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视角与想象的维度——论南京民国城市影像的海外传播

赵 轩 刘 棠

（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上海，20007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城学院，江苏 南京，211156）

身份、视角与想象的维度
——论南京民国城市影像的海外传播

赵 轩 刘 棠

（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上海，20007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城学院，江苏 南京，211156）

作为海峡两岸中华同胞共同的记忆还原点，表现民国首都南京的城市影像，具备着在两岸三地追思民族共同记忆、感召华人身份认同的传播特质，同时更在全球化的传播语境下，具备了反思战争创伤、呼唤世界和平的影像蕴藉。然而，民国南京城市影像的传播难免受到两岸意识形态和民族感情的左右，投合于西方视阈的自我东方式影像传播也在一定意义上消解、扭曲了真实的南京城市空间。如何在南京城市影像的传播中，解决普世价值与民族感情之间的裂隙，达成对海外同胞国族认同的归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真实地自塑中国城市影像，仍需当下影人深思。

民国南京；城市影像；海外传播；异域情调

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是当代中国电影创作视阈中重要的地域文化空间。曾为民国首都的特殊历史地位，使得南京成为海峡两岸中华同胞共同的记忆还原点，基于民国大都会的怀旧叙事无疑令南京具备了阐发民国城市现代感的影像话语权；而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更让建立在南京民国城市影像之上的“国难叙事”成为铭记于民族、控诉于国际的重要影像表现题材。在此意义上，表现民国南京的城市影像，一方面具备着在两岸三地追思民族共同记忆、感召华人身份认同的传播特质，另一方面，更在全球化的传播语境下，具备了反思战争创伤、呼唤世界和平的影像蕴藉。

笔者在梳理表现民国南京的一系列电影作品的材料基础上，探究潜隐于城市影像背后的文化逻辑和话语蕴藉，更是在分析有关民国南京的影像叙事范式的前提下，着力于归纳南京民国城市影像的海外传播方式。

一、言说南京的身份

上世纪80年代前后，诸如《西安事变》（成荫，1981），《孙中山》（丁荫楠，1986），《开国大典》（李前宽/肖桂云，1989）等主旋律电影中相关南京的影像不在少数，这类影片往往着力于表现近现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宏大历史叙事，民国南京城只是其中“转瞬即逝”的一个空间影像。深受中国第三代导演传统镜头语法的束缚，此类影片遵照“故事空间—人物关系—故事本身”这一基本叙事逻辑，基本上是通过全景镜头对民国南京历史建筑进行景观式的再现。如《西安事变》中，实景拍摄的南京名胜就有：中山陵、美龄宫、总统府、何应钦公馆、中山门以及夫子庙。[1]这一处理方式在之后的影片中更是屡见不鲜，近年来的《建国大业》（韩三平/黄建新，2009），《建党伟业》（韩三平/黄建新，2011）也集中展示了南京总统府和音乐台。从影像传播的角度而言，地标性历史建筑是海峡两岸追忆国族共同记忆的时空基点。民国南京城市景观的真实影像记录，对于还原民国南京历史无疑具备真切的表现力。然而，80年代主旋律电影每每在对历史人物意志的阐发中选择性地忽视了市民生活对于历史事件的真切感知，全景镜头中地标化的民国南京城市景观，退化成展示伟人重大抉择的空泛影像空间，无从承载更多的话语蕴藉。究其本源，这种创作方式“强调的仍然是古都演变中的政治、军事等元素，这无疑是以宏大的政治叙事和精英叙事为主体的传统历史叙事观的影像体现。”[2]进而逐步丧失了艺术表现力和传播价值。

