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念化的人物形象

楼海珍

【摘要】在张艺谋电影中，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是服从于其电影造型和文化理念的需要的，体现出意念化的特征。张艺谋常想方设法来凸现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把人物作为抽象的符号，以此去承载某一文化因子、体现作品的主题，象征意味浓郁。

【关键词】意念化;人物形象;张艺谋电影

人物是一部影片的灵魂，优秀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应是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在电影故事的五个基本元素——人物、环境、事件、情节、意义中，人物具有核心的地位。不过，在张艺谋的影片中，人物本身却并非处于中心地位，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于其电影造型和文化理念的需要的。总的来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他所采取的策略可概括为“凸现一点，抽象或象征意味浓”，影片中的人物过于趋同和类型化，人物性格单一且缺少发展和变化，不够立体。他想表现的是具有抽象性、普遍性的人，可说是某一类型的人，而不注重表现人物的具体形态、人性及其个人心理。

一、凸现性格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张艺谋经常想方设法来凸现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如“我奶奶”的热烈、敢做敢为，“我爷爷”的强悍、张扬，菊豆的顽强抗争，颂莲的自甘随波逐流，秋菊的执著，魏敏芝的倔强，……从而使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某方面的性格特征很突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这样的方法也使影片不能充分展示人物的深层心理的丰富性，也不能完整揭示人物的人格结构。

从人物的性格刻画来看，张艺谋所喜欢的往往都是那种“一根筋”式的人物，他们执著，具有反抗性，不屈从于他人，不达目的不罢休，是一种单向思维式的人物。可以这么说，这种“一根筋”的性格其实暗合了张艺谋的心理期待，是他通过电影想要表现的最主要的生命体验类型。因此，他在几乎所有的影片中都对此进行了彰显，影片中的人物可说是一种符号化的展现。

在张艺谋电影的故事叙述中，女性角色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这些女性角色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大都倔强叛逆、敢想敢干，多有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坚定不移的信念、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韧性，用张艺谋自己的话说：“她们不是香醇浓郁的陈年老酒，而像白干、二锅头，一入口就辛辣呛鼻，入肚后则翻肠搅胃。”

如《红高粱》中“我奶奶”敢爱敢恨、狂放不羁：敢于对抗她爹为代表的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的爱情;敢与“我爷爷”野合;在日本鬼子杀害罗汉大爷时又积极鼓动、倡导男人们抗日报仇……，是一个“敢爱敢恨、爱憎分明的女人”。

还有那一把火点燃了染坊，颇有同归于尽气概的菊豆;那对“老规矩”不认可、对陈老爷不屈从的颂莲;那面对相继失去至亲的痛苦，仍然坚强地活着的家珍……

这些女性虽然生活在不同时空、外在形象也各不同，但她们有着相似的一点：都透着一股子的执著、倔强、不信邪、不服输的“一根筋”的性格。她们是张艺谋叙事表意的主要载体，她们的执拗、倔强以及对信念的不懈追求，显示了张艺谋电影对善的理解、渴望，集中体现出张艺谋的人生想象和艺术追求。

张艺谋影片中的这些人物性格鲜明，使观众为他们的执著而感动，但同时人物性格显得单一，缺乏人物的深层心理的丰富性的体现，同时也使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显得比较僵硬。

二、人物符号化

在人物的塑造上，张艺谋电影也与传统的不同，影片中的许多人物往往缺少性格发展的逻辑程序，就像是一个个凝固的雕塑。他把人物作为抽象的符号，以此去承载某一文化因子、体现作品的主题，象征意味浓郁，苦心营造出一番象征天地。正如陈墨所说，“张艺谋这几部电影中一些主要人物，都是‘身兼二职，第一当然是有名有姓的具体的人物，如《红高粱》中的‘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九儿、罗汉大爷、秃山炮等等，他们都是些单个的人。而作者的表现重点，并不是这些单个的人的琐碎的生活及细微心理本身，而是要通过这些人来表达某种情绪、某种思想，从而使这些人物有了第二种身份，即作为一种表现符号。作者投向第一种身份并表现他们的具体的言行，其焦点是虚的，为的是要表达超越这些具体言行之上的情绪、思想。”也就是说，张艺谋想要表现的往往是具有抽象性、普遍性意义的人，而不注重表现人物的具体形态、人性及其个人心理。在张艺谋电影中，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是服从于其电影造型和文化理念的需要，而成为一种特殊的表意性符号，成为某种情绪、思想观念的象征。有人把张艺谋影片中的人物分成这么几类，红色的女人、灰色的男人、黑色的老人和多彩的孩子。可见，张艺谋电影中的人物具有某种概念化、抽象化的特征。

