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中国“人才１号”

戴菁菁

11年前。中国第一家人才交流中心在北京设立。一个叫王学军的人第一个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档案，并始了闯荡生活。如今，他的编号“001”的人才交流协议和档案已经被中国革看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11年过去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已随社会一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他这个“人才1号”过得好吗?在这11年里，他走过了一段什么样的人生历程？

1988年4月8日，在王学军的人生履历中是个特殊的日子。

那天，他与另外5个人一起把在那时还被人们视为“命根子”的档案，放在了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他的编号是001。那时候，人才交流中心的人一定没有想到。他们给1号定的“001”位数太小了，他们即使定为“00001”都不算多。但在当时，全中国还真没有几个人有勇气把自己给“人才”的。

11年过去了，今天，把自己的档案放到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的人才远远超过了5位数。当年王学军签字的那份“人才交流协议”已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正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大型展览中展出。

当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份“现代文物”时，禁不住就想知道：主学军现在在哪里?他在干什么?他过得好吗?当年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是否给他带来了预想中的成功?带着这样的疑问，按照11年前他留在人才交流中心的地址，我们开始寻找王学军。

一

11年前的地址让今天的出租车司机都一个劲儿地犯嘀咕，一路上一直在说：“也许这片地儿早就不存在了。”毕竟，11年的变化太大了。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想找王学军只有这么一条线索。

我和出租车司机一路走一路打听，终于摸索着找到了“三里屯中街11号院”。这是一个小区，院内有几幢小楼，从它们的外形和颜色可以判断出有一定年头了。这个院子正好坐落在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上，院门对着的是“MY PLACE”——我的天堂。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满街的霓虹闪烁。因为是隆冬，街上少有行人，但从一家挨一家酒吧紧闭的门中，仍不时有各种乐曲伴着暖洋洋的气息钻出来。后来王学军告诉我，他从这儿搬走时，中国还少有人知道酒吧为何物，只是从一些进口电影中才能看到那些烟雾腾腾的往往充斥了犯罪和暴力的酒吧。“不过是几年的工夫，酒吧街火成了这样，泡吧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就像是我当时把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大家都瞧着新鲜，可现在这样的事还算得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王学军是否已经搬走了，只能按图索骥地敲开地址上的那户人家。开门的人说：“他们早就搬走了。”正在迷茫之时，楼里一位好心的大妈指点说他弟弟就住在旁边的那幢楼里。当我们找到他弟弟时，已是晚上11点了。我解释了半天，他弟弟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拨通了王学军家的电话，张口就说：“哥，这有一件挺奇怪的事。”然后就把电话交给了我。我只好跟他说起这件“奇怪的事”。他一下子就听懂了，我们约好了第二天在保利大厦茶园见。

后来王学军说，他接到了我的电话后，一夜都没怎么睡。

他一夜没睡，可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却是：“我肯定会让你失望。因为这11年我没干出什么大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普通得都让我自己失望。”但他接着又略带得意地笑着说：“真没想到，10多年前干的事，现在被揪出来了。”

二

王学军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但遗憾的是没有考中。经过复读后他在1978年考入清华大学第一分校，学电子技术。

1983年大学毕业后，王学军进了一家研究所。他用“踌躇满志”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那时，研究所的楼刚刚盖好，他们连工作台都没有。他与一起分配去的30多个大学生从设计工作台开始。建设这家研究所。只有几位老工程师领着，他们这些刚毕业的“牛犊”什么也不怕，遇到事就直接找所长对话。研究所从无到有诞生了，他们这些太学生也同时成熟了。他们经常主动加班到晚上12点，没有加班费，所长会骑车来看他们，问问晚饭吃了没有，需不需要加些夜餐。这就让他们感到很满足了。

当时他感觉自己要比很多大学生都幸运，因为一毕业就能被当作主力，直接参与单位的建设，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王学说说他们那时候特别单纯，彼此间也特别团结，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点不讲价钱。王学军说：“我们可能是干活不讲价钱的最后一批人了。”

