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政治经济学评析

时间：2024-04-24

王伟

摘要：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世界政治、经济，以及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均有重要影响。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切入，系统梳理新自由主义的内涵、演变及其本质特征，总结回顾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并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理论评析，以期全面认识新自由主义的精华与糟粕，避免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出现失误和曲折。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思潮;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F091.3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7-0001-03

引言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学思潮，是对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创新与回归，其核心是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新自由主义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备受冷落，经历了长达40多年的自我完善和雕琢，在市场经济理论、市场运行机制、货币政策与商业周期、理性预期与新增长理论、企业产权理论、消费函数理论和经济方法论等方面均取得了系统性的成果。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滞胀危机，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1]。自此，新自由主义开始政治化并向全球蔓延，1985 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①随后又炮制了“华盛顿共识”。②1992年刚刚从苏联解体独立出来的俄罗斯，接受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哈佛方案”，推行“市场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和经济稳定化”三位一体的“休克疗法”。此外，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在东南亚也很有市场，大有席卷全球之势。新自由主义传入我国，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传播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出版物、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学术论坛、讲坛等，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的传播影响深远。一方面，作为学术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具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惕。实践证明，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2]，1989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的学潮和社会动荡就是历史的教训。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全面私有化、绝对自由化和全盘西化，必须坚决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鉴于此，全面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和本質、系统梳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客观评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新自由主义的内涵、演变及本质特征

（一）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从利己主义出发，基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主张财产私有化、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其完成形态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因此，新自由主义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3]。

广义上讲，新自由主义包括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蒙代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罗勃凯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派[4]。

（二）新自由主义的演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兴起、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蓬勃发展，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受到严重冲击而逐渐式微。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一部分经济学家，仍然迷恋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兰格①等经济学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然而，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彻底暴露了自由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弊端，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逐渐占据了经济学主流地位，罗斯福新政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但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索，长期的矛盾积累使资本主义进入了高失业、高通货膨胀、低增长的滞胀困境。新自由主义将矛头直指凯恩斯主义，认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是滞胀的根源。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同时，新自由主义众多流派的经济主张再次进入主流视野，如现代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等[5]。这些学派从不同的角度对凯恩斯主义发起了挑战，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逐渐兴起。

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占据了主流地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新自由主义为执政理念，大规模推进私有化，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压缩社会福利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干预。美国总统里根以经济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为中心，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把现代货币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供给学派等极力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特别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推上了美国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宝座，使新自由主义逐步步入极盛时期[5]。

20世界90年代，美国开始推行“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为了服务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战略，新自由主义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基础上，又扩展了“全球一体化”，强调各国政府应开放商品市场、金融资本市场，放松对外资限制和监管，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开辟道路，以便控制他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乃至整个经济命脉[6]。然而，随着拉美、东欧及俄罗斯等国家转型的失败、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逐渐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天生缺陷和片面性，以及作为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掠夺工具的邪恶性。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影响力逐步减弱，在中国也愈渐式微[7]。

（三）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

新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在经济上主张市场万能，彻底私有化、全球自由化和福利个人化;在政治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鼓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8]。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从经济上看，是一套缓和资本主义矛盾、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论体系;从政治上看，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自始至终维护的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归纳起来，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主张私有化，反对公有制，反对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私是人的天性，只有私有化才能保障个人的自由，才能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才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哈耶克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在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或是属于独裁者，谁操有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管制我们。个人将丧失一项最宝贵的权利——自由思想的权利，必将导致极权统治、通向奴役之路[9]。

2.主张市场化，反对国家和政府的经济干预。主张建立公平的交换规则、经济人自由竞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10]的引导下，就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机会平等能够产生效率”，国家干预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都不像市场机制在产品、收入和资本的配置上那样有效率[11]。建立公平透明的规则、保证每个人在市场竞争或其他场合中机会平等，是效率实现的源泉。

3.主张全球自由化，认为各国取消经济保护、开放资本市场、放松外汇管制、取消关税和投资限制，让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要素除外）在世界范围内自有流动，有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比较优势的发挥[4]。

4.主张福利个人化，认为高税收、高福利必将弱化投资和储蓄，充分就业使经济缺乏弹性，全面福利滋生人的惰性，这一切都会导致经济上的低效率。

然而，事实证明，私有化在理论上是唯心的、政治上是危险的、现实上是有害的[12]。没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财富和地位不平等，“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又如何能够实现呢？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分化，必将导致更大的不公平。资本的贪婪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已经反复证明了市场的失灵，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只不过是资本逃脱管制追逐剩余价值的表现。以“华盛顿共识”为宗旨的全球自由化，则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表现，使发展中国家丧失经济主权。福利个人化的根源也是为资产阶级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而服务的。

