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闫寒

摘   要：利用我国2015—2018年398家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国际化程度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与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国际化程度越高，创新能力越强，表明国际化程度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社会责任在国际化程度方面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国际化程度可进一步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正向作用于创新能力；政治关联对国际化程度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政治关联越强，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越弱。

关键词：企业国际化程度；创新能力；企业社会责任；政治关联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3）09-0028-04

放眼全球，综合国力竞争归根结底是创新的竞争。Schnabel通过对德国企业研究发现，相比本土企业，具有国际化经营活动的企业能够创造更多的知识资源，并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中起重要的作用[1]。逯宇铎等，用产品创新的研发度量企业创新，证明了企业的创新程度随出口量的增加而增长[2]。由此可见，任何企业若想获得长久的竞争优势，都需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中，开展国际化经营，所以研究国际化程度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就显得至关重要。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国际化程度与创新能力

国内外学者对国际化程度与创新能力的关系进行大量研究，總体而言，国际化程度正向作用于创能力，即国际化程度越高，创新能力越强。Cassiman & Veugelers的研究表明，通过将外部引进的技术与内部研发相结合能够提升企业技术绩效，且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拥有更加多元化的研发人员[3]。袁梦美分析了国际化程度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通过国际化可以获得资源，提高利用机会的能力，进而提高创新绩效，这是创新自身溢出效应的影响[4]。赵刚通过研究中国省级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使得企业能够嵌入异质性的国外创新体系，获得先进的知识理念和技术，从而推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产业的转型升级[5]。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国际化程度与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

随着国际化的深入，企业越来越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Attig等通过对3 040家美国企业研究发现，国际化与CSR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东道国法律法规越完善，国际化对CSR的正向激励作用越明显[6]。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会不断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CSR是企业提高社会整体生活质量以及努力构建和维系与员工、消费者、社区等关键利益相关者良性关系的一种政策、程序与行为[7]。Porter等在文章中指出，企业遵守合理的环境标准能够促进企业开展一系列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价值的创新活动，提高企业竞争力[8]。王海花等人通过分析宝洁公司得出结论，CSR能够激励企业构建开放式创新网络，继而提升企业开放式创新能力[9]。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

H3：企业社会责任在国际化程度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三）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在正式制度尚未成形之前，企业家通过竞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聘请政府退休的公职人员以拉近与政府的关系，形成企业的政治关联[10]。Zeng等人认为，政治关联可以使企业从政府得到更多对于创新的支持[11]。俞峰、钟昌标指出政治关联能够有效弥补企业内部研发不足，从而推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12]。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关联虽然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资源和便利，但这些资源具有遮掩效应，企业通过向政府合法谄媚，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这样一来便占据企业的研发资源。李晓钟、徐怡的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高新技术企业更有可能获得政府采购的订单，这就降低了企业进行长期、风险较高的创新活动的意愿[13]。黄新建和刘玉婷认为政治关联带来资源的同时，存在创新资源挤出效应[14]。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政治关联负向调节了国际化程度对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即当企业存在政治关联时，国际化程度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被削弱。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中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处理：去除ST、*ST企业；去除海外销售数据不足4年的企业；去除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将港澳台地区的销售数据纳入海外收入中。经过如上筛选和匹配，最终得到398家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1 592个样本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沪深证券交易所以及上市企业披露的年报。

（二）变量选取与定义

1.因变量：创新能力（IA）。本文选取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作为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

2.自变量：国际化程度（FSTS）。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本文选择海外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作为国际化程度的衡量指标。

3.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CSR）。本文采取企业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方法，并用主营业务收入替代企业总股本以计算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强度，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强度则用来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

计算公式为：企业社会责任投入强度=（净利润＋纳税总额＋职工费用＋利息支出＋公益投入－社会成本）/主营业务收入。

4.调节变量：政治关联（PC）。本文采用大多数学者使用的测量方法，使用二分类变量，通过企业年报所披露的高管简历，若高管有政府工作经验、担任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在政府部门担任处级或以上领导岗位，则将该企业的政治关联设为1，否则即为0。

