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时期周恩来对民众的政治宣传工作论析

全紫红

【摘要】东征时期，为了赢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减少东征革命军讨伐陈炯明的阻力，周恩来全权负责政治宣传工作，唤醒其革命积极性，争取其支持并加入讨陈之役，以推进东征的胜利进程。

【关键词】东征时期；周恩来；政治宣传工作

无论战争是否具有正义性，都无法消除百姓对其的排斥与恐慌，这自然增加了国民革命军东征之役的难度。基于此，两次东征周恩来一直较为重视对民众的政治宣传工作，且主张工作方式应该注重灵活多样性，使民众易于接受。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革命大义、革命形象深入民心，更得到了民众在运输军需物资、提供敌情等方面的有力支持。

一、启迪民智，唤醒其革命意识

受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中国百姓对于当权者的蛮横欺压虽埋怨甚深，但多敢怒不敢言，这使得唤醒民众的革命意识尤为重要。基于此，周恩来在开展政治宣传工作时极为注重揭露民众所受到的压迫与苦难，并指出其享有自由、民权等权力，借以启迪民智，唤醒其革命积极性。

在具体工作中，周恩来力呈陈军及帝国主义英美法等列强的罪恶以及民众所受到的摧残、压迫之深重。如在《革命军东征告市民书》一文中便将陈炯明、洪兆麟、林虎等欺内媚外的嘴脸于数字间显露无疑：陈、洪、林等“非但以苛捐杂税勒饷剥削我们市民”，且“他们且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要我们更受不平等条约锁链”；《为东征告市民书》中则更为形象地呈现了民众与陈军及帝国主义的对立，“人厌谈兵”“兵多匪多”“人民失业”等现状的存在，一是因为“文武大官争权夺利，好战喜功”。二是“因外国人屡次欺负我们中国，譬如外国人强行管理我们的海关。”字里行间将民众与陈军、帝国主义者的深仇大恨展露无疑，更容易激起民众的反抗情绪，增强民众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憎恶、痛恨。

总之，为了唤起民众的革命意识，周恩来在组织宣传工作时紧扣民众所受到的水深火热之苦，同时根据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唤醒了民众的革命热情与革命积极性。

二、呈现敌我迥异，凸显革命军为正义之师

东征军刚入城时，百姓多闭门不出，有的店铺门面甚至还张贴着“已被洗劫十次”“洗劫一空、无力经营”等字样，使民众消除对东征革命军的误解，正确认识东征革命军便成为周恩来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具体工作中，周恩来注重对比革命军与陈军的迥异，以消除有关革命军“共产”等各种讹传，为民谋利益的正义之师。如在《敬告东莞县民》中将陈军的匪类行为“当敌人离去县城时，竟有县民横遭乱军之抢劫！”与革命军的“不仅以此等匪类行为，为破坏革命军之声誉而痛恨之”原则进行对比，同时许诺“惟本校以后当尽力使驻在地不再发生如此不幸事实，以弥我们今日之遗憾”。还特将革命军的装束做了特别说明：革命军“颈系红巾”“上衣均系翻领”。《革命军第一军告平山民众》的布告中则将直指革命军东征讨陈的革命大义：“打倒他们，便是打倒帝国主义的第一步。”并将东征革命军的讨陈意图上升到了解放中华民族的层面：“要打倒他们，东江人民才可安宁，才算是始谋中华民族的解放。”在《东征军安民布告》《告东江父老兄弟》《〈告〉人民同胞》等中都竭力呈现陈军“残害人民”与革命军“保护人民”的现实，突出革命军为民请命、为民谋福等正义之师。

三、情真意切，呼吁军民联合共同御敌

铺陈军民得胜的美好愿景，呼吁民众支持革命军，共同讨伐陈军。如《为攻克惠州告广东人民书》中极力渲染军民合作除陈后的光明前景：“统一广东”“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周恩来在石龙军民联欢大会的演说中更是呈现了“人民应与革命军联合起来，如同兄弟一样互相亲爱，互相提携”将敌军打倒的美好愿景，演说中的这段话在热烈的联欢会氛围中更具感染力。