1995年，第五代导演吴子牛指导的《南京大屠杀》（又名《南京1937》）可以说是对上述现象的一种反拨，虽然这部影片对蒋介石迁都重庆等政治式叙事也有表现，但其叙事的中心放在了成贤、理惠子组成之跨国家庭的悲惨遭遇之上。并且，这部影片对南京城市影像的表现超越了以往景观式的记录，明孝陵外的四方城和熙来攘往的光华门虽然也是南京城市地标，但在影片中承载了更多的叙事功用。同时，影片展现的南京城墙上日军欢呼的镜头和日军在玄武湖畔驻扎的情节，赋予了城市景观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更让“斑驳古城”和“历史长河”对民族悲惨遭遇的亲历有了具象化的表现。进而，《南京大屠杀》实际上淡化了民国南京政治景观的影像表现，而侧重于城市历史影像的展示和南京文化氛围的营造。在成贤、理惠子举家逃难的镜头中，不时显现的书店、城门、学堂的残破影像加深了南京作为民国文化之都的底蕴，而小学老师书琴在战火纷飞之时坚持给学生授课的情节设置，尤其是影片塑造的自绝于书斋的晚清进士形象，均将“金陵文脉”演化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之文化血统的体现。上述影像特质，正为影片要达成的海外传播功用奠定了基础。

作为当时方兴未艾的两岸“合拍片”，由台湾龙祥公司出资的《南京大屠杀》具备着更为宽广的民族视野，在展现“国难叙事”的同时，更着力于加强两岸三地华人的共同国族意识。尤其是作为“九二共识”、“汪辜会谈”之后的重要历史制作，《南京大屠杀》也更多地承载了之于台湾的“统战使命”。一方面，秦汉、刘若英等台湾知名演员的参演，在两岸演艺界沟通并不频繁的90年代中期，无疑加剧了受众之于明星真实身份的额外关注。“身体是明星形象建构的物质基础，是明星通过电影表演与文化表演建构其明星形象的关键所在”[3]，正因为上述台湾影人的参与，观众对于演员真实身份的载体——身体，而非角色的虚拟身份投之以凝视的目光，成贤（秦汉饰）被日军殴打后的殷殷血迹，书琴（刘若英饰）被强暴的凄惨遭遇均在明星身体的导向过程中，转化成台湾与南京共同患难的银幕式想象。另一方面，影片还塑造了被迫参加日军的台湾人——石松，这个为不义战争所裹挟进战场的“殖民地”住民，在其他日本军人宣称“台湾就是日本的”的声浪中，罹患着国族认同上的窘境，而其因放走成贤而被日军虐杀的情节，更是对台湾日据历史的一种震撼式追忆。正是在此意义上，影片的故事层和话语层形成了一种巧妙的映射，故事中的角色和扮演角色的演员所共同遭受的身体戕害，都指向了演员的台湾身份，而成贤一家从逃至南京时的一句“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就具备了更多国族认同层面上的潜在意蕴。

正是在台湾演员（角色）的参与下，汇集于民国南京城市影像中的中华文化血脉和“国难记忆”拥有了为两岸民众所共同追溯的可能，《南京大屠杀》中的南京民国城市影像也正是在言说者的身份认同中，达成了还原国族记忆、促成国族认同的传播目的。

二、体察南京的视角

除却归化台湾民众历史记忆、达成两岸国族认同而外，《南京大屠杀》的传播功用还体现在反思战争历史，达成中日民族和解这一层面。成贤的日本妻子理惠子的角色设置，即将日军屠戮民众的暴行直接投射于日本民众之上，理惠子的女儿春子在日军扫荡国际安全区时险些被强奸，理惠子自己也因日军的身体戕害而早产下婴儿，这些都刻意营造了中日两国平民共同经受战争暴力的叙事语境，而被理惠子命名为“南京”的新生儿，兼具中日两国的血统，在日军暴力清洗后的废墟影像中被催生，更有着尊重生命、宣扬博爱等普世主题的意蕴。然而现在看来，上述情节设置并不具备合理性且过于戏剧化，主题设置上的刻意为之反而消解了南京城市影像在跨民族传播意义上的功用，在上映前后还被质疑为“伪人类主义”[4]。十五年后，陆川指导的《南京！南京！》在反思战争历史，宣扬普遍人性这一主题上进行了更有创见性的挖掘，尤其是其塑造的日本宪兵角川，为体察民国南京城市空间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

