经济现代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整个政治经济的问题，因此，他从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关系、从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等维度出发，给予“以农立国”派以致命打击，回答了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后，如何并怎样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比起杨开道对于建立农业国的公开支持，晏阳初“以农立国”的观点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则更具隐蔽性。在《开发民力建设乡村》一文中，晏阳初主张从农村入手，强调发挥农民阶级革命力量“一切从人民出发，以人民为主，先使农民觉悟起来，使他们有自动自发的精神”[9]，要将蕴藏在中国广大乡村、广大农民中的伟大而磅礴的力量开发出来。但晏阳初对于妨害农民革命力量壮大的阻碍只字不提，掩盖了官僚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摧残破坏、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压迫。关于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力的问题，晏阳初对束缚农民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视而不见，只是强调要将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组织力等方面作为开发民力、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切入点，究其根本是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维护，是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辩护，是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否定与打击。1945年许涤新在《中国经济的道路》一文中对“以农立国”派进行全盘清算、对“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问题给予全面回答。在文中，许涤新全面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指出中国经济现代化只能走新民主主义这一条发展道路，并详细阐述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因、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的根据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内容。在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以工立国”派的纠正下、在抗日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下，“以农立国”派的保守主义论调再也未能掀起波澜，经济现代化成为学界共识。

综合而言，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占据明显优势，中国经济要走向现代化已经毋庸置疑，同时现代化一词的广泛使用也进一步表明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及中国学界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不断向纵深推进。在该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用新民主主义理论回答了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要走向何方以及如何发展的中国之问、人民之问与时代之问，开辟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现代化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资源。

三、中国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经济现代化道路论战的时代价值

在这场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论战中，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处境使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并未公开投入该场论战，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其中，且有意识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宣扬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工立国”的现代化主张，捍卫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以中国社会性质为聚焦点，辨析了来自各个阶级、各个派别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具体实践路径；在同错误思想斗争的基础上，全面阐释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

（一）捍卫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

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的冲击下，家庭手工业破产、小农经济逐渐瓦解、民族工业发展举步维艰，工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总体水平低下，难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广大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以农立国”派无法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反对经济现代化，并以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为借口对经济现代化大肆批判。在这场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批驳了“以农立国”派的逆现代化理论观点。经济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从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资本主义把世界一切民族都卷入到工业文明中来，“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0]。在这场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批驳了“以农立国”派将资本主义同经济现代化相等同的错误观点。他们明确指出，不能将经济现代化同资本主义的概念相混淆，要厘清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源不在经济現代化，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不能因为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而全盘否定整个经济现代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以农立国”派的错误理论主张作斗争，指明了经济现代化对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关键作用，捍卫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

（二）辨析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中国经济现代化这一理念初步被学界认可接受后，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成为困扰学界的新问题。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入侵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盘剥下形成了政治脱轨的混乱局面。在特殊的社会性质下，“以农立国”派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抱有错误幻想，他们无法提出独立自主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路径，也无力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在这场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批驳了“以农立国”派从文化领域入手开展经济现代化的错误实践路径。“以农立国”派对工农关系的关注、对社会和谐的向往、对生态平衡的重视等是对传统农业文化理念的投射，这种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掘值得肯定。但是其在经济基础尚不发达的阶段就企图将文化领域作为出发点变革中国社会、开展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显然不合时宜。在这场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中国社会性质为基础，批驳了“以农立国”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有意回避与错误认知。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是构拟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路径的基本前提。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要想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要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重任，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享有国家主权的新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经济现代化建设。否则一切方案只能是纸上谈兵、泛言学理。在这场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近代中国社会现实为基础，批驳了“以农立国”派将希望寄托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错误幻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代表，将满足二者的利益作为一切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该种依附性使得其无法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实践路径中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因而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三）提出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大国，中国经济现代化建立在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的现实基础上。“以农立国”派虽然正确把握了这一客观事实，但未能进一步提出将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则以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农业国的客观现实为出发点，开辟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现代化道路。在这场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现代化道路的经济背景，指出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中国不具备走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同时中国现阶段薄弱的经济基础也使得中国无法立刻走上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道路，因此，中国必须要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现代化道路。在这场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肯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道路。新民主主义经济现代化道路扬弃了资本主义排斥中小生产的缺点，充分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热情，促进农业从落后水平发展至现代化的水平，为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创造条件，为进入社会主义经济提供跳板。在这场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论析了经济现代化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坚实基础。传统的个体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可能也无法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经济现代化建设不仅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赖以发展的主要基础，还是顺利过渡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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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千家驹.中国的歧路[N].益世报·农村周刊，1935-04-06.

[8]   许涤新.关于中国以何立国的问题[N].新华日报，194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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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4.

Analysis of the Debate on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Road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40s

Yang Yifei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The debate on the path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China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40s was based on the era context of fully exposing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olli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s.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engaged in a major debate around the three core issues of“whether the Chinese economy should modernize”“the practical path of Chines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path of Chines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Due to differences in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it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e“taking agriculture as countrys base” faction and the“taking industry as countrys base” faction. The perspectives and content of the debate are diverse， presenting the early simple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In the debate on the path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e early Chinese Marxists statements ra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anchored the overall situation at the critical moment， swept the battlefield at the end， publicized the new democratic path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wrong ideas， defende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provided spiritual nourish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economy; taking agriculture as countrys base; taking industry as countrys base; new democracy

[责任编辑   兴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