二、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影响

第一，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改革开放之后，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几经起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大解放，制度环境比较宽松，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带有非常激进的色彩。一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否定毛泽东、反对社会主义，以专题片纪录片《河殇》等形式故意歪曲、丑化和贬低中华文明史、革命奋斗史。二是通过非法活动对抗人民政权，如策划北京“西单民主墙”事件、煽动群众游行示威等，妄图使中国“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13]，“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14]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增加了更浓的学术色彩，自由派知识分子支持改革开放，支持经济领域深入变革，并且在融入全球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私营经济、保护私人产权、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决策层再次形成共识[12]。进入新世纪，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生态环境、道德滑坡等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倡倡导的改革模式，认为社会不公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市场机制。新自由主义则认为中国仍处于“权力经济”，完善市场经济、推行政治改革，是解决社会矛盾、促进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这种争论仍在继续，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备受争议，逐渐式微。

第二，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积极影响。新自由主义在促进思想解放、推动市场经济建立、完善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的观点、主张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观点、主张减少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的观点，主张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观点，主张加强法制将政府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的观点、主张尊重人权和人的自由发展的观点，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某些研究方法，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1]。

第三，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消极影响。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全球扩扩张的工具，自然在我国也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新自由主义鼓吹全面私有化，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方面带坏了社会风气、引发了思想混乱、削弱了党的领导，另一方面，私有化的过程中滋生了腐败、拉大了贫富差距、激化了社会矛盾。新自由主义鼓吹全面市场化，放大了资本逐利的负面效应，在房地产等领域滋生了巨大泡沫，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制造了新的不公，这些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风险。新自由主义鼓吹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全面自由化，造成了部分民族产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削弱了自主创新能力。此外，新自由主义在思想领域、生活方式领域也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

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政治经济学评析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科茨（David M.Kotz）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15]。对待新自由主义，我们也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客观辩证地去分析和评判。

首先，新自由主义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16]。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新自由主义虽然在经济治理工具层面有所丰富，但是贫富分化、劳资矛盾、社会不公、资本的逐利性造成全球秩序失衡等深层次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新自由主义无法完成的任务[17]。

其次，新自由主义有悖于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18]。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和价值观是个人主义，主张个人的幸福优于社会的幸福，这既不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利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新自由主义是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作为既定的、无须论证的前提，由此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这是历史唯心主義的命题[19]。盲目追求自身利益势必会对社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比如毒牛奶、地沟油、转基因、资源环境破坏等，都是新自由主义利己思潮引发的祸根。新自由主义宣扬国企企业低效论，却没有看到一些私营企业通过压低工资、破坏资源、污染环境、偷工减料、偷逃税款等不良手段获取高效率，给社会和谐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

最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鉴吸收;但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则必须坚决地反对和抵制[3]。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而不能用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20]。

结语

纵观新自由主义发展演变的历史不难看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并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主要是因为在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理论储备和创新，有比较扎实的学理基础和比较严谨的思想逻辑，对现实经济问题量化的、实证的分析，更具有客观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虽然可能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但对微观问题的细致观察有利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因此，其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评析，应该本着事实求是的精神，从思想逻辑和学理上进行分析，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而不能无视其理论支撑只从概念和观点上评析，不能无视其思想逻辑只从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上评析，不能无视其合理成分只预设立场为了批判而评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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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俊.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经济师，2014，（8）：46-47.

[3] 刘国光，杨承训.关于新自由主义思潮与金融危机的对话[J].红旗文稿，2009，（4）：18-21.

[4] 程恩富.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影响[J].求是，2005，（3）：38-41.

[5] 于同申.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沉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5）：140-147

[6] 何秉孟.新自由主义：通向灾难之路——兼论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渊源和区别[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1）：124-137.

[7]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国内社会思潮——基于2017及当前的分析研判[J].人民论坛，2018，（6）：10-11.

[8] 王永贵.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真实面目[J].红旗文稿，2015，（5）：8-12.

[9] [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的道路[M].王明毅，馮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0]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1] 李松龄，栾晓平.公平与效率的理论综述[J].山东社会科学，2003，（4）：2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