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男“阿姨”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河南省原阳县路寨乡农村，过起了土里刨食的日子。

一天，一名村民望着自己正在撒野的孩子，无奈地唠叨:“咱们乡下人的孩子整天价疯跑疯玩，不知啥叫知识啥叫礼貌。看人家城里的孩子能上幼儿园，小小年纪被老师调教得能写能画，又懂文明礼貌……”听了他的话，我猛地打了个激灵，心想，村里的孩子的父母，由于忙于农活，又加上自己文化知识水平低，根本无暇也不会教育孩子，致使原本天真活泼的孩子，变得连起码的道理都不懂。我从小失去母爱，总希望乡下的孩子们能充分享受爱的阳光。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产生了。

“王剑平要办幼儿园，他是否神经有了毛病?”

“管孩子的事，那可是女人做的事情，你别异想天开了。”

我要开办乡村幼儿园的消息一传开，遭到的是一致的反对意见，可我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我不顾众人的闲言碎语和不信任的指指划划，四处寻亲访友借贷，终于凑到了1400元启动资金。但当我找到村委会时，负责人告诉我:“没房。”正在我一筹莫展时，面粉厂老板李新意对我说:“剑平，俺家有两间厢房，不嫌弃的话，就先让孩子们用着，别跟大哥提钱的事……”真是世上好人多啊，我激动得不知说啥好。

1993年3月15日，“小太阳”幼儿园宣告成立。我给幼儿园起这个名，就是想用我的爱心和双手托起明天的太阳。刚开始虽然只收了28名孩子，但我这个男“阿姨”正式到任了。开学的头一天，我用颤抖的手，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人”字，我要自勉，也要让孩子们成长为一个个大写的人。

当老师不易，当幼儿园的老师似乎更难。没有经验，我就买来许多有关的书籍，边学习边实践，从中摸索出适合本地实际的教学方法。没有教材，我就自己编儿歌、童谣，把故事编成小品，让孩子们演出，从中告诉孩子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把野惯了的孩子培养成守规矩懂礼貌的人，要有足够的耐心。我学会了属于女人范畴的许多知识:诸如绘声绘色、娓娓动情地给孩子们讲故事；孩子们表演节目时，要会给他们化妆；日常生活中能给他们梳洗打扮，拿针线钉钮扣；每当孩子生病时，要像慈母一样护理；下雨天，要一个个接送他们……

我付出的一切，得到了回报。家长们看到了孩子们的进步和变化，都异口同声地说:“王老师比女人心还细，把孩子送到他那里，放心。”1994年春，我的“小太阳”幼儿园的孩子达到了120多人。孩子们更是把我当作最亲最亲的亲人。有时我生病了，孩子们就拉着家长，带着水果和好吃的东西，来到我的床前看望，久久不愿离去。

1994年夏季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幼儿园的一个小朋友，趁幼儿园放假，随父母去责任田。父母只忙于干活，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孩子正在用装农药的瓶子到河沟里灌水喝。当父母寻找到孩子时，那小朋友已不省人事了，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了。当我得知此事赶到他家时，他父亲泣不成声地对我说:“王老师，作孽呀!多懂事的孩子，是我害了他呀!去地里时他还说，老师说不让跟爸爸妈妈下地。可我想，他一个人在家不放心，还是带他下了地。谁料想……”

听了孩子父亲的这番话，我如针扎心一般难受。这也是我的失责呀，如若自己不过星期天，让孩子在幼儿园的话，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从此以后，我给自己规定，农忙季节幼儿园一律不放假。我这样做自然苦了自己，因为我也是农民，家里也有8亩责任田，我没空干农活，妻子张本枝和年迈的岳母就辛苦地把田里的活儿都干了。我很感激家人对我的支持。乡亲们总是抱歉地对我说:“王老师，农活这么忙，真是苦你一个人了。”我觉得，我只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也许，我们农村的孩子太需要学前教育了。我办的“小太阳”幼儿园刚有些成绩后，就得到了农民们的广泛欢迎。紧接着，周围又有7个村的8个农村青年办起了8所民办农村幼儿园——“小天使”、“小红花”、“小星星”……我们虽然还只是初创，还只是初具规模，但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春青和爱心托起了明天的太阳。我相信，我们在孩子刚刚懂事起就教他们懂礼貌、不骂人不打人，讲卫生，那么他们长大以后，就不会像今天的有些成年人那样，随地吐痰随地大小便，更不会满嘴的粗话脏话。因为他们在懵懂时期，就有了叔叔、阿姨告诉他们，那样做是不卫生、不文明……

“小太阳”幼儿园和别的新生事物的成长一样，前进中有困难也有挫折，但我终于挺过来了。去年春天，我拿出1100元给孩子们买了电子琴、收录机。夏天，又投资400元在院里砌了水泥滑梯。我虽然花光了自己全部积蓄，但我看到孩子们健康、活泼地茁壮成长，我就有种满足感。因为在绿色田野里，我播下了知识的种子，这样，幸福的果实定然属于我。

(摘自1997年6期《中国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