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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教育视角下的“考研热”现象分析

时间:2024-04-24

王宝玺 汤佳雯

摘   要: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而最新的发展战略下对高学历层次人才需求旺盛。伴随高校毕业生规模扩大等现象,就业问题凸显,升学意向增强,考研热度显著提升。基于过度教育的新视角,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配置理论揭示“考研热”现象的生成逻辑,并具体表现为分析农村生源、发达地区、往届生、学科、名校和虚假“考研热”。为警惕过度教育导致的不良后果,提出加大产业结构升级力度、缩小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提倡理性教育投资、减少个人过度教育损失,完善高校就业指导课程、促进合理规划职业生涯等“冷”思考。

关键词:过度教育;考研热;就业;冷思考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3)08-0117-06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已进入普及化阶段,最新的发展战略下对高学历层次人才需求旺盛,也使得“考研热”现象不断升温。随着高校毕业生规模扩大,就业压力不断提高,促使“考研热”现象愈演愈热,过度教育程度加深,进一步加剧就业问题,二者相辅相成,陷入恶性循环。已有研究者从经济学、社会学等宏观视角探讨考研动机、现象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也有少数研究者从以小见大的微观视角解读“考研热”现象,并呼吁个体理性考研,比如理性选择理论、文化资本理论等。过度教育是指教育发展的速度超过社会实际所需而导致的教育过剩,通常表现为失业现象加剧,社会大众普遍追求高学历[1]。过度教育作为西方“舶来品”,有着丰富的支撑理论,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配置理论对解释中国过度教育现象的拟合度更高。因此,本文试从过度教育视角出发,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配置理论构建“考研热”现象的分析框架,深度剖析“考研热”现象的生成逻辑与表征,提出纾解“考研热”现象的“冷”思考。

一、过度教育视角下“考研热”现象的意蕴

(一)过度教育的理论内涵

過度教育由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于1976年在《过度教育的美国人》(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一书中首次提出,指教育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社会发展所需而造成教育的过量。即对劳动者而言,其知识和技能超出了工作所需;对社会而言,其对所受教育劳动者的吸纳能力不足而导致的失业现象[2]。关于过度教育的表征,国内外一众专家学者给出了不同见解,其中经济学家拉姆伯格(Russell W. Rumberger,1981)的观点较为权威。他认为,判断过度教育是否发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在同等学历前提下,劳动者的经济水平出现下降;在职业成就上未能达到最初受教育时的期望;劳动者学历或自身技术水平超过工作所需[3]。我国在21世纪初已开始出现过度教育现象,且随着时间推移,过度教育程度正不断加深[4]。国内外已有文献中通常以人力资本理论、工作竞争理论、筛选理论等解释过度教育现象。但经多位学者研究验证,证实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配置理论对解释中国过度教育现象更具适切性[5-7]。

1.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由米歇尔·皮奥里(Michael· Pirore,1970)提出,指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主次两个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特征具体为薪资水平高、福利待遇佳、工作环境优、晋升空间大、劳动保障机制完善等,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各方面与之相比并无明显优势。显然,二者具有阶层性,而劳动力市场层级决定了劳动者就业难易程度与质量高低。此外,两大劳动力市场互不流通,受教育程度是个体能够进入何种劳动力市场的关键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起初用于解释欧美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问题,后有国内学者通过多种验证方式得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必然存在且具备中国式特征的科学结论。一是主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特征差异显著,主要表现在薪资待遇、晋升空间等方面;二是地区间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不同,地区发展程度越高,分割程度越小[7]。

