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１９６１年８月３１日

朱敦名

我祖父上面三代以讨饭为生；我父亲辈上靠种田度日；到了我这一辈，家中走出5位大学生。人生百味、酸甜苦辣，难以言表，但有些事情，却又刻骨铭心，令你永不忘怀。

1961年8月31日就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那天非常炎热，而我的心情比这更灼热，接到高考通知书的同学相继离开了家乡，而我还在焦急地等待着，年迈的父亲终于忍不住问我究竟考得怎么样?我肯定地回答：考得不差(后来得知是全省第二名)，但我也很纳闷儿，莫非是我的志愿未填好，清华，北大，复旦……我心中的圣地啊!我决定不再等待，赤脚从田里一气跑了数公里赶到母校询问。班主任把压在抽屉里的录取通知书拿给我，本想给我解释什么，我一看，是南大数学天文系，啊!原来学校给我改了志愿，但报到须知又注明：报到截止日期是8月31日，过期作自动退学处理。天啊，此时已是中午11点，我顾不上班主任的解释，又是一路疾跑回家。

娘听说我考取了，却哭了。爹知道我考取了，更急了。困难时期，家中难哪，好不容易才向本村小学教师借了1．5公斤粮票、3元钱，捆扎了一包来不及洗的被子和衣物便匆匆上路，家离徐州100公里，车票买不起，只能拦截卡车，善良的司机知情后，不收分文把我送到徐州火车站，此时已是下午5点半，车站售票处公告牌上“停售3天”四个醒目的大字赫然映入我的眼帘，我呆了，怎么办，找售票处，找调度室，找站长室都无济于事，原因是部队调防，大批军人在徐州站待发。我不能“瓮中待毙”，兴许是急中生智，靠着一位好心人的提醒，我便沿着火车站的围墙跑到火车站的尽头后，又沿着铁轨折回到站内，只看到一列列军车和排列整齐的一队队解放军战士。一位站岗的士兵拦住了我，我讲了情况，几位解放军的首长看了我的通知书并审视我一阵，确信我是刚刚录取的新生后就让我立即爬上一列闷罐车，并一再叮嘱我，不要向战士打听任何情况。我知道，部队调防属于国家机密，能让我跟车已属不易。车开了，沿途的风光我全然不觉，只想到今晚12点前必须赶到南大报到，因为它还属于8月31日。否则……车到蚌埠，全员换车，我随大军又赶紧爬上另一列闷罐车，继续南行。车至乌农，离浦口还有7．5公里，车停下不再前行，全体将士下车等待渡江命令，估计此时大约已半夜时光，看来12点前是赶不到了，我开始惆怅。回头已无路可走，前进，兴许还有希望，于是我下定决心，背起行装，由满天星星引路，沿着铁轨一气又跑到浦口码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本是半夜12点就停开的渡船不知什么原因在凌晨4点又加开一班轮渡，我花5分钱买了一张船票匆匆上船，浩瀚的长江我无心观赏，只是向人们打听南大的情况。船到中山码头，一打听，这里离南大还有数公里路，公交车还得等一个半小时才能开出。为了求学，我这个农村长大的穷孩子不怕吃苦，为报到争分夺秒，我又背上行装，向南大方向疾走。没进过大城市的我只好边走边问，边问边走。在多位好心人的指点下终于走到了南大校门口。汗水流尽了，嗓子冒火了，一看到校门，我眼前一黑便昏了过去……门卫师傅给我按人中穴、灌水，又把我送到宿舍。

南京的天气热得像火炉，一大早就是那么闷，再加上我一天一夜滴水未进，我捧起自来水便汩汩喝个够，想洗掉一身的臭汗，又不知哪是洗澡间，只好不顾体面地在洗涮间冲洗。一位好心的同学告诉我，昨天报到已结束，8点钟你到系里问问还能上学否!人地生疏的我，又是一阵打听，出了西校门，看到了几座圆屋顶，据说这就是数学天文系的办公室，我怀着敬仰的心情正想对这几个圆屋顶看个究竟，一位提前上班的老师问我干什么?我才如梦初醒，即向他讲明情况，并向他打听还能否读书。他让我好好地给系领导说说看。8点钟后，我将情况向系领导作了详细陈述，但学校的规章制度是严格的，系领导对我除惋惜同情外，便无计可施。绝望中我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嘴里同时念念有词地喊起了：“我要见郭影秋”，因我听父辈讲过，南大的郭影秋校长曾在我们家乡闹过革命。也许是老天有灵，郭校长正巧向数天系走来，站在我身旁的一位老师从同情我到有些责怪我，你怎么能直呼郭校长的名字呢?然而郭校长却未在意，他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后，就像慈父一样安慰我，并通情达理、实事求是地作出决断，我终于圆了大学梦。

如今，我已是一名大学计算机教授，抚今迫昔，我感慨万千，想当初，如果不是不知名的司机、解放军官兵的帮助，热心人的指路，门卫师傅的急救，数天系老师、领导的关心，郭校长的相助，说不定现在我还在修理地球呢!今天，当我即将告别20世纪，进入光辉灿烂的21世纪之际，这人间温馨仍一如既往地给我前进的力量。

1961年8月31日这一天，使我终生难忘。

(沈军摘自2000年8月15日《现代家庭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