如若对民国南京城市影像中的日军形象进行梳理，之于日军官兵的人性挖掘并非《南京！南京！》首倡，《屠城血证》（罗冠群，1987）中的日本中尉笠原即为保护自己中国爱人的贞洁而亲手将其枪决，对其进行人性刻画的用意不可谓不明确，但令人惋惜的是，《屠城血证》中的日军形象仍然未脱五十年代将敌对势力漫画化、小丑化的窠臼，知名反派演员刘江饰演的桥本大佐可以说是上述创作倾向在人物形象上的某种延续。直接说中文的日军群像更充满了戏剧式的假定性，不符合历史真实的间离化表演，令影片失却了对侵华日军加以进一步人性挖掘的可能，这一弊病在香港导演牟敦芾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1995）也有显现。

采用“变换式内视角”[5]进行叙事的《南京！南京！》，分别采用国民政府军官陆剑雄、国际安全区教师姜淑云、拉贝秘书唐天祥以及日本宪兵角川正雄的视角（也可称“聚焦”），见证、亲历着一座城池的倾覆和其间上演的残暴屠戮。最终自杀的角川形象实属这部影片的“最为大胆的改写”[6]，因为有限性人物视角将不可避免的被人物意志所过滤，以角川的体验感知出发，无疑具备了“直接生动、主观片面、较易激发同情心”[7]的特点。然而，众所周知，“南京大屠杀”的伤痛是所有华人无法逾越的心理固着，“中国人的口号可能有50条，但他们实际上只需要一条就够了，那就是‘牢记南京’……”[8]相关于此的影像创作，似乎也必须遵循历史视野上的真实性和政治正确性，方能达成对惨痛记忆的忠诚铭记。正是基于此，同样表现“南京大屠杀”的《五月八月》（杜国威，2002）因季节表现的失真和市民生活的过度浪漫化甚至一度被“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拒绝放映[9]。在创作主旨上更具全球视野的《南京！南京！》或许一开始就没有局限于国内受众的观影惯性，激起观众同情的日本宪兵角川即便引起争议，也较为成功地达成了将1937年的南京——这一惨遭屠戮的人间地狱，托举到普遍人性的关注高度，并在全球化语境中加以审视的传播功用，第57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金贝壳奖的授予，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都是必须加以肯定的。

然而，以获取国外电影节奖项为导向的“影像生产”早已为学者和普通观众所诟病，《南京！南京！》在本土放映所引发的争议，恰也是上述传播导向所带来的副作用。并且，影片采取的日军人物视角未尽客观，而是浸淫着导演过多的主观意愿，正如经典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所指出的“不折不扣的所谓内聚焦是十分罕见的”[10]并且“感知的同化（摄影机替代主人公的眼睛）不一定导致象征性的认同”[11]。摄影机所代表的电影叙事者态度，或多或少地溢出了视角人物角川的主观意志，变成了导演个人意志的展现。最典型的便是《南京！南京！》中于史无据的所谓日军占领南京庆典，影像中大和民族的铿锵鼓乐和传统舞步，虽被主创者冠之以“异族的文化在我们的废墟上舞蹈”[12]，但其影像表意的民族性甚至有滑入自我民俗化的风险，在此意义上，导演“显然过度高扬自己的主体性了”[13]。

分析至此，不难看出，采用全球普世性而非本土民族化的叙述视角或许可以促成对南京城市影像的全新认知，但体察一个本土化城市，本身也就交织着全球性和本土性的角力，许多现代都市甚至被冠之以全球本土性城市（Glocal City）[14]而进行地缘身份上的自我澄明，民国南京城市影像的全球化传播似乎仍需解决全球与本土间的话语阻抗。围绕《南京！南京！》的赞誉和质疑正是这一传播窘境的表征。

三、想象南京的维度

由香港导演杜国威指导的《五月八月》同样着力于表现日军屠戮下的南京，但迥异于其他影片废墟式的残破城市影像，这部影片以有关南京的素描开头，一开始即着力于塑造江南水乡一般的民国南京影像，或许这部过分浪漫化而历史失真的影片仅在于传达一种有关家国伤痛、悲欢离合的怀旧式思绪，转化成素描的南京影像恰也只是一种有关民国南京的主观想象罢了。“怀旧电影所表现的并非是真实的历史”，它“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于过去的某些模仿”，而观众“消费”的“只是对历史进行模仿的表象而已”。[15]