2.配置理论

配置理论主要是指工作配置不只是一个随机的过程,而且是个体在一定范围内寻找最优工作岗位,力求收益最大化[6]。由此,求职者在择业中易忽视自身知识技能与岗位适配性程度。一旦发生过度教育,个人发展遇到瓶颈,生产率到达“天花板”,就将产生并持续存在收入惩罚;企业若无法在聘用期间发挥职员所长,注重过程性培养职员提升技能,将会影响整体产业生产率的提升。我国学者通常用该理论解释教育错配,主要表现为横纵两方面,其中,个人所受教育年限与工作所需的教育年限之间的不匹配称为纵向错配,个人所学专业与从事职业之间的不同称为横向错配[8]。因此,配置理论解释了我国知识劳动力在总量和结构上的供需失衡现状,教育资源利用率不高,表明我国过度教育是长期且局部存在的。

(二)“考研热”现象的意蕴

近几年“考研热”现象愈演愈热,部分研究者认为是可喜的,彰显了我国“知识经济”的蒸蒸日上,而另一部分研究者则提出须警惕“考研热”后加剧的过度教育现象。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在中国必然存在且呈现独有特征,主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特征以及地区间的整体劳动力市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劳动者想以学历优势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或在整体劳动力市场更繁荣的的经济发达地区扎根落地,因此呈现出城乡间、地区间报考热度不一的“考研热”现象表征。根据资源配置理论解释,考生个体忽视自身知识、技能与职业匹配度,跨考占比逐年攀升,加剧教育错配,具体表现出往届生占比提升、热门学科内卷严重。由此可见,就业观固化且落后,招致就业选择单一化、标准僵化、同化等一系列观念错误,加速了“考研热”现象发展。就业观主要受内部家庭教育与外部所处社会环境影响,因家庭教育因素涉及伦理且不可控,本文不予深入研究。而外部影响因素中的社会环境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有部分重叠,故有必要对其进行维度细化。因考生中近半数仍为在校大学生,高校是塑造与培养大学生正确就业观与提升职业规划能力的重要场所,而近年来高校浓郁的“考研”氛围以及相关就业指导课程不完善等都引发了“考研热”现象蔓延,具体表现为名校“热”与虚假“热”。

综上,本文将以劳动力市场为宏观因素,高校为中观因素,个人为微观因素,结合过度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配置理论,对“考研热”现象生成的逻辑展开分析。

二、“考研热”现象的生成逻辑

(一)市场层面:劳动力市场结构不良诱发“考研热”现象产生

已有研究都证实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一是表现在地区内的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中工作特征差异较显著,特别体现在城乡发展不平衡上,以致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受限,学历成为突破“舒适圈”的唯一方式,因此形成了农村生源“热”。二是表现为地区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存在差异,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成反比,发达地区“考研热”表征突出。总体,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呈现结构不良态势,诱发了“考研热”现象的产生。

1.农村生源“热”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农村人口结构逐渐空心化,总体劳动力素质和技术不高。虽然乡镇企业整体规模正逐年发展壮大,吸纳能力增强,但是部分企业技术层次跟不上,产业结构长期僵化,导致同质化现象愈发凸显,企业发展受到限制。劳动者即使发挥了最大个人生产率,晋升空间却仍然有限。此外,较城市而言,农村劳动者缺乏丰富的人脉资源,就业信息获取渠道单一,家庭经济支持力度较小,农村考生比城市考生更加迫切希望通过公平的读书、升学获取更高发展平台,实现自我价值[9]。有研究者对2016—2018年考取某校的研究生生源地调查发现,农村学生数量正在逐年递增,而城市学生数量呈下降趋势[10]。由此进行推测,即使我国城乡差距无法缩小,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特征差异将持续扩大,考研的农村生源占比也过半。

2.发达地区“热”

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且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东、中、西部差异较大[11]。近40年来,我国整体及各省市的人均GDP都呈增长趋势,而东部地区的人均GDP远超中、西部[12]。一方面,經济发达地区高水平人才供过于求,综合素质与能力普遍较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便成为了筛选的重要标准。因此,地区发达程度越高,文凭作用越突出。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整体水平较高,位于一、二线城市的高校研究生可以获得更丰富的教育资源和更大的工作发展平台。已有研究也证实了学校的地理位置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都是影响考生择校的主要因素,甚至超过了自身实力、学校条件、资助政策等因素的权重[13-15]。通过数据收集与整理发现,2022年全国研究生报考人数皆突破20万的五大省市多分布于我国东部地区(如表1所示),且该地区近三年的报考人数呈稳定上升的趋势。这为当前“考研热”现象表征之一——各地区报考热度不一做了强有力的解释。