5.控制变量。本文选择如下五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一是企业规模（SIZE）。本文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二是企业年龄（AGE）。本文采用公司首次注册年份至统计当年的差额来衡量。三是资产负债率（LEV）。本文采用总资产/总负债来衡量。四是资产收益率（ROA）。本文采用净利润/总资产来衡量。五是营业收入增长率（GRO）。本年度营业收入减去上年度营业收入的差值与本年度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及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SPSS 25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创新能力的均值只有4.372，可见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创新能力仍有待大幅提高，并且企业之间创新能力的差距较为明显。国际化程度的标准差为20.907，说明样本企业对国际化战略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CSR的均值为0.285，说明样本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不够，将CSR作为企业的一种战略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政治关联的均值为0.470，这显示出样本企业中将近一半的企业将政治关联提高到战略高度。通过相关系数可知，FSTS与IA在1%的统计意义上正相关，这初步验证了假设H1，并且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大部分都小于0.5，这排除了各变量间存在明显共线性的问题。

（二）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M1—M7的层次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M1和M2把CSR作为因变量，模型M3—M7把创新能力作为因变量。模型M4的结果表明，在加入了控制变量后FSTS显著正向影响创新能力（β=0.067，p<0.05），说明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企业的创新能力随之提升，假设H1得到验证。

为了验证CSR的中介效应，首先，验证了自变量国际化程度对CSR的影响。模型M2中，在引入控制变量后国际化程度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CSR（β=0.017，p<0.01），表明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其次，基于模型M4，加入中介变量后得到模型M5，此时CSR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创新能力（β=0.993，p<0.05），而国际化程度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由0.017变为0.050，且显著。这表明，CSR不仅对创新能力有直接影响，而且还通过国际化程度间接影响创新能力，即CSR在两者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和H3得到检验。

为了验证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模型M7引入国际化程度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模型M7的层次回归结果显示，国际化程度显著正向影响创新能力（β=0.060，p<0.05），而国际化程度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却显著负向影响创新能力（β=-0.021，p<0.05），说明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际化程度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效应，假设H4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Hayes提出的Bootstrap方法判断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样本量为5 000，在95%的置信区间下，中介检验的结果没有包含0（LLCI=0.0021，ULCI=0.0268），说明CSR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114。控制了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区间为（LLCI=0.1315，ULCI=0.5113），不包含0。由此可见，CSR在国际化程度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本文中介效应的稳健性。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398家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中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国际化程度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检验了CSR的中介效应以及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国际化程度对创新能力起着正向作用；其次，CSR在国际化程度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即随着企业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企业越发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再次，政治关联负向调节国际化程度对创新能力的作用，即政治关联会削弱国际化程度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激励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经营管理启示：

第一，积极加入全球化浪潮，开展国际化经营，并注重创新能力的提升。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我国企业应主动应对国际竞争，通过创新能力的提升来扩大市场份额、获取竞争优势。第二，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重视社会责任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国际化程度影响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随着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企业应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从而获得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所需的资源和支持。

参考文献：

[1]   Schnabel W.S.Do exporters really pay higher wages？ First evidence from German linked employe employee dat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1）.

[2]   逯宇铎，邱东阳，刘海洋.创新与出口间因果关系分析：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2012（8）.

[3]   Cassiman B.，Veugelers R.In search of complementarity in innovation strategy： internal R&D and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J]. Management Science，2006（1）.

[4]   袁夢美.企业国际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7（5）：6.

[5]   赵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及其吸收能力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检验[J].未来与发展，2019（1）.

[6]   Attig N.，N.Boubakri S.El Ghoul，O.Guedhami.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6，134（2）：171-197.

[7]   Hillman A．J．，Keim G.D.Shareholder Value，Stakeholder Management，and Social Issues：What’s the Bottom Lin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5，22（2）：125-139.

[8]   Porter M.E.，Linde C.Green and Competitive：Ending the Stalemate[J].Journa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999，73（5）：120-134.

[9]   王海花，彭正龙.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开放式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 2010，28（1）：18-21.

[10]   邹青，李昌荣.政治关联与研发投入：基于企业税负的视角[J].金融与经济，2016（11）：46-52.

[11]   Zeng P.，Lv D. V.，Liu Y.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tical Relevance and Government Innovation Support：Mechanism and Path[J].Sci.Res.Manage，2016（7）：17-26.

[12]   俞峰，钟昌标.企业政治资源真的存在诅咒效应吗？——基于中国科技部创新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J].南开经济研究，2017（2）：41-54.

[13]   李晓钟，徐怡.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作用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基于电子信息产业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J].中国软科学，2019（5）：31-39.

[14]   黃新建，刘玉婷.政治关联、特许经营权与经营业绩[J].软科学，2019，33（2）：75-80.

[责任编辑   卫   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