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父爱

姜　蕊

父亲把我带到工头儿前面。对工头儿说：“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然后就离开了。

那年我16岁，体重39公斤。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市6月的天气格外闷热。我父亲想让我在暑假找份活儿干。他的一位朋友是建筑商，于是我就成了这位建筑商手下工人的帮手，报酬是每小时75美分。

我一点儿也不想工作。我想和朋友们驱车兜风或者与他们一起站在超市门口谈笑、搜寻女孩子。但是我不能违背父亲的旨意。父亲肩宽背阔，脸色红润，我不敢惹他生气，不敢看他因生气而瞪圆的蓝眼睛和逐渐变红的脸孔。

父亲是一家大公司的总工程师兼主管，从离开校门那天起他就在这家公司任职，不同的是刚开始他是当检查员，身着军装足登皮靴，腰间挎着0．6厘米口径的手枪。

父亲在家里通常很安静。他突然发声的大嗓门总是将我吓个半死。他从不嚷嚷起来没完，最多只吼几句简单的话，这足以令我魂飞魄散。我对他的爱之中居然包括这种恐惧。

第一天上班是父亲开车送我去的。一路上我紧张、害怕、委屈，一点儿自信也没有。我带着妈妈为我准备的午餐。

车停在一条杂乱的小街旁，一伙人正在盖酒店。看来这个假期我只能给木匠递东西了，希望我的木匠师傅能够和蔼可亲。这一辈子我还没干过体力活儿呢。最多只是受雇帮人捡捡球和推着剪草机修剪草坪。

父亲把我带到工头儿面前，对工头儿说：“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然后就离开了。

我站在那里一声不响，等着工头儿派我去给一位好心肠的木匠帮忙。可是，工头儿却递给我一把镐和一把锹，让我到一个壕沟里去。壕沟足有1米深，用来做酒店的地基。沟里面膀大腰圆的黑人们正挥舞着镐和锹。两个工人给我让出一个空位，我跳了下去。

在烈日下的最初几个小时我只知道机械地举起镐，抡下去，再举起，再抡下，直到泥土松软了，再把锹插进土里，将土扬到沟外。

我根本没力气干这种活儿。我的背、我的腿、我的胳膊、我的肩膀都在颤抖。我惟一的希望是工作赶快结束。

干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我开始恶心。中午，一声哨响，所有人都停止了工作，走向阴凉地。一个人对我说，到吃饭时间了。

我看着自己的午餐口袋，胃翻了个个儿，胃里的东西向上涌起。我走到工具棚的一角，开始呕吐。胃倒空后我走回阴凉地，躺了下去。有个人说：“你得吃点东西。”

“我不吃了。”说完，我闭上眼睛睡了。13时，一声哨响，我醒了。一个人问我：“你还好吧?”

我点点头。如果开口，我可能会控制不住哭起来。

我们回到壕沟里。我拿起锹，将身边的松土扬出沟外，然后抡起镐。我还是头晕，感到闷热、乏力。

这样干了40分钟左右，我听到父亲的声音。我抬头看着他，他一定是来带我回家的，他原谅了我的无能吧?可是我想错了。他说：“走，我们去买顶帽子。”

工地的所有人都戴着帽子，有草帽有棒球帽。我什么也没说。

在车里，父亲用略带骄傲的柔和语气对我说：“听工头儿说你吐了，没吃饭，还不肯告诉他。”

“没什么。”我羞愧地瞅着窗外的马路，使他相信我是个勇敢的人。

接下来是一路沉默。到了市里，他把我带到一家杂货店。杂货店里有空调，还有餐桌。他递给我一瓶汽水，让我自己点三明治。

之后我们穿过街走进一家超市，父亲为我选了一顶软木遮阳帽。戴上这顶帽子我可以在非洲大草原上欢快地追赶狮子，但是在拉斐特市我可不想戴这种玩意儿。我还是什么也没说。

回到工地后，一位伙计说：“帽子真不错。”我跳进壕沟里。我身边的人说：“现在你没事儿了。”他说得对，我的确没事儿了。不知为什么，同样的细胳膊瘦腿儿削肩膀，我却感到不那么难以忍受了。

17时，收工的哨声响了。我登上公共汽车回家，臂上、手上、脸上、脖子上、衣服上，浑身上下满是尘土。

父亲已经将我的故事告诉了妈妈和姐姐，我一踏进家门她们就满怀敬意地上前欢迎我。她们很担心，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我很好。我不能实话实说，与其坦白不想再去那个鬼地方了，不如干脆承认自己无能，不仅体力方面差劲儿，连男子汉的起码工作都干不了。

第二天一早，带上帽子和午餐，我踏上了开往工地的汽车。我又跳进壕沟里，这回我一点儿也没恶心。中午在阴凉地吃过午饭后，工作又开始了。我一直干到傍晚收工。到家后我还是说我很好。

工地上的活儿实在太累人了，但是经过第一个上午，我已经能忍受一切了。地基挖好以后，我又被派到另一个工地，帮助建童子军食堂。我具体的工作是协助挖化粪池。黏土太硬了，工头儿不断地用水管浇土，我们还是挖得很吃力。后来我居然可以扛着30公斤重的水泥袋子行走了。到夏季结束时我的体重增加了8公斤。

实际上第一天父亲到工地看我时很想把我带回家，但他知道自己不可以那样做。如果那样的话，我肯定会整天在家里喊着要成为某某名人，成为男人中的男人，就这样空喊一个暑假。于是为了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父亲把我带到工地上，还给我买了一顶帽子。

(小果摘自《家庭主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