(二)个人层面:就业观的落后与扭曲促使“考研热”现象发展

根据官方提供的2022年招考的调查报告显示,就业压力是考研主要动机之一。其中有40%的报考者对就业缺乏自信,为未来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而担忧。从而造成部分人过度关注学历带来的求职与晋升的“绿道”,引发往届生“考研热”;部分人扭曲了就业观,忽视自身理想与专业技能,引发学科热度极高。总之,个人就业观的落后与扭曲促使了“考研热”现象发展。

1.往届生“热”

在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中,学历成为了求职中最重要、最直接的个人标识,在同等条件下,雇佣单位更倾向于选择学历层次更高的求职者。不可否认,我国劳动者中的硕士研究生占比和整体劳动力素质都在稳步上升,而岗位所需技能的提升却未得到广泛重视。人们只是为获得更好的资源而把精力耗费在包装自身外表上,使就业观发生扭曲。往届生将提高“文凭”作为就业、升职的唯一砝码,冒着承担可能会受到收入惩罚的风险,肩负时间、经济与心理压力,不惜“三战”、“四战”。2017年,非全日制考生开始参与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同年,往届生报考人数占比为43.8%。随后两年,往届生占比持续上涨,分别是45%、48.23%。2020年教育部又下达了新的扩招政策,此时往届生占比高达49.1%。尽管2021年未报道往届生占比具体数据,但据各高校发布的考研生源信息与后疫情下社会就业难的现状推测,2022年我国往届生考研占比已超过50%。

2.学科“热”

在我国数千年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影响下,人们习惯于互帮互助,并且把公共服务和社会整体利益当做自己的职责和义务[16]。因此,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如公务员、教师、医生等公共部门职业,此类职业兼具福利待遇优、晋升空间大、稳定性强、保障制度完善等优点。但部分人忽视自身兴趣与特长,放弃所学专业与初心,为“理想”职业而选择跨考,产生了部分学科“热”现象。以教育学为例,由于该学科报考的专业限制较少、就业范围较广,毕业生大多可成为教育工作者,进入公共单位所以每年教育学的跨考生占50%以上,有些学校和专业甚至达到了70%—80%。此外,其报考人数也在大幅增长,如2019年报考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人数共735人;而2021年的报考人数涨至1 188人,三年内增长61.63%。报考人数的增长导致学科复试线也水涨船高,在近5年(2018—2022年)所有学科复试国家线中,唯独教育学保持着持续且显著的上涨势头,复试国家线从320分涨至351分,平均年增长8.2分,可见其学科的报考热度之高。

(三)高校层面:引导不足与考研氛围浓厚加剧“考研热”现象蔓延

往届生虽逐渐成为了考研“主力军”,但在校生考研人数仍然可观。2021届本科毕业生约有582万人,同期报考研究生考试人数为377万,按往届生占比50%计算,约有三分之一的大四应届生参加考研。这与高校引导不足和考研氛围烘托密不可分。一部分大学生在升学与就业的选择中陷入两难,以至于中途弃考不占少数,形成虚假“考研热”;另一部分大学生缺乏清晰认知与定位,好高骛远,一味追求名校文凭,形成名校“热”。

1.虚假“热”

