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收入及社会公平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时间：2024-04-24

张致

摘要：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通过构建基准模型，分析家庭收入及社会公平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收入与居民的生育意愿呈“U”型变动关系；社会公平与居民的生育意愿显著正相关；个人因素在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时存在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即发展经济，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在各项决策中保证程序公平，提高居民公平感知；分地区施策，拉动落后地区经济。

关键词：家庭收入；社会公平；生育意愿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3）09-0086-04

引言

人口资源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起根本性作用[1]。然而近年来人口直线下滑以及老龄化严重，导致我国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2]。为此我国于2015年开始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以鼓励生育，但是效果并不显著，至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创历史新低，2021年我国呈现离婚率上升，结婚率下降的趋势。如今，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严重，劳动人口缺乏，人口问题亟待解决。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三胎政策”，距2015年的“二胎政策”仅过去五年，可见我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然而人们并未持积极态度，甚至一些人表示不愿意生三胎，因此需要对抑制父母生育意愿的因素做进一步研究。相关调查数据显示，一些已有一孩的女性不愿意生二胎是因为“经济负担过重”，并且这一原因占比高达74.5%[3]。据相关文献，农村地区女性的生育意愿受到经济水平的限制[4]。近年来重视教育带来的抚养成本增加降低了女性生育意愿[5]。作为经济因素的重要部分，家庭收入对父母的生育意愿也有较大影响，但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除经济因素外，一些社会因素如社会公平等也会影响父母的生育意愿，目前大部分学者多从人口角度等方面进行研究[6，7]对社会公平的关注较少。本文拟将经济学与社会学结合，从家庭收入和社会公平两个角度进行研究，为今后生育政策的实施提供一些思考。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关于生育意愿，大部分文献着重探究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上逐渐从定性向定量研究转变。本文根据已有文献，从经济和社会角度出发，并结合其他因素，对此前的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假设。

部分学者已证明家庭经济因素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显著负面影响[5]，也有学者从家庭收入出发，构建关于家庭的时间价值模型，将生育决策纳入函数，家庭收入增加将承担更高的教育成本，从而有利于提高生育意愿[1]，其中生育成本主要体现在分娩的更高要求、养育的更高质量以及教育的更高投入上[8]。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家庭收入和居民的生育意愿存在着非线性关系，何明帅和于淼[7]证明家庭收入和关于家庭收入与生育意愿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综上认为家庭收入对居民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H1：家庭收入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但具体作用方向不确定。

除了经济因素外，社会因素对居民的生育意愿也有一定影响。部分学者从主观出发，研究公平感知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张琳[9]提出公平感知是居民生育意愿的基础。居民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会通过具体的生活体验和实践感受逐渐形成对周围环境公平的感知，一方面通过生育动机影响其生育意愿[10]，另一方面通过效能获得感增强行为意愿[11]。卢秋佳等[12]进一步证实公平感知对育有一女的父母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为正。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H2：社会公平对居民的生育意愿具有正向作用。

除家庭收入和社会公平外，其他因素如住房状况也影响青年人口的生育决策，有住房的生育意愿高于无住房[13]，且当父母年龄大于45岁时，房价会对父母的生育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此外，由于我国部分地区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因此子女的性别对生育意愿有一定影响[14]。另有文献指出，在生第二个孩子或者以上时，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已有孩子状况、收入等会影响其决策。亲戚和朋友关系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生育意愿[15]。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居住证是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一个主要因素，通过社会地位以及公共服务产生影响[6]。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该调查涉及全国28个省，具有全国代表性。本研究共得到12 582个样本，剔除了无关和缺失的样本之后，得到有效样本9 935个，代表性较强。

在變量的选择上，本文选取居民生育意愿作为因变量指标，采用问卷中“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进行测量，没有生育意愿的样本赋值为0并依此类推，以家庭收入和社会公平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家庭收入采用问卷中“您家2016年全年家庭总收入是多少”进行测量，社会公平采用问卷中“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进行测量并依次赋值。此外，本文将个人性别、年龄、民族、宗教、受教育程度、住房面积、健康状况以及婚姻状况等作为控制变量。变量赋值与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家庭收入相差较大，可见贫富差距较大；社会公平均值为3.11，说明居民平均认为当今社会是比较公平的；性别均值为0.48，说明本文选择的样本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年龄均值在55岁左右，可见被访问者大部分已人到中年；民族均值为0.933，被访问者绝大多数均为汉族；受教育程度均值为2.28，说明大部分居民的学历较低，处于初中水平；住房面积差距较大；健康状况均值为3.501，表明大部分居民比较健康。婚姻状况均值为0.912，只有少部分居民未婚。从描述性统计看，本研究选择的样本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具有一定代表性。

