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皇上

朱健园

上小学五年级时，我开始把父亲当作皇上。

我们兄弟姊妹共有四人。我排行老二，上面一个哥，下面一个弟弟，最后还有一个妹妹。那时候虽然父亲是县长的秘书，可是家里大概一个月才能吃一次肉，吃饭也要搭杂粮，有时候杂粮也吃不饱，要靠自己到机关的地里偷豌豆、偷红薯。在这样的困境下，独有妹妹能每餐吃白米饭，偶尔还有剩饭让我们抢着吃。到了吃肉、吃糖的时候，妹妹有优先权自然不用说。常有叔叔阿姨们告诫我们，你们只有一个妹妹，她又最小，当然应当照顾她。我口头上对这个“革命道理”点头称是，但是内心极其反感。一俟父亲不在家，就设法抢走妹妹的饼干糖果，还要罚她代替我煮饭，于是快活地到球场里去玩“官兵捉强盗”。这些反抗起义，每次都使我受到痛苦的惩罚。父亲用筷子狠狠地抽我，打一下问一声:还犯不犯?一次次地失败，使我开始觉悟，父亲的权威，就好像是法力无边的皇帝。于是改变主意，争取父亲的宠爱。我想:妹妹我是竞争不过的，她是唯一的，无可替代的。但是弟兄三个里，我应当可以想办法，争当“首席”儿子。正好那时候哥哥的太子地位已在动摇，因为他俄语不好，父亲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打得哥哥从此蔫头蔫脑，见了任何人也不说话，父亲就抱怨哥哥太拘谨，太老实，太沉闷。哥哥从此只是躲在一边，在清晨和夜晚的树林里，一个人凄凄地吹笛子。哥哥的竞争性是彻底地排除了。但是弟弟对我的威胁则很大。经常有人对父亲说，老三比老二还要聪明。而且母亲特别喜欢弟弟。面对这样的形势，我起初的策略是拚命地在学习上下功夫，因为父亲很看重学习成绩。可是这个战略方针看来是失败的，因为无论我怎么努力，我的学习成绩总和弟弟不相上下。除夕给“压岁钱”的时候，我得到的一份并不比弟弟多，我只有半夜里从弟弟枕头下偷走他舍不得吃的饼干。也许是想了好久，也许是哪位叔叔阿姨给我的指点，我开始采取一个新战术。我侦察到父亲喜欢听话的孩子。于是他不论说什么，我都点头称是。父亲说这个菜炒淡了，我就说还差一点盐；说这个菜咸了，我就说这个菜不能进口。弟弟很傻，他总是坚持自己的感觉，和父亲抬扛。父亲拿起筷子打他的手板心，一边打一边说，你这个三犟，敢和爸爸顶嘴?!弟弟又经常在外面顶撞邻居，甚至讥笑爸爸的同事。父亲更加恼火，从此不喜欢弟弟，只要见弟弟和我扯皮，父亲总判定真理在我这边。于是我享受了仅次于妹妹的待遇。到那一年，我带领哥哥到北京、韶山、井冈山串连胜利返回之后，我在父亲眼里已经和妹妹平起平坐了。当父亲受不了干校的幸福，将要辞世之时，父亲正式任命我为“太子”，期望我接班后挑起家庭重担，管教弟弟，照顾妹妹，提携哥哥。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也有了女儿婷婷。我有时候就想，父亲整天在外面俯首贴耳，诚惶诚恐，为臣为民，做牛做马，可回到家里难免就要摆出“朕即法律”的天子派头。所以这样，是否出于一种心理上的倒休:在外面当够了奴隶，回来扮演一会儿皇上，心里的痛苦才能轻松一下。如果是这样，我现在也不妨效法父亲，回到家里也在女儿面前当当皇上。唉，然而我的命真苦，女儿婷婷根本就不买我的帐。她不但不把我当皇上，连父亲的名份也不给，写信就称我“朱兄”，从不谈谈学习我的指示的体会，反而对我评头论足，嘲笑讥讽，她的脾气实在有点像当年的弟弟。我每次总想狠狠地惩罚她，可是既没有人向我打她小报告，又没有人窥视我的旨意对她开展大批判，反而是我常常还要想到怎样给她买好吃的好玩的让她高兴，好像她倒成了我的皇上。这个怪事让我失眠，想呀想，似乎问题出在如果她还有一个弟弟或一个妹妹，我有两个孩子，那么情况可能大不一样了，他们俩人就会想方设法来争取我的支持，求得我的宠爱。看来当皇上的先决条件是要下面有两派求助于他；如果只有一派，这皇上的位置恐怕就难以存在。现在是我们夫妻只有一个孩子，是夫妻俩都想争取孩子的欢喜，事情自然就要颠倒过来，结果是孩子成了皇上，父母倒又成了臣民。这真是大权旁落，“江山”变色。

我可真是苦命啊，永远是“治于人”，要受一个皇上的压迫。

(陈祖明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