在军民联欢活动中，周恩来则主张以激昂、能调动民众情绪的口号来引导、敦促民众转向支持革命军。他在联欢会的演说词中多次指出革命军东征是为解除人民痛苦而来，但“全恃本校军队，力量太少，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短短几句话，民众对革命军取得胜利的影响的重要性展露无遗。在开各界联欢大会时，必不可少的活动便是唱革命歌、唱杀贼歌、呼口号等等。轻松愉快的氛围，辅之以激情的演说，让民众认识到讨伐陈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宣传效果更佳。

四、周恩来政治宣传工作的特点

（一）夯实宣传队伍，确保宣传工作有序进行。为了更好地开展宣传工作，周恩来专门组建了战时政治宣传队全权负责相关工作，东征出发前夕政治部还特调来擅长潮梅语、广东语、东江语者充实到宣传工作队伍中。所到之地，尽力用地方方言或者地方民众能听懂的语言开展宣传工作，进而减少宣传阻力，使革命理论为更多民众所熟知、接受。在开联欢会时还安排工作人员将蒋介石、周恩来等人的演说词翻译成当地语言以使更多民众了解革命军、了解国民政府。此外周恩来所领导的政治宣传工作人员在开展宣传工作时还注重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宣传，在步行、乘船或坐船时，在乡村、城镇、码头、车站等地方，宣传队都要散发传单、小册子、画片，张贴标语、口号、布告等等。

（二）将宣传重点与宣传客体的利益紧密结合，突出宣传针对性。求得心理认同是消除对方抵触情绪的重要前提，而寻找双方利益的共同点和契合点便是达到心理认同的重要途径。纵观史料可知，周恩来领导政治工作人员进行宣传时不仅将民众所痛恨的陈炯明的恶行披露无疑，更注重承诺解决民众所密切关注的实际问题。如对百姓荼毒甚深的烟赌问题，民众所密切关注的民主权力问题，苛捐杂税的免除等等。具体而言，广东国民政府在取得革命胜利后便致力于解决宣传中的诸多“保证”，并敦促民众积极参与到具体实践活动中来，以此诠释革命军所宣传的革命主义，彰显广东国民政府的革命性。在宣传工作的具体开展中，对宣传对象实际问题的关注无疑更能打动被宣传者，使其卸下戒备心理，这更利于宣传工作的开展，并能使宣传工作取得更好效果。

（三）简易宣传方式，灵活宣传策略。简易宣传方式、灵活宣传策略是周恩来政治宣传工作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其政治宣传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派发浅显易懂的宣传印刷品，其中宣传印刷品中主要以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等人的画片为主，浅显传单为副，能让民众更深刻地铭记革命领袖，从而加深民众对广东国民政府的印象；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召开军民联欢会、提灯会，教唱革命歌曲，演讲等宣传方式则带有一定的娱乐性，更能让宣传者易于、乐于接受宣传内容；在宣传品的措辞、表述上力求浅显、通俗化，能使民众更容易理解宣传品所传达的内容。

（四）宣传工作贯穿东征行军始终。为了更好地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周恩来给各行军队伍配备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政治宣传工作。据史料记载，东征途中，宣传队印发了国民政府领导人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等的相片，20余种革命理论标语以及各种小画报。其中仅在第二次东征中所散发的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等的相片各10万张；标语8万条；小画报20万张。《告东江人民同胞》20多万份，《告市民传单》10多万份，《告农民传单》20多万份，联欢大会传单亦有20万之多。据《东征时期之政治工作概略》记载，在第二次东征中第一纵队所开联欢大会总计达61次，对民众演讲总计达878次。从这些数据分析，周恩来对民众所开展的宣传工作的重视可见一斑。

通过宣传，民众逐渐认识到了革命军与陈军的迥异，消除了对革命军的排斥，革命军途经之地，人民纷纷燃放爆竹以示欢迎，欢呼“欢迎革命军”，甚至纷纷加入讨陈之役。在军事行动中，许多民众还自愿为革命军提供陈军的军事情报、引路担任向导、担任挑伕、提供食物等等。民众的支持不仅使革命军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后顾之忧，更缓解了革命军挑伕匮乏、军资供给等方面的难题，保证了东征胜利的取得，为北伐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后方基础。

此外，周恩来在东征时期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对其后来的政治教育工作、革命工作、经济建设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革命、经济建设等是实践活动中，相关工作理論，工作方法日渐成熟，为我党对群众的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