大学生升学情况不仅是检验高校教学效果的重要方面,也是思想教育、管理水平与效果的重要体现,更是本科生的就业出口[17]。高校一方面为加快提升教育质量,提高升学率;另一方面为促进学生发展,在校内营造浓厚的考研氛围。已有数据显示,全国平均每年考研弃考率保持在10%—15%,2022年广东省弃考率更是将近20%。由此,虽然历年考研人数看似不断上升,但是实际被掺杂了些许“水分”。原因之一是有部分缺乏自我认知判断与职业规划能力的在校大学生盲目考研,由于他们没有对未来个人发展的清晰定位,所以中途弃的考不占少数。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是高校实施职业教育的主要平台,承担着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择业观、就业观和提升未来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等重要职能。通过已有实证模型分析发现,大学生职业规划教育能有效增强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以及显著降低离职行为[18]。而我国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质量良莠不齐,甚至“形同虚设”。主要体现在课程体系缺乏一贯性与科学性,各年级课程安排针对性不强;课程内容多局限于以知识传授为目的的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占比较低。加之相关课程师资不足,内容的专业性与思想性更是无法保证;课堂形式单一,无法有效整合校内外资源,等等。

2.名校“热”

近几年,高校在鼓励在校生考研上做了不少努力,如允许考研机构广告或培训班进校园,定期开设考研动员、辅导讲座,延长图书馆开放时间,院校招生宣讲,或为备考生发放慰问营养品等,“考研热”的第一阵风先在各大高校刮起。多项研究表明,学校的积极引导与学习氛围是在校生选择考研的重要原因,且在考生择校因素中,院校宣传的影响权重皆超过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这意味着各招生院校的宣传成为考生择校的重要依据[19]。尽管考生也会综合考量学科实力、地理环境、教学设施等学校因素,以及听取家长、老师与同学的建议,而大部分考生因认为用人单位在同等学历的面试者中更看重毕业院校的知名度,所以仍将学校层次视作考生择校的优先考虑因素[20],加上部分高校缺乏学生树立适宜奋斗目标的引导,学生缺乏对自己的清晰认知与定位,最终使考研动机走向功利主义,更催生了名校“热”。

三、纾解“考研热”现象的“冷”处理

(一)加大产业结构升级力度,缩小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

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研究生招生规模逐年上升,输送了更多高水平人才流向劳动力市场,岗位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得到了提高。产业只有加快结构优化进程,才能适应不断提升的劳动力素质,避免过度教育带来的负效益。因此,政府、企业与相关部门都应采用相应措施,重点扶持经济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缩小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由此提出以下三项建议。

1.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优势提升市场竞争优势

各地方政府应结合自身优势,绘制合理的产业布局蓝图,积极探索资源和市场竞争优势,对地区产业有长期性、可发展的规划,并具体精确定位到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改变地区之间产业结构升级同质化局面,稳步提升地区经济。同时,要重点扶持农村中小企业,开设“绿色”通道。除了适当给予经费、技术等支持,也应关注中小企业的过程性发展需求,及时做好定期视察与指导。此外,要打造好城市“名片”,扩大人才引进力度,完善高水平人才管理方案,助推产业发展、升级。

2.地方企业应结合自身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地方企业应当认真研读政府下发的相关政策,了解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结合自身发展,明确企业发展总方向、总目标,制订结构优化升级计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进产业结构的良性、可持续性发展,以匹配不断提升的劳动力素质。同时,重视营造开放、交流、和谐的企业文化,在增强企业各部门凝聚力的同时,提高企业知名度和业内认可度。

3.企业人事部门应制定公平的人事制度

企业人事部门要树立正确人才观,不以学历为第一门槛,将综合能力列为考察第一标准,并制定公开、公平的人事调动与制度。此外,部门需从内部营造终身学习理念,定期组织职员培训;从外部激励职员提升专业技能,公开与完善考核奖励办法。

(二)理性进行教育投资,减少个人过度教育的损失

我国高等教育呈现正收益率,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为受教育个体带来未来收益[21]。然而,盲目考研增加的这部分高等教育支出能否给个人带去更高的未来收益?已有研究显示,主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对提高收入的作用要大于次要劳动力市场[7],意味着身处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者选择考研或许无法达到个人预期。由此提出三点建议。