（二）模型选择

在方法的选择上，之前学者分别采用了probit模型、最小二乘法和多项logistic回归等。本文选择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回归方程如下：

Children=β0+β1lnincome+β2lnincome2+β3fair+...+βnXn+μ

Children为父母的生育意愿，β0为常数项，βi为变量系数（i=1，2，3，...，n），将家庭收入取对数得lnincome并将其平方作为一个变量研究。fair为社会公平，Xn为控制变量，μ为随机扰动项。本文以此为基础进行回归并分析家庭收入和社会公平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

（一）基础回归

采用OLS进行回归，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

家庭收入与生育意愿存在非线性关系，并呈“U”型变动。家庭收入对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负面影响，家庭收入对数二次项的系数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正向影响，由此可见家庭收入与居民的生育意愿呈“U”型变动关系。该结果证明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设。在家庭收入较低时，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提高会降低父母对子女质量的需求进而降低生育意愿；在家庭收入较高时，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增速将逐渐减慢，到达某个临界点后，收入增长将带来较强的收入效应，从而高于其机会成本，提高居民的生育意愿。其次，社会公平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公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居民的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即居民感觉越公平，生育意愿越强，由此验证了本文的第二个假设。这可能是由于公平的环境满足了父母对于公平待遇的期望，也有可能是因为居民的公平感知提高生育认同进而影响生育意愿。此外，个人因素影响生育意愿。由表2可知，性别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居民生育意愿呈正相关，男性的生育意愿高于女性。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女性越来越追求独立，社会上存在的职业歧视及性别歧视等会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年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居民的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宗教、受教育程度、住房面积和健康状况等均对居民的生育意愿有着显著影响，而民族和婚姻状况对居民的生育意愿影响不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后需要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根据相关文献，可用其他变量替换核心变量进行检验，也可以采用其他模型进行检验。本研究采用第一种方法，以人均年收入代替家庭收入并进行回归，其结果如表所示。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类似，由此可以表明本研究的结果是稳健的。

（三）分样本回归分析

考虑到不同地區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本研究将地区分为北上广和其他省市，并对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进一步分析其地区异质性。根据表1，对北上广和其他地区而言，家庭收入对居民的生育意愿呈“U”型变动关系，与之前的回归结果一致，且北上广地区的影响更大。与基准结果不同，民族会影响北上广和其他地区的生育意愿。此外，宗教、受教育程度、住房面积、婚姻状况均对居民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从年龄上看，北上广地区对生育意愿无明显影响，其他地区则呈正相关；北上广地区婚姻状况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而其他地区则相反。由此可见，个人因素等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研究家庭收入和社会公平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家庭收入与居民的生育意愿呈“U”型变化，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居民的生育意愿会先下降后上升；第二，居民越感到公平，生育意愿越强；第三，个人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发展经济，降低机会成本

经济因素是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重要方面，在经济因素中，家庭收入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应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居民的养育负担，针对新增出生人口提供各方面服务，切实解决幼儿照料问题，为上学的儿童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此外，明确禁止工作中的性别歧视，保护女性在工作中的各项权益，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

（二）积极促进社会公平，提高居民公平感知

社会公平也影响着生育意愿。因此在决策过程中要注重分配公平、程序公平，提高政府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构建高效的诉求表达渠道。此外，要提高育龄人口公平感知度，给予精准的公共政策供给，通过加强教育和媒体宣传提高居民的公平感知能力，在制度设计时注意公平的全面性，力求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保障其公平获得感。

（三）分地区施策，实现均等化发展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家庭收入也不尽相同，由此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居民的生育意愿。因此要注意在实行某政策时，因地区而定，对于发展落后的地区，积极鼓励当地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一些落后的农村，通过乡村振兴等项目激发当地经济活力，提高当地居民的实际家庭收入，最终提高当地居民的生育意愿。

参考文献：

[1] 何秀玲，林丽梅.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与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数据的经验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98-108.

[2] 张学瑞，魏梦圆，韩忠言.中国“人口问题”探究[J].黑龙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2022（12）：46-48.

[3] 育儿成本占到我国家庭平均收入近50%七成不愿再生[N].人民日报，2017-01-24.

[4] 吕智宇.女性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与对策探讨[J].人口与健康，2022（6）：30-32.

[5] 姚建平，张凌子.城市常住人口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9-58.

[6] 梁土坤.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居住证的影响及机制[J].青年研究，2022（2）：26-40，94-95.

[7] 何明帅，于淼.家庭人均收入、代际社会流动与生育意愿[J].劳动经济研究，2017，5（5）：117-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