有关于民国南京的怀旧影像其实不在少数，只不过往往与表现上海的城市影像交织在一处而变得不甚清晰。比如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半生缘》（许鞍华，1997），就讲述了一个往返于“南京”与“上海”的民国双城故事，香港导演许鞍华将其镜头下的民国南京处理成富户人家的厅堂和主人公出游的山水风景，除了一盘出现在家宴中的南京盐水鸭而外，民国南京在大都会上海面前似乎变得无从辨识，这更可说是民国南京影像传播过程中罹患的一种窘境。在此意义上，《金陵十三钗》（张艺谋，2011）的出现，是在民国怀旧电影的风潮中达成了南京城市影像的一次难得的自我发声。

无论是出离历史背景的怀旧影像还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国难叙事”，民国南京总面临着地缘性文化的失语。位于南京随园的国际安全区内吟唱的是风靡于上海、浙江的越剧（《南京！南京！》），而被日本军官誉为“支那文化之精华”的秦淮歌妓，在夫子庙的茶社内登台演唱的却是京剧（《屠城血证》）。虽然《金陵十三钗》没有深入挖掘包括“南京白局”在内的南京地方戏曲的自觉，但以南京方言营造的交流语境，秦淮河畔的“翠喜楼”，尤其是吟咏“瞻园”、“白鹭洲”而南京风味十足的小调“秦淮景”，均将民国南京的城市影像以更为民间的话语形式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了传播。影片具备的这些特殊传播效用都是必须加以肯定的。

然而，正如有论者所言：中国电影需要国际化视野，不要全球化模式[16]，围绕着金陵城内这座乱世之中的教堂展开的“救赎”叙事，仍旧上演着第五代导演标志式的“一种本土生产而全球配送和集体消费的文化商品”[17]。以冲击奥斯卡为己任的《金陵十三钗》，以虚掩的“教堂”之门抽离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历史，在一爿迎合“救赎”之普世精神的西方“飞地”中，执着地营造着西方视阈中的异域情调。秦淮河畔的风尘女子满城屠戮之时，执着地奔赴教堂（而非国际安全区甚或东方式的庙宇）避难，必须出卖肉体的卑下妓女偏偏会讲英文，这些在民国语境下不甚合理的情节完全可以在异域情调的叙事逻辑中得到弥合。并且，呈现于东方的苦难（日军侵华）最终被来自西方的解救者（白人殡葬师、冒牌的神父）所“救赎”，无疑又在营造一种固有的东西方文化秩序。白人殡葬师约翰·米勒从开头落入面粉堆而“雪白登场”的一刻起，其白人属性就被刻意影像化了，风尘女玉墨的刻意接触和教堂执事的执意挽留，也都仅关乎其种族外壳而非人格内里，这一虚构人物的塑造远不及历史人物真实（如被很多影片表现的德国人拉贝），并且从原著中真实牧师到影片中“二流子”假扮的伪牧师的转变，承继的更是“混混皆可为英雄”的美国式英雄观[18]。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巴柔将异域情调的固定书写模式抽象为三个层面：一是空间的断裂，在与世隔绝的他国空间中更好地享受异域的美景；二是戏剧化，将异域中的他者及异域文化幻化成舞台上的场景与画面，以便更好地标示出观察者（我）与他者的距离；三是性感化，支配他者，并建立起一些暧昧、复杂的关系：闺房的空间、人为的肉体享乐[19]。《金陵十三钗》完满地投合于这一异域书写模式。战火中的教堂（空间的断裂），冒牌的神父感怀卑下的妓女，进而营救了纯洁处女（戏剧化），当然还有“十三钗”艳丽的身体呈现以及与神父身体的交合（性感化）。这一切均令影片充满了为满足西方视阈而营造的东方意味，甚至是一种“基于男权意识的对狎妓盛世胜景的缅怀和向往”[20]。于某种程度而言，《金陵十三钗》更是令民国南京城市影像具象化为“翠喜楼”歌妓躁动的身体，达成了城市的“女体化”。

