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支点

赵　渊

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工作已有一年多了。虽然是个女子，但抱负同样远大。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扛起地球。类似的想法曾多次敲击我的心房。然而，有谁给我支点呢?在举目无亲的深圳，自己像蜗牛似地一步一步地爬，漫漫长途不知何时才能现出希望的曙光。太慢了!同学们偶尔相聚，抱怨最多的是在芸芸众生中打发日子，生活没有亮点；最感不平的是天道不公，使那么多位置让那么多“无能”的人占据。

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自己的谬错，知道了什么才是人生的真正支点。那一天，是我开始给一位董事长做秘书的日子。

在深圳，或许你不知道黄宏生，但不可能不知道“创维”。在彩电诸强彼此争城夺地地厮杀时，“创维”始终是一颗耀眼的明星。这一切主要归功于黄宏生。而我要做的就是他的秘书。

那天上午，他的秘书带我到他下榻的酒店，在路上。这位秘书对我说：“今天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观察董事长一天的行踪，熟悉他的工作特点，其他事以后再说。”7点30分我离开了宿舍，直到深夜12点，我目睹了一位创业者忙碌的一天，目睹了与我原先想像的截然不同的成功者的生活，我的思想深受触动。事实告诉我，成功的另一层含义就是比别人更辛劳，吃更多的苦；即便是已经成功的人也是如此。以下就是我对他的行踪的记录。

上午8点。在一家毫不起眼的酒店里，我见到了黄宏生。他早已起床，正在一边看书一边等着我们的到来，他看的是《数字化生存》。在高档酒店云集的深圳，这家酒店顶多算是中档，黄宏生竟住这样的饭店，与我原先以为的出入尽是豪华宾馆完全两样。去年抗洪灾，他捐了300万元，而他自己……“老板一直就是这样”，给他开了多年车的司机告诉我。

黄态度和蔼地问了许多我的情况，并向我说明他的工作特点。他说，跟他干就意味着要吃苦，我点了点头，心想，再苦，也比在流水线上做平头百姓强。这期间。他接了不下5个电话，再没有跟我闲聊一句。

8点50分。集团公司的轿车来到，黄宏生与我们一起赶往设在深圳公明镇的创维电子城。车一上路，他便眯着眼睛，凝神思考着什么。接着又向秘书口授文件。过了一会儿又阅读起收到的传真、信函，并亲自作了处理。

10点。黄宏生坐在了电子城厂长室，开始听厂长、总质量师的汇报。他边听边做记录，还不时地打断他们的话问什么。气氛很严肃，没人说工作以外的话。我坐在一边不知干什么好。

10点30分。创维集团董事局例会正式开始。黄宏生一一听取了电子城、注塑厂、RGB公司、销售总部、开发中心等各部门老总的汇报，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做记录。这时候我这个秘书感到有点尴尬，因为我的包里连一个小本子都没有，像一个木头人似的干坐着。大家发言完毕，黄对诸位老总反映的问题一一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处理意见，他差不多把大家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谈到了。

接着，黄让我取来设在车间里专门用来听取工人意见的“董事长信箱”，信箱里有十几封来信，他迅速地看完，然后当众宣读了其中的两封。这两封信分别反映食堂伙食和电子城娱乐设施的问题，黄念完后将信转交给具体负责人，并毫不客气地要他们在规定的期限内解决问题。提出问题的两名工人，黄指示每人奖励100元。

13点30分。长达3个半小时的会议终于结束，黄宏生和诸位老总步入职工食堂，这时食堂早已休息。有人把师傅找来，请他们把中午卖剩下的饭菜热一热，接着大家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吃饭时，黄宏生还在想下午的工作安排，不时地向身边的秘书问着什么。

14点30分。黄宏生宣布“质量工作会议”开始。除了对下月工作的部署以外，他提出了新的设想和几个改革措施。诸如“一线工人不准再依靠亲朋好友介绍进厂，必须是电子中专以上学历”。在这过程中，他多次指着墙上“力争质量做到零缺陷”的横幅，让大家对照着检查自己的工作，并反复强调，围绕质量制定的“铁规矩”一定要一点不走样地执行，谁走样就“炒”谁。

22点30分。质量会议围绕着几个专项议题开了近8个小时后终于散会，期间大家没顾得上吃饭。散会后，其他人都吃饭去了，黄让我去买几个面包，自己又站在车前与几个来自陕西的打工仔聊天，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面包买来后，黄坐进轿车，对司机说：“去东莞。”我心里“格登”一下，东莞是创维销售总部的所在地，莫非他还要工作？

汽车穿过浓浓的黑幕向前方驶去，到东莞时，已近12点了。销售总部来自一线的经理们正等着他的到来。这时我跟着黄宏生奔波了近16个小时，实在忍受不住了，便在车座上沉沉睡去。

到达东莞，黄宏生对我说：“你刚来，不适应节奏，先去休息吧。”而他自己却忙着跟销售部的经理们打招呼，走进了会议室……

那一晚，我被安排在宿舍里，很快就入睡了，而黄，却一直工作到凌晨4点……

(陈邓、孙洪波摘自1999年4月20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