但是在这家研究所里当主力到第4年，“离开”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因为没有课题来源，他们这些原本搞技术的人还要花大部分精力四处找路子操心课题立项、经费和器材。找路子明显不是他们的专长，如果不找，这么耗下去，他们就只能自甘平庸地混日子。这时候大多数中国人过生活的首选态度还都是“忍一忍，熬一熬”，只要还能过下去，就很少有人能痛下决心辞职。除非在单位犯了什么错。“什么时候才能不受干扰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这种念头折磨了很长一段时间。当他偶然地把这种苦恼说给同来的几个同事时，他惊奇地发现，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还有五位同事和他的苦恼一样!用王学军的话来说，一个“梦想小集团”诞生了，他们经过两个月的考察论证后，集体辞职，决定自己开一家公司。

这时他们遇到了麻烦：档案放在哪儿?当时对注册公司人员的出处审查非常严格，他们曾经准备把公司挂靠在一家单位，但又非常担心以后还会受到档案的牵制，因为他们为了把档案从原来的研究所里拿出来已经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正在无所适从之时，他们听说北京成立了人才交流中心，中心不仅可以为他们保管档案，还可以为他们保留干部身份——这消息把他们六个大男爷们儿美得团团抱在了一起很自然的。他们就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听说王学军辞职后，他家的邻居大妈在大门口见到了他就拉住他不放，东问西问的，总想套他的话，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单位出了什么事儿混不下去了。他的父亲没有表达太多的意见，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从此以后，你就要为五斗米而折腰了。”王学军没敢接碴，只觉得浑身一激灵。

三

和王学军一起辞职的5个人都是武侠迷，因此他们给自己的电子公司起名叫“三丰”。看过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张三丰”，他们的本意就是想像这个独闯天下的大英雄一样打出一片人生的新天地。可是当有外人问起时，他们则解释说是“国家、集体、个人三丰收”。他们怕人笑话他们没文化。

在三丰公司，王学军被大家一致推举任销售部经理。“因为一同出来的5位同事也都是搞技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有我可能看上去还有点像那么回事。”王学军这样解释说。那时电脑还是一个新玩意儿，远没有现在这样普及。他们的工作就是每个人守住一条街，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上门推销。他们要掰开了揉碎了告诉人们电脑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处。比如你说它可以帮助实现办公自动化，可以打工资报表，你就得当时编出程序，当场演示，人家亲眼见

了，才能相信你说的不是假的。因此，虽然是搞销售。可王学军的知识和技术一直没有丢，这让他颇感欣慰。但他始终感到打开局面非常困难，因为他毕竟是“看起来像”个生意人，可在做生意时到底应该如何与人打交道，他们还是没有吃透。

此时他们才发现，做公司并不像他们起初设想的那么简单。他们曾经担心别人笑话他们没有文化，现在才知道，真正值得担心的是他们没有资金，没有背景，而更要命的是他们没有办公司的经验!

父亲的警告一直让王学军记在心里，他知道如果不想为那养活自己所必需的“五斗米”折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头脑冷静、脚踏实地。因此在公司里，他一直主张做些小项目．哪怕去练摊也要先完成资本积累，之后再进行大项目的建设。可是包括经理在内的所有人都反对他的观点，他们说：“如果做小项目还辞职出来干吗?自己单干要的就是这份自由”他们选择的都是些一干就要半年时间的“大活儿”。他们有过几份大活儿，为几家大公司开发自动化办公软件。可是没有强大的后续资金支持，他们的想法只能一个又一个地半途流产。

因为公司迟迟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王学军不断地和同伴们辩论，然后辩论变成争论，争论又变成争吵。王学军觉得，再这样吵下去，不但事情干不成，最后可能连友谊都会失去，于是他又一次选择退出。