1.评估自身是否具备读研能力

我国研究生教育是精英教育,旨在培养具有创新性、能从事科学研究的高水平人才。只有真正热爱并能够专注于学术研究的人,才能适应研究生学习生涯并顺利完成学业。但若因惧怕就业压力而选择升学,则必须要做好前几年净收益较低的准备,因为教育具不仅有滞后性,短时间内无法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且个体须承担受到过度教育后的收入惩罚风险。

2.提升个人整体综合素质

随着时代的发展、就业市场的千变万化,社会需要的已不仅仅是一纸高学历证书,我们必须不断提高专业知识与技能,训练洞察、思考问题的敏捷思维能力,提高学习能力,整体提升综合素质,以适应日益残酷的社会市场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避免陷入“内卷”环境的就业恐慌。

3.关注相关就业信息动态与政策

国家相关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影响力非常显著。比如,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我国对医疗、人工智能等人才需求量急剧上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就业机会、招生规模等方面都对这些专业有明显倾斜。2022年2月22日,教育部公布的新增本科专业中有近一半专业属于工学,可见未来我国对技術型人才需求较大。因此,个人需要积极关注就业市场信息动态与相关政策,把握当前社会及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趋势,结合自身情况,理性选择。

(三)完善高校就业指导课程,促进合理规划职业生涯

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速度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如今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已完成了从毕业分配到就业指导服务角色的彻底转变[22]。各地高校一边开设相关的就业指导课程,积极邀请用人单位进校宣讲,建立专门服务平台或团体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一边鼓励更多在校生大学选择升学。结合目前高校内“考研热”氛围和高校就业指导类课程现状,高校就业指导课程设计须从以下三点出发。

1.扎实立德树人之根本

“考研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教育体制下人才观的扭曲[23]。2020年6月教育部专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要毫不动摇地把人才培养置于高校工作的中心地位,“课程思政”思想应融入每一门大学课程。高校就业指导课程也不例外,应通过多种渠道促使学生在心中厚植家国情怀、强化责任担当、弘扬劳动精神。譬如,创新课程内容,或是引用成功择业或创业案例,深挖成功背后的热血故事,体会青年一代的责任与担当;或是解读最新的就业政策,让学生明确各个职业所需条件,结合自身兴趣与理想,尽早确定目标并为之努力;亦或改变单一课程形式,鼓励采用组间或组内合作、社会实践调查、实习等多种方法。

2.加强就业指导的专业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在负责就业指导工作的教师选聘标准不一,多数由学校就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或者各院辅导员兼任,或因学术科研、人事变动等无法保证课程的一贯性。此外,专门课程教师数量不足,专业知识与教学经验缺乏,课程设置科学性、内容专业性等问题尚待解决。因此,首先,应制定严谨的选聘制度,提高入职门槛;其次,应重视专职教师在职培训,贯彻“终身学习”的理念,在传授学生所需知识与技能的同时,给予更多非理论的实践性指导;最后,要完善科学、全面的评教制度,给予教师与相关部门客观反馈,顺利开展改进工作。

3.关注大学生心理动态发展

青年学生是我国高知识水平劳动者的主要成分,该群体的健康就业是我国经济稳步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因一些落后观念的长期存在、职业结构固化等因素,一部分大学生仍持有不正确的就业观或择业观,且在短时间难以改变。此外,就业市场竞争压力快速上升,加上考研难度加大,上岸率降低,易引发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因此,应在课堂内外关注大学生心理动态发展,渗透心理健康疏导内容,定期对大学生不良就业心态进行排查,跟进部分学生的就业或考研进度,并及时给予心理与技能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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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斌.过度教育现象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12):8-10.

[3]   Russell W. Rumberger.The rising incidence of overeducation in the U.S. Labor market[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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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武向荣.教育扩展中的过度教育现象及其收入效应——基于中国现状的经验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32-136.

[5]   李晓光.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过度教育——測量改进与收入效应[J].人口与经济,2021,(1):11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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