“尽管城市不时被男性化（被建构和驯化的空间），但它不过是男性无法找到（占有）女性的替代品。从这一意义上说，城市即是女人”[21]，而“妓女作为城市里的特殊人群，在一次次身体交换的过程中，参与建构着城市空间，并引导着在城市空间的推移中窥探城市的秘密。”[22]再现南京大屠杀中日军令人发指的强奸暴行，一直是相关影片无法回避且必须直面的影像内容，但妓女形象的出现，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性戕害的影像暴虐性。《南京！南京！》中，进入国际安全区的风尘女子小江为了解救安全区而自愿充当慰安妇，《金陵十三钗》中，约翰·米勒甚至安慰女学生说“这些女人”应付日本人更“专业”。本文无意于讨论卑贱的妓女相较于纯洁的处女所罹患的道德轻贱，但之于妓女用以交换之身体的刻意强调，原本可以表现“羊脂球”情结甚或“覆巢无完卵”的人物设置，忽然在东方式的异域情调下，变得无关于民族戕害或人性控诉，而是被转换成“权力色情化”[23]的消费符号，在这一畸变的传播方式中，被具象为“女体”的民国南京城市影像完全失却了其应用的民族性与主体性，成为供给于西方所凝视的性感能指。正如海外学者张英进所言，“当代中国电影制作人只是重新发现了清末民初颓废的享乐主义氛围”，“采用最新潮的好莱坞风格，将之美化、润色、包装为神秘的东方文化之精华，以充分体现被压抑的——实际上是重新被发掘的——中国式的性欲。”[24]

四、结语

民国南京的特殊历史地位，使其城市影像的传播难免受到两岸意识形态和民族感情的左右，并阶段性地影响到了南京民国城市影像的塑造；而新世纪以来，全球化语境下投合于西方视阈的自我东方式影像传播也在一定意义上消解、扭曲了真实的南京城市空间。如何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塑造民国南京影像，达成对两岸三地国族认同的归化；如何在南京城市影像的传播中，解决普世价值与民族感情之间的裂隙；如何避免以电影节获奖为导向的影像传播，上述问题仍旧需要当下影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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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夏鸣，张生编.国际检查局文书·美国报刊报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566-567.

[9]中国新闻网.专家称影片存在严重错误 南京拒绝《五月八月》[EB/OL].http://news.sina.com.cn/c/2002-12-09/1635834993.html，2002-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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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旭光.“后陆川”：“作者”的歧途抑或活力——以《王的盛宴》和《九层妖塔》为主的讨论[J].当代电影，2016(06)：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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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张英进.娼妓文化与都市想象：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商[A].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C].苏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89.

Identity, Perspective and Imagination Dimensions-- On the Overseas Spread of the Nanking Image in Republic of China

ZHAO Xuan LIU Tang
(Shanghai Film Academy，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2, China; Jincheng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1156, China)

As the common memory of the compatriot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the image of Nanking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on memory in the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 Kong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re is an image of reflection of war trauma and calling world peace. However, the spread of city image of Nanki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controlled by the ideology and national feelings on both sides. The self-orientated image transmission caters to the western visual threshold has deconstructed and distorted the real Nanking urban space in a certain sense. How to solve the gap between the universal values and the national feeling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city image in Nanking,how to achieve the naturalization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overseas compatriots, how to accurately shape Chinese urban imag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These questions deserve our deep thought.

Nanking; urban image; overseas spread; exotic

J909

A

CN22-1285（2017）052-058-07

10.13867/j.cnki.1674-5442.2017.04.08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南京民国城市影像的塑造与海外传播研究”（2016SJD760131）阶段性成果。

赵轩（1983-），男，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戏剧与影视学2016级博士研究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影文化。

刘 棠（1981-），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戏剧影视学与视觉传达。

（责任编辑：胡子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