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论视角下的档案资源建设与档案文化传播

胡琨

【摘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档案文化传播的繁荣，同时也促使档案资源建设领域产生变革。档案文化传播与档案资源建设相辅相成，“动态互动”。档案文化传播依赖于档案资源的积累，档案资源的建设也需要以档案文化传播为镜来进一步反思其内核、结构、类型等要素。本文结合“社会互动论”的理论视角，窥视档案资源建设和档案文化传播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实现。

【关键词】互动论；档案资源；档案文化；档案传播

在“社会互动论”中，“社会互动”被解释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背景下，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等在心理、行为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微观社会学层面，“社会互动论”又被称为“符号互动论”，其核心主张是“动态互动”。档案文化传播与档案资源建设之间的关系，应是互动共生，相辅相成。因而，在倡导加强档案资源建设的同时强调档案中的文化资源开发与传播，实为基于“互动”的统一性战略思考。档案文化传播依赖于档案资源的积累，同时也能进一步促进档案资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而档案资源建设也需要以档案文化传播为镜来进一步反思其内核、结构、类型等要素。

一、以“文化价值”为内核的档案资源建设

（一）档案资源建设的结构与趋势。档案的资源结构本已十分复杂，近年来，伴随信息时代的跨界与融合，又有越来越多的资源进入档案视域。从档案资源建设主体维度，可将档案资源分为国家档案资源和社会档案资源；从档案资源建设类型维度，可将档案资源分为行政-司法档案资源（包括公文档案资源、民生档案资源等）和社会-文化档案资源（包括口述档案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名人档案资源等）；从档案资源建设地域维度，可将档案资源分为城市档案资源和乡村档案资源；从档案资源建设介质维度，可将档案资源分为实体档案资源和数字化档案资源。在我国，国家档案资源概念由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毛福民在2002年提出。后有学者提出了社会档案资源的概念，即“由社会组织、家族家庭或公民个体形成、所有并管理”，并认为社会档案资源“区别于国家档案资源，倾向于公民个体个性化档案服务的新型档案资源，具有明显的服务性、开放性和社会性”。这与国际档案界积极倡导的社会-文化档案资源建设理念相一致。近几十年来，西方档案界从强调档案的司法-行政属性逐渐转向重视档案的社会-文化属性，尤其注重档案文化资源的建设和档案的社会公众教育功能。按照“符号互动论”的观点，人们采取行动，或者对别人的行动做出回应，或者以共有和交互的方式行动。社会互动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主要部分。文化是人们在交流中创造的，但人类互动的形式又来自于对文化的共享。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而这些成果又必须通过档案的记录和保存得以传承。因此，笔者认为未来口述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名人档案等社会-文化资源将成为我国档案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档案的官方文化回归到社会记录的本质上来，突显档案资源的“文化价值”。

（二）档案资源建设的“文化价值”内涵。国外学者U·O·A·埃思认为：保存档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档案对产生它们的国家的文化价值，档案是人民的文化财富，在文化领域上占据一定的位置。从文化角度出发，一个国家的档案是研究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信息资源。档案资源建设围绕“文化价值”内核，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档案资源收集的具体实践缺乏统一性的问题，澄清关于档案本质属性及其对社会价值的模糊与混乱认知。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米德认为，人类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意义的影响，并且多数文化意义是象征性的。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学习由社会建构并由大家共享的象征意义。人类互动是基于有意义的符号之上的一种行动过程。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档案资源建设的“文化价值”内涵就包括文化的各项构成要素，符号、价值观、规范、约制和物质文化等。符号是指一群人所认可的有意义地表达其自身之外的事物的东西，有语言、文字、校徽、旗帜等。如上海市教委通过建立上海话语音档案，把上海话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关于如何区分对与错、好与坏、违背意愿或符合意愿的观念。价值观可从民间传说、艺术、娱乐及其他媒介得到体现。如我国中央档案馆等7家单位共同整理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選世界记忆名录，这些档案体现了人们热爱和平、珍惜生命的价值观。规范是人们在特定环境下被要求如何行动、如何思考、如何体验的期望。规范包括社会习俗、民德和法律。如云南省曲靖市为记录和保护“刘兴帮把式舞”“彝山上的弦音”等特色习俗，专门建立“曲靖市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影像档案”。约制是人们被迫遵从社会文化，或者说以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行动。如各级各类档案馆都将部门工作条例、规章制度纳入归档范围。物质文化是一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物质形态，如书籍、衣服、工具等。如我国众多高校档案馆设置了实物档案分类，收集名人字画、奖杯奖状、荣誉证书等。

二、以“档案资源”为基础的档案文化传播

（一）档案文化传播新的时代特征。档案工作的最终目的在于档案信息资源的社会利用，档案文化传播是实现档案资源全民共享的最有效举措之一。进入21世纪，伴随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跨越式发展，档案文化传播日益普遍和活跃。同时，档案文化传播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首先，“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档案文化的大众传播提供了现实性与可能性。近年来，档案的社会记忆观逐渐被档案学界关注并接受。档案文化的社会记忆与社会建构离不开社会大众的主体参与。传统的档案文化传播模式是以官方为主体的自上而下式，社交媒体的迅速崛起，可以让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人群”进行大众传播。因而，新型的档案文化传播模式将是官方为主的自上而下式与大众为主的自下而上式的结合。其次，“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档案文化传播的途径与内容。在前互联网时代，档案文化传播途径主要依赖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传播的内容多以文字为主，图片为辅，形式较为单一。而在“互联网+”时代，伴随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社交自媒体的兴起，档案文化传播的途径得以拓宽，录音、录像将与文字、图片共同构成立体丰富的档案文化传播内容。最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丰富了档案文化传播的形式。传统时代，档案文化传播以编研书籍和图文展览为主。“互联网+”时代的档案文化传播借力新技术，可通过网上展览、开放电子档案信息、及时与大众互动等形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