做出这个决定是很痛苦的。他从单位里走出来时，心里还有着一个很新鲜的梦想，身边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兄弟。而现在他离开，却是因为没有退路。没有退路而他又不肯折腰，他就只能自己独力承受没有方向的未来了。他这样为自己打气：如果肯对付混日子，我又何必成为人才交流中心里的“1号”?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一起辞职的人中，只有他这个第一个离开公司的人是全身而退的，其他的人都套进去了。等到公司熬不下去了宣告散伙时，有的人已赔了一大笔钱。其中的两位同事后来去了澳大利亚，去年春节回来时他们找王学军桑会，他们还后悔地表示：“当初我们怎么就没支持你呢?我们真是犯了一个大错。”

四

从三丰公司退出来的王学军去了一家朋友办的电脑公司。那时他已经三十多岁，一切要从头干起。王学军说，如果还在国营单位里，一他的这种选择是根本不会发生的。谁还会在三十岁时从最低层的小办事员干起?十有八九是因为你犯了错误!就算是没犯错误，你想干也没有人敢用你。但王学军却一身轻松地上班了，他说这就是“人才”的最大好处，它可以让人摆脱很多无用思考，直接找到自己乐于接受的工作岗位。

那是1993年，当时北京市场上打印机供不应求，而市场上只有一种型号能打印汉字。王学军灵机一动，想起在以前打过交道的一家计算机公司的库房里还有两种型号的打印机，也能打印汉字，而且性能更为良好。凭着“脸熟”，他用一张白条就提出了1000台。他们的公司没有门市，就动员了所有的亲戚和朋友四处推销。仅仅一周以后，1000台机器全卖光了，一台都没剩下。王学军底气很足地带着贷款赶到那家计算机公司，再想去提货，可是已经晚了，另一家公司以每台高出500元的价格全买走了。王学军说如果他们当时有更强的实力，比如充足的资金和库房，那一仗打得还要漂亮很多，一举就能赚到上百万元。

王学军说：“我没有成为大富豪，这不是我不努力，它有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在起作用。当你把这些因素占全时，你才有可能一举成功。”他给自己做过的一件一件事都很客观冷静地打了分，最好的一两次才得9分，大多数时候他只得了4分到5分。他说：“人一辈子，有顺境，自然也有逆境，大多数人都应该是顺逆持平，而我也没能逃出这个大多数。”

1995年王学军曾去人才交流中心查过自己的档案，可在电脑上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到资料库里去翻了半天才在最底层找到了。当时中心的工作人员听说他是第一个把档案放过来的人，都凑过来看他，像看猩猩一样。

那时他已经离开了那家帮他发了财的电脑公司，因为他在那里苦干了一段时间，只是一个部门经理，始终无法进入公司核心圈子，这让他又产生了、“走”的念头。当“人才”10年，王学军已换过五六个工作。他炒过股票，炒过外汇，也办过广告公司。经历得太多，他已不再轻易地感觉到痛苦。他越来越相信自己，这个社会机会很多，只要你努力，立足不是件难事。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重新选择，他都会让自己的生活更上一个台阶，这就够了。

当时他看到已经有那么多人跟随着他的足迹，把自己的档案放到了人才交流中心，心中感慨颇多。在那5位数的“人才”中，哪个人不是心怀梦想?哪个人不想成为最大的成功者?但他知道，梦想并不等于现实，无论成功失败，永远都不能失掉自己的做人的本性，不能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这样才能充分享受今天这个开放社会提供给我们的自由的条件。

王学军也在反思自己这11年，“人才l号”虽然没有成为超级富翁，但他认为自己基本上还算是成功的。“虽然没有很多钱。但我已经有了一些钱；虽然我一直在飘来飘去，但我真是活得自在踏实，没有不幸地为五斗米而折腰。

当他听说他的那份协议已经被革命博物馆收藏了，他说他一定会去看看。“这份协议的存在。盘活了我的一生。”

摄影：钱冰戈

(王哲摘自《青年月刊》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