在张艺谋影片中，有一类具有代表性的角色，那就是权利的占有者，这些人往往由年长的男性来充当（有人称之为“黑色的老人”）。他们在影片中是经常被概念化的，基本上不正面出现，也没有什么饱满、丰富的性格，若隐若现却又无处不在。

比如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就有这样一个形象，即陈家大院的老爷、四个太太的主人：陈佐千。陈老爷是个地地道道的有钱有势多妻妾的封建宗法主子。在这个深深的庭院里，作为一家之主的他决定着一群女人的命运，他在陈家大院中占有绝对的不可撼动的统治地位。他是点灯、封灯、捶脚等规矩的制造者，是卓云、梅珊、颂莲、雁儿这些女性极力讨好、争夺的对象，他不但把四个女人随意地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能无所顾忌地除掉那些越轨犯规的人。在影片中，陈佐千的权力、威信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但是这么一个人物，在影片中却可说是“缺席的”，导演张艺谋连一个稍近一点的中近景镜头都没给他，几乎没有给他一个正面的影像，观众看到的只是一个穿着一身黑衣的背影，听到的是他严厉冷酷的声音。这个人物符号象征着夫权、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扼杀了女人们的人性、青春与自由。陈老爷是个封建势力、封建思想的化身。他在导演的观念中完全就是一个抽象的统治者，就是一种符号，他充当了导演表达的一种理念的载体，因此，能否看到他的面容在影片中其实已不重要。

张艺谋的这种使角色从属于自己某种文化理念表达的需要，而具有较浓的象征意味的方式，也就是符号化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设置，在张艺谋电影中是很常见的。如《红高粱》中“我奶奶”的形象就被张艺谋成功地转化为一种符号。原小说中的凤莲是个塑造得非常精彩、丰满的人物，形象是极其复杂丰富的，但这一人物丰满的个性在电影中被大大地简化了，“我奶奶”身上风流放荡、刁钻阴狠的一面被删掉了，在影片中象征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激昂的民族精神，成为一个“反封建”、“反礼教”的单调的“符号”。

《十面埋伏》、《三枪拍案惊奇》等影片延续了张艺谋人物塑造的符号化、象征化特点。不过，与陈佐千、杨金山等符号化人物有着某种确定性的文化含义不同的是，这里的人物已没有了过去那种深入文化之中的具体的所指，这些人就是一些最为简单的符号，影片中就以小妹、大姐、刘捕头、金捕头、张三、李四、王五这样很平淡、极常见的符号似的称呼来指称这些人物，可以说“他们被抽调了任何具体的意义，都是一些空洞能指，指向一些被抽离出普遍性的人性的表征。”这可以说是张艺谋后期电影人物形象塑造的又一变化，“集中显示了其无深度的、超越了文化的反思而彻底地跨出了‘现代性束缚的‘后现代平面化的表现”。

总之，张艺谋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采取这样的策略，使得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性格鲜明，但是，人物形象过于趋同和类型化，人物性格也缺少发展和变化，不够丰满、立体，人物复杂性表现上不足。而且，张艺谋电影并不侧重于表现人物的心理，而是侧重于人物在整部作品中的叙事功能。人物是其电影完成叙事主题的构成要素，不要脱离影片的总体构想而去寻找单个人物的性格意义。

【参考文献】

[1] ﹝韩﹞李宗禧. 民族的与世界的——论张艺谋电影[J]. 当代电影， 2000（1）：47.

[2] 陈  墨. 张艺谋电影论[M].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5：215.

[3] 张颐武. 三枪拍案惊奇：从喜剧中重新寻找可能性[J]. 当代电影， 201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